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影像如何进行公共表达？《洗头记》在东京纪录片电影节

2024年12月初，东京纪录片电影节在东京新宿举行，华语纪录片《洗头记》和《Republic》成功入围。

《洗头记》由凹凸镜DOC参与制片。影片讲述疫情期间一位被困家中的父亲（导演本人）为改善与儿子的关系，主动为儿子洗澡洗头的故事。3岁儿子有“俄狄浦斯情结”情结，对母亲过于依恋，而对父亲莫名抗拒，致使父亲有些嫉妒。疫情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修复亲情的机会。

在日常的琐碎中，偶尔的争吵、短暂的分离、给儿子吃药、带儿子做核酸检测等生活细节，两人的关系变得逐渐牢固。与此同时，这位具有深厚中国传统观念的父亲慢慢意识到在教育儿子方面的缺陷。

东京纪录片电影节期间，凹凸镜DOC采访到《洗头记》的导演康世伟和制片人米本直树，聊了聊东京纪录片电影节，中日纪录片，以及私影像如何进行公共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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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头记》海报

凹凸镜DOC：这次去参加东京纪录片节最大感受是什么？

康世伟：这次去东京只去了周末2天，是我行程最短的一次。最大的感受就是在极短的时间接受太多的信息。我最早知道这个电影节是2019年，我当时在东京制作我一部影片的后期。间隙，铁木真公司的房满满导演带我去东京纪录片节看她的短片《出柜》，这部片子获得了最佳短片奖。当时的观影体验是满口山东话的人物配着日文字幕，理解起来比较困难。

东京纪录片电影节规模不大，但专业度很高，往往都是骨灰级“票友”才来买票观影。毕竟东京生活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人们并无太多闲心关注现实生活之外的现实。由于这个影展不是“国际”电影节，只针对日本本土观众，因此所有影片都带日文字幕，而非英文字幕。

康世伟在东京纪录片节与工作人员的合影

凹凸镜DOC：米本先生呢，作为《洗头记》制片人参加东京纪录片节是什么感受？

米本直树：对日本观众来说，这是一部外国电影，同时它也是一部非常私人的电影，所以我很高兴这部作品得到认可和赏识。

凹凸镜DOC：您应该多次参加东京纪录片节，日本纪录片创作者对东京纪录片节评价如何？

米本直树：东京纪录片电影节是一个刚刚成立7年的新电影节。不仅有日本的纪录片制作人，许多海外创作者也参加这个电影节。然而，在日本纪录片仍然不是很多人感兴趣的类型，我希望有更多观众来参加这样的电影节。

东京纪录片节等候入场看《洗头记》的观众‍‍‍‍‍

凹凸镜DOC：你的《半世缘》去过东京纪录片提案大会，而且是日本铁木真电视公司签约纪录片制片人。请讲讲你和日本纪录片行业的渊源和故事。

康世伟：最早的渊源是2017年我在台北的“世界华人纪录片提案大会”上拿了“东京纪录片提案会邀请奖”，那次在台北就认识了米本直树先生和刘珊珊女士，然后当年就去日本参加Tokyo docs。

实际上很多年前我就认识NEP（NHK Enterprise）的制片人今村研一先生。2017年参加完Tokyo docs之后，今村先生就以制片人的身份代表NHK收购了《半世缘》的日本版，因此我2018年夏天又去东京做《半世缘》的电视版《心中的诗人》的剪辑。

那段时间，我和米本直树，刘珊珊，华蕊芳他们常一起玩，也在东京认识了一些朋友。我还推荐我当时工作的高校川大锦江学院19岁的本科生的纪录片参加TOKYO DOCS中的“亚洲之彩”（Color of Asia）项目，并成功入围。2018年秋天，我帮我的本科生再次去东京提案（本来该他去的，结果他跑美国留学了），过程中又见到米本和珊珊，一起喝酒加深了认识。

2017年康世伟去东京提案纪录片项目现场

2018年年底刘珊珊作为导演来成都拍一部名为《新兴文化在成都》的纪录片。他们拍摄了三个人物唐蕾（成都摇滚教母），毛继鸿（时尚业企业家），李龙（画家）之后，发现现有的三个人物不足以支撑影片的时长。刘导突然想到我也是成都人，抱着“找不到人拍就拍朋友吧”的心态，他们就来拍我，作为继音乐、时尚、绘画后的一个影视符号。《洗头记》中那段视频就截取自《新兴文化在成都》中来我家的采访。

铁木真公司签约制片人主要针对我帮他们把《爆走风尘》推向国际市场这回事，当时签约作为中方制片人，责任是把这个片子继续往国际推。当然，为了加强合作，后来我也陆续推荐了好几个中国导演的片子给日本，基本也获得了他们认可。

2019年，米本直树先生再次邀请我去日本制作《广场上的舞蹈》的日本版《被遗忘的舞者》，以铁木真公司的名义收购了这部影片，并在NHK WORLD（日本国际传媒）播出。那次，也认识了日本专修大学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土屋昌明教授，并邀请我的影片去专修大学分享交流。

2018年东京提案，认识朋友加深友谊

凹凸镜DOC：米本先生为什么会参与《洗头记》制片工作？

米本直树：2017年，我在CCDF（全球华人纪录片提案大会）见到了康导演。他的纪录片《半世缘》参加了提案，我对这个作品非常感兴趣，并想办法接触他。那一年，我们再次在Tokyo Docs（东京纪录片提案大会）见面了，还找了个地方一起喝酒。从那时起，我们加深了友谊。

我加入《洗头记》的制作，是因为当每个人都因疫情而过着封闭的生活时，我认为有可能在各国分享同样的感受。当然，康导独特的幽默感也是我加入项目的重要原因。

2019年《被遗忘的舞者》在东京剪辑

凹凸镜DOC：我记得此前《爆走风尘》你也是制片人，这部片子现在情况如何？和日本创作者合作有什么特别感受。

康世伟：《爆走风尘》最开始是2020年疫情的时候，刘珊珊和高仓天地导演找到我，让我做摄影师，拍摄疫情中的卡车司机。生活不易，我很快接单。拍完之后，我认为这个题材很有国际潜力，而非一部日本本土的片子，因此打算把它推到国际上，我很快给导演画饼并说服了他，这也符合导演想走国际路线的期待。当时《爆走风尘》这个提案项目几乎把东亚地区所有提案大会的大奖都拿完了，台北，东京，广州等等，挺风光。

但是，过程中导演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同时也有经费上的困难，导致预期后来并未实现。铁木真公司当时为这部片子已经投入了很多钱，由于需要长期跟拍，又是长期没有回报的情况下，这个项目不可能一直走独立制片式的“持久战”风格，而拿到钱最简单快速的方法就是找NHK，成为NHK的一个“收编”项目。

因为这片子2017年的前传《暴走风尘》（2017年叫《暴走风尘》，2020年叫《爆走风尘：疫情中的卡车司机》，2024年叫《新·爆走风尘》，是三部片子）在日本口碑很好，也拿了大奖。有了前面的积淀，憨厚的NHK就又掏了腰包。因而《新·暴走风尘》还是一部日本纪录片，并未真正走出国门。当然，这部影片最终获得了2024年第40届日本ATP（全日本电视联盟）最佳纪录片奖，也是可喜可贺的事。

2020康世伟开始作为《爆走风尘》的摄影师参与，后续又以中方制片人身份参加多个提案活动

凹凸镜DOC：《洗头记》是一部私影像，私影像纪录片在日本容易被接受吗？日本私影像纪录片的创作如何？

米本直树：日本也有私影像，但我不确定它们在日本是否更容易被接受。我认为这取决于电影本身。正如原一男导演的《前进，神军！》这个案例所示，许多电影中都有明显体现导演存在的迹象。目前，一部名为《我们应该做什么？》的纪录片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部电影由一位兄弟拍摄了20多年，讲述了他的姐姐开始出现精神分裂症症状，他们的父母拒绝承认残酷的现实，并阻止她去看精神病医生的故事。

凹凸镜DOC：《洗头记》是在疫情中发生的故事，让私影像具有很强公共性，日本观众看到疫情场景能感同身受吗？

米本直树：我认为我们可以感同身受。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日本。但我们特别同情抚养孩子的困难和美好。在东京纪录片电影节的展映上，一位母亲在谈论这部电影的感受时碰巧哭了。这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凹凸镜DOC：《洗头记》因为涉及公共议题，让影片更有丰富性。你觉得私影像应该如何进行公共表达？

康世伟：我觉得私纪录片应该介入公共语境。否则就是家庭录像，自己放在硬盘里等老了悄悄拿来回忆的。并不是说家庭录像没有价值，而是另一种价值。私纪录片的第一关键词是“纪录”，而纪录片本身就有公共传播的性质，加上“私”这种限制性的意蕴，就有些自相矛盾的味道。然而，这也正是私纪录片的魅力，因为它比公共题材的纪录片具有更多猎奇性，有一种欲语还休、欲擒故纵的诱惑力。

此外，我拍《洗头记》除了解决父子关系这个“私”问题之外，还想分享一种价值观和教育观。我认为“教育”不过是想让受教育者按照教育者设计的思路成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规训行为是一种自我意淫，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互相影响，共同成长的两个人。如果二者之间带着爱的话，便有了珍贵的情感纠葛。

凹凸镜DOC：此前你的纪录片《红孩子》受很大的关注，谈谈你纪录片创作和中国的缘分？

米本直树：我在大学主修中国文学专业。当时，我读了王蒙的小说，对这个国家（中国）的复杂性和人们面部表情的戏剧性就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这让我加入了一家名为铁木真（Temjin）的公司，该公司制作了许多中国纪录片。我对人们的非理性命运很感兴趣，并且我认为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当我制作一部关于四川地震的纪录片时，我也强烈地体会到了这种荒谬感。

凹凸镜DOC：我知道你一直特别喜欢米本的《红孩子》，米本也是《洗头记》最早的参与者，为什么这么坚定的邀请他加入？

康世伟：我喜欢《红孩子》是因为题材和表达手法，米本导演把一个严肃的政治话题消解得很有趣，也很生动，这是他的导演功力。但我邀请米本先生参与《洗头记》制片工作和我喜欢《红孩子》没关系，主要是私交的原因。

一方面，我认为《洗头记》作为教育话题，更多可能引起东亚观众的共鸣，而非欧美观众，因此我把前期做的片花（trailer）给米本先生看。另一方面，当他看了片花后，虽然很喜欢片花的感觉，但仍然提出疑问。他无法想象成片究竟什么样？什么点可能打动日本观众？其实大多数纪录片项目在前期都有这个问题，这种情形下，米本就不是通过片花来判断，而是他对我的了解。他认为我无论是做片子还是做人都有某种幽默的风格，从他个人来讲，是欣赏这种风格的，因此他很快便坚定地加入到团队，我们一起现身提案，入围了国内两个纪录片提案会。

《洗头记》原名《在疫情中沐浴》在新鲜提案大会上的陈述

凹凸镜DOC：在东京经常有一些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放映活动，你对中国独立纪录片了解多吗？日本现在还有独立纪录片概念吗？

米本直树：每年我都会举办一场名为“Docu Memento”的纪录片活动，我遇到了来自日本专修大学（Senshu University）的Masaaki Tsuchiya（土屋昌明教授），他向我介绍了许多中国独立电影。之前，我们放映过徐童的《挖眼睛》和王我的《没有电影的电影节》。然而，我觉得我对中国独立电影的认识也不是十分深入。日本也有“独立”的概念，但在许多情况下，它只意味着“自筹资金、自行制作”，也就是没有资金或发行商的意思。

2024东京纪录片节放映场地外

凹凸镜DOC：我看网上对《洗头记》的评价在形式和技巧上都比较认可，但对于内容却有两极化的现象，有人看了觉得温暖，有人觉得难受，两派人甚至互相争论。但你作为导演怎么看？

康世伟：一方面，我看网上有很多评价说这部影片很“爹味”；另一方面，映后有陌生观众和朋友找到我，说：“别理豆瓣那些人，其实你一点都不爹味，相信我，他们才有问题。”听了那么多评价后，我完全是懵的，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爹味”是啥意思。

但很明显，两伙人流露出对立的立场。一方面，同一部影片文本，不同观众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也不稀奇。我猜测或许因为价值观，生活经验，伦理认知等方面的异同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所以我在想，这或许正是纪录片的魅力，和剧情片不同，纪录片跟我们的生活世界直接相关。

《洗头记》导演一家

例如，米本直树的母亲在现场看了之后就告诉我她很感动，老母亲说影片让她回忆起几十年前，米本小时候，她也是这样给米本洗头的，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犯过同样的“错误”，毕竟当爹妈的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有两位日本观众在映后提问的时候哭了，一位是中年母亲，说影片让她感受到了温暖，另一位是即将当父亲的中年人，说影片给了他对幸福充分的期待。

此外，纪录片不同于家庭录像“报喜不报忧”，正因为这部影片真实得很彻底，甚至更偏重“冲突”“犯错”等戏剧性（内容上属于负面）表达，提供了强烈的代入感，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观众的情绪，激发他们对内容做出判断，而忽略了影片的技巧和形式。无论怎样，我很好奇“非爹味”是一种什么感觉，说不定我能在生活中再演一遍。

康世伟导演与制片人米本直树在《洗头记》映后交流现场

凹凸镜DOC：你最近在创作什么新项目？未来还可能拍摄中国题材吗？

米本直树：我目前正在进行一些我不能告诉任何人的“秘密项目”。除此之外，我一直在拍摄家乡一条名为“地狱谷”的古老酒吧街，它有70多年的历史，但这个地方很快就会被拆迁并重建。饮酒过量有时对健康有害，这当然也不是好习惯，但人们仍然喜欢喝酒，而且“地狱谷”就是最后仅存的一个社区（老酒吧街）了，我想把它记录下来。

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再次来中国拍纪录片，但我认为我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人今天的处境。

凹凸镜DOC：可以透露一下新项目计划吗？

康世伟：和米本同志一样，新计划保密。不过，我之前有个计划还没完成，就是关于拍摄“灰尘”的计划，还处于拍摄中期，大致属于诗意模式纪录片，暂命名为《尘埃帝国》。

关于导演：

康世伟

文学博士，纪录片导演，日本铁木真电视公司（东京）中方制片人，厦门理工学院教师。代表作包括：《轮回情》、《广场上的舞蹈》、《暴走风尘》等。作品曾获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华盛顿华语电影节“最具社会价值奖”、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奖提名、华语音乐影像志“最佳导演”奖等。执导的纪录片在加拿大国家电视台CBC，日本NHK，凤凰卫视等媒体播出。

关于制片人：

米本直树

主要为NHK导演和制作纪录片。他在日本获得过很多奖项，包括代表NHK电视纪录片最高荣誉的ATP最优秀奖和银河奖等。他主要关注人类故事、文化和社会问题。他还通过纪录片《红孩儿》（Red Children）与德国和台湾进行国际合作，与亚洲电影人合作，同时在NHK世界频道制作了《亚洲透视》和《亚洲色彩》等不同版本。

剧照、海报由片方提供

采访者：沙丘

编辑：张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