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 后代聊斋
作者:易小荷
有使命感的写作
余少镭按
2024年4月底,我跟另两位朋友,跟着小荷在本书杀青前最后再走一趟凉山。我们去的,正是文中提到的雷波县瓦岗镇。短短八天,那里的一切,对心灵的冲击,远非文字所能尽述。别的不说,因为全程都是我开车,好歹我也有近三十万公里的路感,进藏两次,常自吹老司机,可大凉山第一天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此后每天都打醒十二分精神,不敢有分毫大意。最后虽然全须全尾回到成都,但不得不承认,凉山的路,第一次让我心生惧意。难以想象,那样的路,如果是在冬天,冰雪覆盖,该如何行走。生活方面,自诩颇能吃苦的我,最后也差不多到了忍耐边缘,从上海来的一位朋友,干脆提前三四天当了逃兵。而小荷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孤身一人在这里前前后后生活了近两年,跟当地人打成一片,这份坚韧,习惯于都市生活的人,难以想象,也让我这样的男性汗颜(只是个人感想,没有性别歧视)。当然,最让人揪心的,就是凉山女性的命运,性别之不公及其带来的对女性的重压,在这里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而这,也正是小荷写作的意义所在——让更多享受着(相对而言的)现代文明、坐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房子里、一口拿铁一行字的女权呼吁者,都来看看,亟须性别平权的,不在笑声不断的脱口秀场,而在欲哭无泪的封闭大山。
如此坚韧不拔的写作,是真正有使命感的写作。所以,今天转发小荷自己写的这篇自述文章,为她的新书《惹作》鼓与呼。
这两年,我在大凉山见证的“生与死”
文|易小荷
我的新书《惹作》今天正式出版,离《盐镇》至今两年了。
这两年的大部分时间,我仍旧在行走,只是走得更远了些,进入大凉山的腹心地带——所谓的东五县:昭觉、美姑、布拖、雷波和金阳,在群山间游荡、悬崖边行走,在浓得化不开的云雾中寻路。
东五县是彝族人的土地,他们的世界“一边是神,一边是鬼”,越往深处走,越无法用汉语沟通。在那神奇的大地上,我时常处于失语状态,连比带划,抬起头四处仰望,山和山之间纠缠重叠,仿佛世界尽头。
不停地行走和采访,我和一个彝族姑娘的故事相遇了,她叫“惹作”,彝语的意思是“再来一个男孩”。
15岁出嫁,18岁当了母亲,几个月之后就服毒自杀了。她没有身份证,也没上过一天学,没坐过火车,也从没走出过这片土地。她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是大数据上不存在的人,也是被这个世界遗忘的无名亡灵。
一切的缘起要说回到2023年6月,一位读者看完《盐镇》后给我留言:“谢谢你能看到那些底层的女性,但是中国地方之大,还会有更多被遮蔽的女性……”这句叮咛像是一只银铃,在我心中叮当作响,我摊开地图,一片绿色的等高线映入眼帘,那是大凉山。
我在四川出生长大,时常会看到戴着头巾、背着竹篓的彝族女人,在路边售卖草药、蔬菜或水果,表情总是怯怯的,很少开口说话。在城市里,她们几乎是隐身的,没人知道她们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却常有人对她们指指点点。
那些不负责任的评价是如此浅薄,我试图反驳,却发现自己除了看过一些彝区的风光照,听过一点毕摩和苏尼的传说之外,对彝族文化和风俗一无所知。看到那位读者的留言之后,我突然想去大凉山看看,最低程度也可以了解一下,那些穿百褶裙、戴银头饰的女人过着怎样的生活。
01
所有人都劝阻我,让我不要来“这个地方”,即使住在西昌的彝族人,居然也有相当多的人一生都没有踏足过东五县,没有和那些“高山上的人”喝过酒、交过心。
我第一次出发,从西昌去了美姑,接着去了昭觉,几乎每件事情都不顺利:预订的酒店无法入住,约好的联系人无故失联……坐上喧闹拥挤的乡村巴士,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这里居住的大多数人只会讲彝语,我几乎无法跟当地人交谈,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和我交谈。
有次提着零食去拜访一户人家,隔壁大嫂暗地里提醒他们:“她是个坏人,是来拐小孩子的。”
昭觉县日哈乡。这里像许多乡村一样,年轻人都外出求学打工,平日里只有老人和小孩
我和一位彝族女孩的合影,她叫我“汉族妈妈”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彝族孩子就要帮家里干活,汲水、砍柴、洗衣、煮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在美姑、昭觉和布拖都一无所获,我才发现,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好好地讲这里的故事。环视四周,这是一片山势险恶、峡谷深邃的红土地,景色独特,极为罕见。但我来了这么长的时间,所邂逅的外来者,就是一个攻读人类学博士的姑娘。据说她的导师当初愿意招她,是因为去几内亚还是哪里,她可以忍受一个月不洗澡、很长时间连口水都没得喝的状态。我俩最深的缘份,就是在布拖的火把节上找厕所,又在突如其来的暴雨中抱头逃窜,各归其所。
我那时在昭觉的日哈乡的驿站待了两个多月了,发现自己被卡住了,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去哪里,也不知道要不要留在这里。
驿站是木制的阁楼,窗户有若干缝隙和孔洞,每晚睡觉之前,需要把自己的某件衣服挡在黑洞洞的窗户上,即使如此,早上也总能被觅食的大黑猪吵醒。有天晚上睡至半夜,我在那张嘎吱作响的床上醒来,背上是被跳蚤咬的小疙瘩,手臂上是紫外线的晒伤,它们各有各痒,我胡乱地在身上狂抓了一气,站在窗前发了一会儿呆。
那个时候,我差点放弃,直到收到阿喜的邮件。
在驿站住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窗户都没有窗帘,所以视线清晰,能从那里看到各种被放养的小动物,颇有乡村野趣
这里景色独特,温差变化也大,我四处走走、流连忘返,没有预料到,手臂竟会被紫外线灼伤,一到夜晚就奇痒难耐
02
阿喜是一个眼神清澈的彝族姑娘,那时候27岁,在大学读研究生,我们在日哈乡的驿站相遇,她来参加侯老师举办的人类学短训营,而我是无意中闯进去的。
我们一起给小孩子梳头,给她们讲故事,陪她们玩游戏,所以她知道我不是人贩子,她说过她们那个地方特别偏远,后来她又在信里告诉我,她的家乡有许多女性故事,有些让人微笑,有些让人叹息,还有一些,足以使人失声痛哭。
接到邮件的时候我正在昭觉,那时暴雨刚停,我换下沾满泥点的鞋子和沦陷的裤子,冲上一辆拥挤的乡村巴士,勉强混了个位置,左边是一个大竹筐,右边是一个更大的竹筐,脚下还有一只被捆住双脚的鸡,它似乎把我的鞋当作某种食物,过一会儿就伸嘴啄一下。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婆婆看到了这一幕,轻声说了一句什么,像是在骂那只鸡,也像是在骂我。
车窗外就是悬崖峭壁,几十里绵延不绝,每到拐弯处,我都会忍不住倒吸冷气,甚至还想回头看看我的灵魂追上来没有;而每遇到一个巨大的泥水坑,汽车笨重地吭哧一下,那位粗犷豪迈的本地司机也都会咒骂:“老天,这是什么鬼地方!”
我不敢接话,只是紧张地盯着她的后背,生怕影响她的情绪,万一有什么闪失,这一车的人,连同那只鸡,甚至那些竹筐,就算彻底交代了。
我要去的是阿喜的家乡,雷波县瓦岗镇,一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地方。在那之后的九个月,我一次次往返于深山中那条崎岖之路,在那里寻找、探访、挖掘。阿喜说的是真的,在那片极少有外人涉足的寂静之地,确实有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就像那首凄美的彝族歌谣《阿依阿芝》。
在这片深山密林之中,这首歌已经传唱了几个世纪,女孩们唱着这首歌长大、出嫁、成为母亲,在火塘边教会自己的女儿,最后唱着这首歌死去,烧化成灰,不留半点痕迹。
这向死而生的歌声震天动地,却不曾被世界听见。
通往瓦岗的路,路旁就是万丈悬崖
03
瓦岗镇的故事,大多与死亡有关。有一天我和苏依呷、阿喜几个人上山收完苞谷,车开回瓦岗镇路口,才发现只半天工夫,因为暴雨,一条浅浅的小溪流水量暴涨几倍,泥土、树枝和黏稠的冲积物混杂着泡沫漫上了道路。大卡车都不敢开过去,只能停下来等待。天色晦暗,耳旁全是膨胀了数倍的水声。
这时对面来了一个骑着摩托车的男人,完全无视溪水暴涨的情况,试图涉水通过。“不要过来!”我们大声阻止,男人充耳不闻——也有可能水声太大听不见,连人带摩托车涉入水流,没想到山洪一把就把他搂住。摩托车转瞬在我们眼前消失不见,吓得我们赶紧跳下车来大喊对面的人帮忙,营救了半天,万幸男人被路口的管子挂住,捡回一条命。
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种启示,生与死的界线在此地如此稀薄。此后我听闻了许多匪夷所思的死亡,牧羊人被冰雨冻死,小伙子被蛇咬死,花季女孩跳崖殉情……有一天,我乘坐苏尔古的车前往瓦曲拖村,途中他停下车,指着不远处:“看到那棵树了吗?有一对恋人就在那里上吊自杀了。”
让我震惊的,还有他们谈论死亡的那种方式:平淡,轻松,甚至还带一点幽默,就像在谈论午饭或天气。要过很久我才能理解,在世界尽头,其实并没有人真正的死去,他们只是去了“兹兹普乌”,那是先灵所居,一个比此世界美好百倍的梦想故乡。
只是苦惹作,这个被世界遗忘的彝族女人,没法去到兹玆普乌。我是在苏家的火塘边第一次听到她名字的,这个女孩的一生可以用短短几句话说尽:
1995年出生,15岁嫁到瓦岗,18岁生孩子,几个月之后服毒自杀,她没有户口,没上过一天学,从没走出过这片山林,也没有留下过一张照片,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她确切的年纪,想不起她生前的样子。
在光线明暗不定的火塘边,人们若无其事地谈起这个被遗忘的女人和她的生活,但我知道,在这些平淡的语句之下,一定埋藏着许多悲伤、许多辛酸,而苦惹作,这个只活了18年或19年的彝族姑娘,从来也没有机会讲出自己的故事。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找到了此行的意义:
我要找到每一个认识苦惹作的人,听他们讲述苦惹作的故事,为她写一本书。
虽然她去世多年,早已化为轻烟,而且她在世间留下的痕迹,比轻烟还要淡薄。
我知道这个工作不会轻松,也未必有世俗所谓的价值,但至少,我想让更多人看到那个彝族少女,听到她动人的歌声,知道她曾为何而哭、为何而笑,以及,为何而死。
我去半山上的瓦曲拖村找苏依呷,他带我到苦惹作和他叔叔生活过的地方,当他掏出钥匙打开那扇破旧的木门,里面只剩下一片苞谷
04
在瓦岗,人们的记忆很难长期保存,因为烟草、苞谷和那些带有特殊香味的植物,也因为这里的死亡太过卑微,而惹作的死亡更是轻如鸿毛。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我辗转千里,去拜访每一位我能找到的惹作的亲人,但听到的多是零碎的片断,再加上语言不通、交通不畅,我常常觉得自己又被卡住了,也一次次心生退意。但就是在这蜗牛般的生活中,我一点点地找到了她,那个早夭的少女。
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在那些风声月影、木叶摇动的夜里,我像被催眠了一般,真的听到了传说中的幽林歌声。我相信只要再过片刻,惹作就会踩着满地月华走到我的面前,唱起那首流传久远的《阿依阿芝》,向我诉说那些她从未讲出的心事。
惹作1995年出生于金阳县库依村的罗乌,那里比瓦岗更偏远,更贫穷,更接近于字面上的“世界尽头”。我多方求告,费尽周折,坐了十几个小时的车才抵达那里,不过那小小的彝族村(组)久无人居,山风吹过残破的门窗,发出寂寥荒凉的声响,惹作出生的那栋房子也早已倾圮。
站在一地瓦砾之前,想象十几年前,她身穿红裙、头戴银饰,在阳光云海之下款款而行……而出嫁的前夜,这位美丽的少女是怎样夜不成眠,半是忧虑半是向往地期望未来的生活……
苦惹作的家,她在这里出生长大
事后想来,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就像一次艰难的拼图游戏,开头部分最难,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一张怎样的图,但随着走过的地方越多,交谈过的人越多,能用的材料也就越多,图形的轮廓渐渐显现出来。
大言不惭地说,我把自己当做这个世界上最想了解她的密友,我知道她的生平,她的爱好,她的苦恼,我来回往返于罗乌和瓦岗之间,一遍遍去走她走过的路,就像在林间捡拾落叶的孩子,收集了无数片叶子,每一片都仔细地对比过,然后再把它们重新拼成一棵树。
在梦里,我不止一次见到她向我走来,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倾吐心事,虽然说的是彝语,但我完全能够理解。
有一天,在星云低垂的瓦岗午夜,我从这样一场梦里醒来,想起她的一颦一笑,一行一停,想起她短暂而悲伤的一生,心中就像是被针刺了一下,痛得久久不能再眠。
在寻访这位不曾谋面的姐妹的旅程中,我知道自己也有很多的变化,我晒黑了,手脚也变得粗糙起来,那段时间里,我常常和惹作的家人友邻一起上山下田,一起缝补炊煮,一起走过急雨、浓雾和风雪,但我绝对不会说这些经历让我“获益良多”,我必须坦承,那种劳苦只会让我疲惫和痛苦,但同时我也知道,就在我身边,那些美丽的、歌喉如百灵鸟般动听的彝族女性,那些祖母、母亲和女儿,从出生到死亡,一直都过着这样的生活。
就像山间随处可见的苦涩树叶,我只是浅浅地尝了尝,而她们必须终生以此为食。
2024年,本书完稿之前,我又去了一次瓦岗。彝人丧葬不立坟墓,苦惹作埋骨于一个尤其偏僻的地方,她火葬的那条河沟,在地图上没有标记,那里毗邻一条乡间土路,杂树丛生,野兽出没。
我在那里站了很久,悼念惹作,也是在悼念一部分的自己。
下山之后我去看望惹作的女儿苏丽(化名),和她的母亲不同,她很早就入学了,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那天日光睛好,我看到她坐在两个女孩中间,脸蛋红扑扑的,正在卖力地背诵王维的《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我特意等到这样的季节和天气,去瓦曲拖村住着,我想体会一下惹作的心情,把她最后走过的路再走一遍。
1995年生,15岁出嫁,18岁生下女儿,三个月后,在一棵棕树下喝下百草枯自杀。
不曾拥有身份证、结婚证,就连死亡时的年龄,也是“待确认”。
她叫“惹作”,彝语的意思是“再来一个男孩”。
从成都出发,坐五个多小时汽车到达雷波县,再继续开车一个多小时,才可以到达瓦岗镇。在川西南的大山深处,易小荷和惹作的故事相遇。
在人们破碎的记忆与神秘的语调里,易小荷回到了十年前惹作毅然喝下百草枯的夜晚,又回到她的童年,她生命里所有闪过光的时刻。究竟是什么让惹作如此年轻就选择了死亡?在短暂的生命里,她过着怎样的生活?
这是一个人的故事,也是一代代女性的故事,故事里有歌声,也有哭声和笑声。一路走下来,挡住她们的,不只是高山峡谷,还有许多更加巍峨深邃的东西,来自彝族歌谣中的古老过往,也来自眉睫之下的一针一线,它们绵延千年,缠绕不去,打成一个巨大的死结。这个结难以解开,这个结必须解开。她们的身份是女儿、妹妹、妻子、母亲,但愿今后,她们能更多地做做自己。
《惹作》唤醒一个本已隐入遗忘海洋的女性,讲述她短暂又令人唏嘘的一生,她仿佛生活在时代和文明之外,又真真切切地存在于我们之中。作者对非虚构写作可能性的执着探索,成就了一部兼具文学品格和民族志价值的佳作。
——北大历史系教授 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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