陈明琨：海外学者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角色的认知

【内容提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不是一时一地之变，而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而中国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重要角色，海外学者围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与世界权力的转移、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变革、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等展开了探讨: 西方对世界的主导权日趋式微，中国推动世界权力自西向东转移；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秩序，促进国际秩序变革与完善；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要把握战略机遇和应对风险挑战；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与美国必须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梳理和总结海外学者的观点，有助于从他者视角更加科学看待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有助于批判关于中国角色的认知错误， 从而促进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关键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世界权力 国际秩序 中美关系 中国角色

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研究事关长远、事关全局、事关根本的重大战略课题，“特别是要深入研究如何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重大问题。

当前，国内学界围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成因、特征、表现、应对措施等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对国外学界相关成果的研究与分析不足，而充分认识和把握海外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研究动态，是开展国内与国外学术界对话的重要前提。同样深处变乱交织的世界，海外学者十分关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对新时代以来海外学者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角色的认知进行认真梳理和深入分析，将对新时代中国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所裨益。

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与世界权力的转移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生成和展开与世界权力的变迁紧密相关。长期以来，西方是国际秩序的中心，美国以自我为圆心建立起圈层化的全球性权力等级体系，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核心是建立在美国的力量优势地位和自由主义治理原则基础上的等级秩序，美国在规则和稳定性的提供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百年大变局深入演进，资本主义总体性危机不断转移、扩张和深化，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这要求依据国家能力重新划定权力关系，重构世界权力体系。

1.世界权力分配从西方向东方倾斜

海外关于世界权力变迁的探讨日渐升温。美国著名学者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mnski）曾指出，伴随全球力量分布基本格局的转变和全球政治觉醒新现象的出现，西方对世界的长时间政治统治几十年来一直在减弱。如今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从七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全球政策结构比例正在发生变化……一个全新的世界正在冉冉升起”，世界权力分配逐渐向东方倾斜。

一方面，世界权力的转移与资本主义的危机紧密关联。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不平等一直是其显著表现。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指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导致了系统性危机，“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世界处在危险的境地。英国新经济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法恩布勒（Miatta Fahnbulleh）引用众多调研机构的权威性数据指出，近年来在不同国家、不同侧面、不同指标上均显示资本主义正处于危机之中，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建立在对自由市场、放松管制和小政府的信仰之上的信条，在过去40年里一直主导着社会--已经达到了极限。美国学者约迪·迪安（Jodi Dean）则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新封建主义的特征，新封建主义具有主权被分割而呈碎片化、新的等级制度导致不平等加剧、城乡差别拉大和不安全感被放大等鲜明表现。

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世界权力版图。波兰经济学家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Grzegorz W.Kolodko）认为，当今世界正在上演冷战结束后世界权力的重置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正与这一过程相契合：巴西里约热内卢番达曹格图里奥瓦尔加斯大学教授奥利弗·斯图恩克尔（0liver DellaCosta Stuenkel）进一步指出，“全球南方”的崛起与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是平行发生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ison）则表示，“从未见过世界上出现像中国崛起这样造成全球力量平衡发生如此快速的结构性变化”。海外学者普遍认为，过去30年的世界权力转移是真实的，而且是不可逆转的，全球事务将不仅通过增加多极化来定义，而且还将通过非极化来定义，西方单独执掌世界权力的地位正在发生改变。

2.东西方经济实力的升降在世界权力变迁中起关键作用

政治权力在本质上是经济实力的产物。在海外，更多人把中国而非美国视为头号经济强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一趋势正不断得到加强，令全世界重新审视中国的影响力。美国经济学家安托万·范阿格特梅尔（AntoinevanAgtmael）认为，重心开始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全球领先地位的火炬正在传给中国，美国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软实力正在萎缩到主导地位所需的门槛以下。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院教授马库斯·陶贝（Markus Taube）指出：“眼下全球的确正在经历一场我们很长时间没有看到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北美地区的经济正在逐渐失去其在全球的重要地位，中国以及东亚国家的经济地位正在上升动力强劲，所以先前的世界力量平衡正在转变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1年4月数据显示，过去20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8.7%，较美国年均增速高出6.9个百分点。市场普遍预计，未来15年中，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认为，到2030年，中国在经济上很可能跃居世界第一，提前几年赶超美国“始自1750年的西方称霸的局面大体会逆转”，“全球权力从西方世界向非西方世界转移的现象将越发突出”。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报告预计，到205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世界前10位的经济体中有7个是非西方国家，前32个经济体中有21个（包括日本）将来自非西方世界。世界经济领域西方色彩的淡化，直接驱动世界权力的去西方化和去美国化。

3.中国和美国世界影响力的变化推动世界权力转移

世界权力分配是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国和美国对世界影响力和引领力的变化推动了世界权力的转移。关于美国在21世纪的国际地位问题，加拿大学者阿米塔·阿查亚（AmitavAcharya）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美国仍将是21世纪世界的主要力量，但不会再独霸在军事、经济和外交方面的主导地位”。虽然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依然强大，但它的软实力，即它保持信任、激发情感和鼓励他国效仿的能力却有明显下降。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奉行的单边主义、新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在国际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MacMian）认为：“特朗普对美国盟友的欺凌以及他对北约和欧盟的攻击，削弱了几十年来一直为美国及其合作伙伴服务的关系。” 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度项目所开展的公众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国外民众对美国的信任感持续下降。对于华盛顿和北京哪一个是更重要的合作伙伴，德国人的意见几乎持平，37%的人选择美国，36%的人选择中国。在他们进行的另一项调查中，询问了法国人哪些国家最有能力应对未来几十年的挑战，仅有3%的人选择了美国；36%的意大利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应集中精力与中国建立起密切的关系，而30%的意大利人认为应选择美国；只有28%的英国人相信美国会在国际事务中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这一比例在过去五个月里下降了13%。

4.东西方应对新冠疫情的不同表现进一步推动世界权力转移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成功应对大流行病的要素是国家能力、社会信任和领导力，这需要一套胜任的国家机制、一个为公民信任和接受的政府、一群高效的领导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在应对危机方面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由于东亚比欧洲或美国更善于管控局势，全球的权力分配将继续向东转移”。相比之下，美国对新冠疫情的反应笨拙至极，比中国糟糕100倍，在应对疫情大流行方面的巨大失败加剧了一场信心和能力危机，其威望也大幅下滑，国际公信力持续地受到侵蚀。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虽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方向，但却会进一步加速权力和影响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从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转向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海外学者认为,在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的最终崩溃中,这场流行病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总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世界权力的转移为显著特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日益出现颓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正在快速崛起，改变着世界权力的结构。世界权力消长、经济实力升降、世纪疫情冲击等多重因素叠加，推动世界权力发生了自西向东的转移态势，这一转变在实践中正在不断深化。

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变革

迄今为止，任何一种新的全球力量的出现，都会导致国际秩序的重大变化。作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变量，中国的强大正在促进全球力量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必然会对国际秩序特别是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与完善产生影响。中国在世界舞台地位的提升在国际社会备受关注，许多海外人士认为，在“现代性竞争”的时代中国的发展强大将会以一种影响极其深远的方式改变世界的面貌，有力塑造国际秩序。

1.中国融入并支持现有国际秩序

世界著名咨询机构兰德公司发布的《中国和国际秩序》战略报告指出，虽然中国的发展强大将会产生一个大国关系紧张和竞争加剧的时代，但是中国过去20年的行为并未显示其在对抗或破坏现行国际秩序，而是在扮演一个“有条件的支持者”，虽然中国的举措确实对美国构成了挑战，但不会对国际体系的基本完整性构成威胁。新加坡资深外交家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表示，近年来，中国一直向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主要全球多边机构靠拢支持现有国际秩序，而美国却与这些机构渐行渐远。美国丹佛大学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认为当前国际上有些人士对中国存在误解，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并取代美国的地位。但实际上，中国是现存国际秩序最大的受益者，也是现存国际秩序最大的参与者。中国寻求的是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追求的是“大家共赢”。

2.中国加入并改变现有国际秩序

海外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加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只是为了从内部改变它。中国在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个方面崛起，推动世界从冷战之后的单极独大时代走向多极竞争时代，多极世界的回归正迫使美国战略家重新思考军事、安全和外交影响力与工业和贸易之间的关系。有西方学者指出，中国的持续崛起改变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治理机构的传统权力结构，标志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新政治经济秩序的到来。中国发展成为超级大国，提供了区别于西方民主市场经济模式的另一种选择。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正在全球制定宏大的战略目标，全球格局正在逐步被中国有意识地改变。美国经济学家大卫·戈德曼（DavidP.Goldman）提出了“中国塑造”一词，他认为，东南亚国家、中东国家跟中国越来越亲密的关系说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合作伙伴、搭建属于自己的全球合作矩阵，而“发展中国家接受并适应中国技术、资本、商品与基础设施的过程就是逐渐被中国影响和塑造的过程”。

3.中国参与并完善现有国际秩序

海外更多学者指出，中国在大力推动改革开放的同时，并没有扰乱世界体制，中国甚至加大了对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的推进和完善。因为大变局的“变”并不仅仅在于中国的发展强大，还在于中国希望完善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将西方霸权主义的旧秩序更新为多极的、公平的、和谐的国际新秩序。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迈克尔·林德（MichaelLind）认为,“中国的强大并没有产生一个两极的国际秩序，而是创造了一个多极的国际秩序”。因为中国的参与和推动，国际社会正在从剥削性的西方主导体系转向基于相互尊重、平等、公平、正义和正向合作的体系，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竞争将会更加“百家争鸣”，而不再是完全由来自西方的行为体所全面主导。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亚历山大·V.罗曼诺夫（Alexander V.Lomanov）指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正是有了中国的参与，人类才能步入平衡、协调、包容的全球化发展新阶段。”坦桑尼亚学者奥马尔·姆延加（Omar Mjenga）表示，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为捍卫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权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完善国际秩序确定了开放包容的正确方向。阿根廷中国问题专家司芙兰（María Frances-ca Staiano）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深度调整的国际秩序，中国相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中国关于国际秩序的理想主张，旨在团结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

总之，海外学者从不同的立场、视角、方法分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得出的结论也有差异，但都说明了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必须重视和发挥中国的作用。

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样性机遇和复杂性挑战并存，积极的建构性因素和消极的阻滞性因素交叉重叠”，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变革。变革会催生新的机遇，但变革过程也往往充满风险挑战。因此，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临机遇和挑战共生的复杂局面。

1.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面临的重要机遇

德国历史学者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August Winkler）指出，“单极时刻”的短暂性在 21世纪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美国绝对霸权的冲击下体现出来，一种新的“多极化”体系开始形成，这也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性机遇。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

一方面，新技术的迭代兴起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经济和战略优势。印度学者莫汉·马里（MohanMali）曾指出，技术发展和经济变革是影响国家发展和国际格局的重要因素，新兴技术起到关键作用。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教授斯劳特（MatthewSlaughter）认为，数据是中国争夺经济和地缘政治优势的主要领域，“中国正在颁布自己的技术权威模式，认识到塑造数字权力规则是地缘政治竞争的关键组成部分”。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正努力推广其数据治理模式，并通过在国外建设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促进数字贸易来扩大数据获取渠道。中国主导的平行互联网世界的惊人崛起，使中国至少在从机器人技术到人工智能的数字技术方面成为领跑者。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大学教授杜布拉夫科·拉多舍维奇（DubravkoRadoševic）认为，数字技术推动数字经济的兴起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重要机遇。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A.Michael Spence）表示，中国通过科技创新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能调整经济结构，又能提高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面临重要契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全面开展抗击新冠疫情国际合作，赢得广泛的国际赞誉，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话语的本质是权力，如果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利用发展机遇成功打破西方的话语垄断，就能够掌握更大的国际话语权。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外交政策智囊团认为，中国在用一种试错的态度提高话语权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中国的话语权——设定和塑造全球叙事的能力——正悄悄上升。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格罗塞尔（Pieme Grosser）指出，针对美国霸权的赞美话术，中国系统地构建了另一套话语体系：中国的例外主义、有受国际环境所迫采取的应对措施、中国自身没有野心以及围绕天下观形成的宽容治世态度这些表述与美国咄咄逼人的说辞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以寻求改变政治制度为目的，侵入性较弱，更容易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中国在对外传播和推广具有广泛影响的术语和词汇如“生态文明”“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概念方面越来越有信心和能力。中国在寻求更大的话语权方面正在缓慢但坚定地取得进展。

2.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面临的风险挑战

当前，中国发展进人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美国巴克内尔大学教授朱志群指出，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其他一些国家越来越把中国的发展视为对其国家利益的威胁，这些国家普遍没有准备或不愿意接受中国的崛起。马来西亚亚太战略研究院院长杨元庆（Tan Sri Michae Yeoh）认为，虽然中国的经济转型成果重大，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包括人口老龄化、环境恶化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还有海外学者总结了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临的五方面挑战：第一，不断强大的中国被赋予固有的“原罪”概念，这种先人为主的偏见将中国的强大视为一种另类存在。第二，受美国价值观支配而建立起来的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具有排他性，将使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提升面临困难。第三，中国取得了巨大进步和成就，但西方媒体的报道有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仍会针对个别事件故意放大中国的缺陷。第四，随着中国继续发展壮大，不仅大国而且小邻国的复杂反应都将成为其外交议程的重要任务。第五，过度追求外在影响力可能会阻碍中国对其自身地位和形象真实而清晰的认知。

此外，面对“一带一路”倡议，一些西方国家污蔑中国“要用一个基于中国共产党原则和实践的新秩序取代以民主为基础的'自由国际秩序’，这将危及各地的民主社会"。拜登政府的新印太战略报告指责中国“正在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在印太地区寻求势力范围并寻求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这为美国及其盟友在该地区增加军事投入、提升军事实力提供了借口。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Campbell）描述了美国对亚洲战略重点的转变。他认为，“21世纪历史的大部分将在亚洲书写，美国首次认真地将其战略重点、经济利益和军事力量转移到印太地区”。这些因素都将对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构成障碍。

总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危与机并存，中国在大变局中面临如何把握机遇和如何应对挑战的双重考验，这对中国在大变局中进一步增强生存和发展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如何正确处理中美关系是关键。

四、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中国和美国是影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走向的关键变量，“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与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直接相关，中美关系影响全世界”，中美关系也是海外研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角色的焦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安全和繁荣。另一种是抱持零和思维,挑动阵营对立，让世界走向动荡和分裂。两种选择代表着两个方向，将决定人类前途和地球未来”。海外学者围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美关系进行广泛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美国将中国看作“全方位等量级的竞争对手”

美国政界和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对美国产生了系统性挑战，成为“全方位等量级的竞争对手”中国的强大和自信将会产生一个中美关系紧张和竞争加剧的时代。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称“一个新的竞争时代”到来了，“这些竞争要求美国重新思考过去20年的政策，这些政策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与竞争对手的接触以及将其纳入国际机构和全球商业活动，将使它们成为良性参与者和值得信赖的伙伴。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前提被证明是错误的”，美国长期的对华接触战略正在落下帷幕。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美国家间竞争视为比应对恐怖主义更重要的国家安全首要问题，要求大力培养竞争心态。美国政府正在建立联盟以在军事上威慑和遏制中国并经常公开诋毁中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Blinken)在任内首个外交政策演讲时提出，处理中美关系问题是“应对 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也成为拜登政府优先关注的八个问题之一。

一些海外学者认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美竞争是激烈的、结构性的、系统性的。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顾问内森·莱文（Nathan Levine）表示，“意识形态竞争将成为更)泛的中国-美国战略较量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Rudd）则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将主导几乎所有政策领域：贸易和投资、金融市场、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外交政策、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在冷战后作为唯一超级大国、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以及公认的国际秩序领导者的地位。中美竟争将影响全球几乎所有地区，因为它将国家、公司和机构吸引到日益二元化的竞争中来。

2.美国对华政策的争论：对手还是伙伴

处理中美关系，“首先要回答的是，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这是一个根本的、也是管总的问题”。事实上，美国对华政策在“接触一脱钩一遏制”三个方面摇摆。美国学者围绕“接触还是遏制”“和平还是冲突”“共赢还是零和”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展开了一场“学术论战”，代表人物有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约翰·伊肯伯里（G.JohnIkenberry）、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J.内森（Andrew J.Nathan）等。

有的海外学者夸大中国的威胁，主张美国对华政策从“接触”转向“脱钩”甚至是“遏制”。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战略是其最严重的外交政策灾难之一，接触政策即美国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希望它变得更加繁荣，乐见其增长。由于一个更强大的中国肯定会挑战美国在亚洲乃至其他地区的地位，因此美国合乎逻辑的选择应该是很明确的：减缓中国强大的速度，而另一种遏制战略本可以防止或至少推迟中国作为威胁的出现。华盛顿应该设法减缓中国的增长必须与盟国密切合作以遏制中国的崛起，不仅要推迟它成为大国的那一天，还要确保它永远不会成为同行的竞争对手。曾任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的杜如松（Rush Doshi）认为，中美将有漫长的博弈，建议美国立即采取政策通过更积极的多边外交“削弱”中国的影响力，并通过加强同盟关系和鼓励国内复兴来“重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还有学者强调美国要与全球化自由贸易划清界限，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并且对中国采取鹰派外交政策。

当然，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不会威胁美国的地位，不必夸大中国的强大。面对“中国威胁论”和“对华遏制论”，约翰·伊肯伯里等针锋相对地提出：“遏制将使美国及其伙伴更加分裂，自由国际秩序更加混乱。美国将会在经济上输给其他从对华贸易中受益的国家。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声誉会被削弱，也许是无法挽回的。最终，该战略无法阻止中国的继续强大。”也就是说，遏制中国的成本远大于收益。安德鲁·J.内森也认为，中国正在变得强大，但是在很多领域存在弱点，不必过于夸大中国的不断强大，中国只是地区和全球的几个主要大国之一，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重要影响但并不必然威胁，“高估中国的威胁与低估它一样危险”。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克制理论”。“克制”可以被看作“华盛顿对减少军事化和激进外交政策的任何提议的简写”。美国大多数民众赞成通过外交手段而不是军事干预来应对中国强大，避免对中美关系采取对立态度，而是要优先考虑多边主义、外交和与中国的合作，以应对气候危机等生存威胁，这些都促进了“克制阵营”的兴起。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在推荐加强美国联盟和参与多边机构的同时，也建议美国欢迎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挥更强大的作用，接受许多国家在中美之间平衡的需要，并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公共卫生等共同关心的领城寻求协调。

3.寻找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体是世界，这个变局并不是仅对中国而言的，而是对整个世界而言的，需要全球共同应对。“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要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思考和谋划。”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科学处理中美关系。

首先，美国必须承认和适应中国的发展。波兰经济学家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指出，“中国的绝对地位，以及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力正在提升，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会继续提升……中国的发展不会停止”，“中国在世界面前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中国变成了引领潮流的国家”。阿根廷经济学家马蒂亚斯·卡鲁加蒂(MatasCarugati)表示，“中国强大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从中期来看美国必须适应在多极世界中以更合作的态度维护自身利益，换言之，美国应当学会适应新的国际格局并与其他国家共同分享权力”。

其次，中美之间应避免陷入“新冷战”。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S.Nye）提出美国与中国不应陷人“新冷战”，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不同于美国与苏联的关系，两国的社会结构已经深深地交织在一起，而且在物理上不可能将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等生态问题脱钩，这需要一种能够同时完成竞争与合作这两件相互矛盾的事情的战略。中美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需要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而不是通过单方面施压和威胁来实现，通过对话和合作，中美可以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并推动国际秩序的建设。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认为，中美之间应秉持“有管控的战略竞争”，并提出“建设性现实主义”的观点：一是确定双方必须遵守的有限的硬性限制；二是如果双方能够就这些规定达成一致，那么一方就必须接受另一方仍将试图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优势，同时避免突破限制；三是即使在竟争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在一些关键领域也会有合作的空间。从现实看，美国对中国的限制措施并未奏效，反而让中国加快了自主研发和替代进口的步伐，并促使中国加速将 AI应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新冠疫情更加表明，大国无法通过单独行动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必须加强合作。

最后，中美之间不仅有竞争，更有广阔的合作空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斯蒂芬·韦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强调，单极霸权已经结束，美国试图通过军事部署等手段遏制中国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华盛顿必须认真争取北京在核心目标上的合作，从而更好地建设一个宜居、可治理和繁荣的世界。埃及开罗大学学者努赛巴·阿什拉夫（Nussaiba Ashraf）认为，美国面对世界变局应该承认霸权的衰落，并寻求国家间的合作。美国两位前国务卿詹姆斯·艾迪生·贝克（JamesAddison Baker）和乔治·普拉特·舒尔茨（George Prat Shultz）认为，气候政策不能成为中美冲突的另一个源头。事实上，这两个大国可以利用气候作为合作的手段，持续释放“碳红利”，为世界带来更大的繁荣。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美双方都应该专注于互惠互利的领域。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保罗·希尔（PaulJ.Heer）认为，华盛顿需要认识到新的历史力量平衡，承认美国国内政治危机的严重性及其国际声誉的侵蚀。与此同时，拜政府应设法克服国内政治制约因素，这些制约因素阻碍了以更理性和建设性的方式与北京打交道，这意味着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的性质进行更准确的评估，并以更多的合作元素和对话来补充竞争方式。一味搞“去全球化”，鼓吹所谓“经济脱钩”“平行体系”，最终只会损害本国和各国的共同利益。

总之，中美关系深刻影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趋势，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对手并不符合两国的利益。中美两国要从全球利益出发，在竞争中开拓合作空间，谋求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之道。

五、关于海外学者相关研究的评析

综观海外学者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角色的研究可以发现，海外学者围绕中国与世界权力的转移、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变革、中国在大变局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在大变局中处理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析，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我们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参考但是囿于各种原因，海外学者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我们对相关研究成果一定要审慎对待，对其有益的观点加以吸收，对其错误的观点进行批驳。

1.海外学者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角色研究的主要特点

首先，海外学者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角色的研究领域广泛。总体来看，海外学者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角色的研究，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军事各个领域特别指出中国在各个方面的进步以及未来的上升态势。例如，在经济领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在改变世界经济结构，对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断增加；在政治领域，新兴国家不再愿意被西方大国的霸权主义所束缚，渴望建立国际新秩序；在生态领域，中国成为世界环保格局的重要变“中国在为一个陷入困境的星球实施环保主义”，对全球环境保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其次，中国在世界科学技术领域的变化引起海外学者的关注。古巴学者卢维斯雷·冈萨雷斯塞斯（Ruvislei Gonzúlez Saez）认为，“随着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技术、机器人技术等领域的迅速崛起，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和广泛认可”。美国学者鲁奇尔·夏尔马（Ruchir Sharma）认为：“如果说你认为中国还不是完全的领导者的话，至少在从机器人技术到人工智能的数字技术方面，中国已经是领导者。由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中国竞争对手主导的平行互联网世界的惊人崛起--或许是中国增长速度仍然快于并有望赶上美国的主要原因。”美国经济学家大卫·戈德曼（David P.Goldman）认为，“美国以为自己在云服务上限制中国，但中国有一些非常强大的云服务提供商帮助中国。美国以为自己可以在芯片上限制中国，但中国华为已经自主研发操作系统和芯片，并在2023年下半年重新进入5G手机市场”“在先进技术领域，中国正迅速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中国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有自己的国内外战略布局和执行力，美国则不然”。

最后，海外学者特别关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美关系。相比于前几年海外学者还在讨论世界格局是否在变动，近几年海外学者的研究已经逐渐形成世界正在“变”的共识，而中国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重要因素。很多海外学者将中国与美国进行对比研究，认为中美权力关系的变化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问题。

一方面，海外学者认可世界格局正在变动，部分学者承认美国相对衰落和世界权力转移。英国学者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正推动世界秩序进入权力较为分散的多极化状态。经过俄乌冲突等一系列事件，西方世界的公信力正在下降，很多新兴国家认为“西方有选择地适用其规范，并经常对其进行修改以适应自己的利益，西方声称维护规则与秩序缺乏可信度”。巴西FGV国际关系学院斯佩克托尔（Matias Spektor）认为，全球南方国家因为见证了美国及其盟国经常违反规则，现在全球南方的大多数国家都难以接受西方关于“基于规则的秩序”的主张，开始逐渐放弃跟随西方国家而保持中立。世界正在摆脱西方主导体系的桎梏，转向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协商共享的合作体系。

另一方面，海外学者认可中国是百年大变局中的重要因素，将中美权力关系的变化看作大变局的核心问题。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治学者拉伊夫·迪兹达雷维奇（Raif Dizdarevic）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改革取得的成效，对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的全局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未来中国的影响力还将继续增强。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强大的中国无时无刻、无所不在地影响着美国和世界秩序，“关于全球秩序的决定性问题是中国和美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还有学者认为，中美之间的权力争夺是未来持久的话题，中美竞争是影响世界局势的最大变数，两国要同时考虑竞争和合作两个方面，而把当今中美关系描述为“合作竞争”或“可管控的竞争”更为合适。

2.海外学者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角色研究的优点与不足

海外学者多角度的研究中不乏闪光点和值得借鉴之处。例如，海外学者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角色的研究洋溢着浓厚的务实主义风格，在历史层面、现实层面、实践层面进行深入分析，进行专业的策略探讨和推演。另外，海外部分学者能够理性看待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乐见“全球南方”呈现出的无限生机。华盛顿和平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克利福德·基拉科夫（CHiord A.Kiracofe）认为，美国“希望在全球恢复领导地位”实际上是其霸权思维的体现世界格局的变动不仅是中美关系的变化，而且是中国倡导的和平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和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霸权思维的碰撞。“全球南方”国家代表着地球上绝大多数人，大家期待国际社会有稳定的国际局势，希望能够建立和平共处、正义平等的世界新秩序。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是中国对美国的替代，而是中国倡议的平等的世界新秩序对美国主导的霸权主义旧秩序的替代。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地方。

但是，我们一定要清醒认识到，由于受政治立场、社会舆论、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原因的影响不少西方学者的研究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研究的落脚点依然是为了给西方国家“出主意”“提建议”，希望美西方能够继续保持霸主地位。基于此，我们对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一定要保持审慎和鉴别力。例如，美国学者朱利安·格维兹（Juian Gewirz）虽然肯定中国实力快速增长以至于中美力量对比达到前所未有的相近程度，但其目的是让美国团结起来。尽快行动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重现他曾经历过的“光荣时刻”。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研究员丹尼尔·萨梅特（DanieJ.Samet）认为，以色列虽然是美国的牢固盟友，但是在中国强大的过程中以色列和中国的经济贸易、军事合作越来越多，这会对美以关系带来危害。他建议美国适时敲打以色列，引导以色列远离中国，如果以色列执意如此的话，美国要做好对其进行惩罚的准备等。另外，美西方学者往往把中国视为“他者”甚至“破坏者”，经常对中国的政策进行歪曲理解，渲染“中国威胁”。例如，将中国提出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解读为“到2049年，北京明确表示要超越美国”等，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并予以坚决驳斥。

综上所述，海外学者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角色的研究范围广泛、成果多样。他们中多数人肯定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发展强大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分析了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对未来变动的趋势作出了分析和预测，这为国内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借鉴，对中国做好相关研究、阐释和宣传工作也有启示意义。第一，我们要更全面深入阐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与外延，更全面地展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带给世界的积极意义。第二，我们应当更加强调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定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重要作用。第三，我们要向世界表明，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树立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第四，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注入中国力量。当然，对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也要持审慎态度。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1、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

[2]于洪君主编:《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

[3]辛向阳:《科学社会主义视野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10期。

[4]〔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

[5]〔新加坡〕马凯硕:《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全球化智库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年。

[6]〔美〕亚历山大·阿涅瓦斯编:《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争论中的全球资本主义》,李滨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