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楠：一次生活和无数次生活

有时候我在想，其实小水井村的挣扎特别像我自己的挣扎。或者也许，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挣扎。

在平庸世俗的生活里莫名地觉得悲伤，在一些看似是蒸蒸日上的时刻里却感受到灵魂的失落，或者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要不断地调试自己的身份去迎合，在平静的日子里就意识到其中孕育着很多的危险和复杂。

大家好，我是陈东楠。我是拍纪录片的，我从20岁出头进入这个行业到今天，也有超过10年的时间了。

▲ 工作室的墙面贴着影片截图 ‍‍‍‍

《偷》

我的第一部片子叫《偷》，这是我上学时候的一个毕业作品，它拍的是几个二十几岁左右、流浪在街头的男孩子，他们以偷东西为生。

这个故事拍摄的地方在河南省安阳市，发生在2011年，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我们其实还比较习惯揣着现金出门，大街上很多地方都会贴“小心扒手”的警示。

我本来是打算在我家西安附近拍这个片子，比较方便，但是很不容易找到拍摄对象。后来我在网上看到，其实全国很多的城市都有“反扒联盟”这样的民间组织——就是一群爱好抓小偷的人，他们会在下了班以后聚集在一起去做这个事情。

他们俩是分工的，阿力负责偷，木山负责放哨。阿力这个人，和木山是很不一样的，他脾气非常地暴躁，为人很仗义，自尊心又很强。在他看来，木山这个人笨手笨脚，非常老实，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小偷，他偷东西的技术不行。但是又因为木山是一个特别可靠的人，所以阿力觉得他特别适合给他做护卫。

而在木山眼里，黑阿力是一个完全没有脑子的人，跟他讲道理他也听不懂，说事情也说不明白，就是喜欢乱发脾气。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俩很互补。

我当时也是二十出头的年纪，我们的年龄是差不多的，其实并不是很难去玩在一起。但是我心里面一直会担忧的是，他们到底是不是真心愿意被拍摄。

但逐渐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好像我拿不拿摄影机，这会儿是不是开机了，他们完全不在乎，根本没有人去问我这个事情。就像其中一个人说的，“我们本身就一无所有，还在乎这个吗？”

黑阿力九岁的时候，跟他的哥哥一起偷偷把家里的牛给卖了，卖了1700块钱。他们拿着这1700块钱做路费，离开了家。但是出来以后，他哥哥，就是他的亲哥哥，转手就把他卖给了人贩子，他的价格是3万块钱。

我去过木山在农村的家，见过他的母亲，他母亲跟他长得很像，都是瘦瘦的脸，细细的眼睛。

我当时并没有跟他母亲说木山到底是干什么的，但是在跟她的亲戚邻居聊天的过程中能感受到，其实她心里也大概是知道的。我们俩就是心照不宣地聊天，聊一些家里的生活，和木山小时候的事情。忽然，她就哭起来，说她非常想木山，担心他在外面会变坏，希望他能回家。

木山当时拒绝了跟我一起回去，因为他觉得如果有一天要回家，就必须得是衣锦还乡，像现在他这个样子，是不可能再回到那个村子的。

但是他拜托我一件事情，希望我可以帮助他，告诉他的母亲他真实的状况，这样他母亲就不会再日日夜夜地盼着他回家，催他结婚，祈祷他有一天能回到农村来，过一个正常人的日子。

我当时拒绝了这么做，因为我觉得这是他们母子之间的私事，如果真的决定要说，可能应该由他自己说，但也有可能是我自己心里面也有一点怯懦。总之，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我们在一起相处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然后我就回学校去上课，也进入到这个片子的剪辑期。又过了一年的五月，我收到佳泉给我发的一条短信，说：“阿力死了，死因不明。”他被非常草率地埋葬在了安阳周边的某块土地下面，就这么消失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木山跟我说，其实流浪人员之间是有帮派的，帮派一直很反对他拍这个片子，但他就是觉得自己愿意拍。他们之间一直有争执，直到最后他跟他们大打了一架，他也离开安阳了。

其实《偷》这个片子，今天在我想来，它更多的是一个关于青春的影片。我们那个时候都那么年轻，那么容易相信彼此。

那时候，黑阿力常常会帮我出主意，说我们拍些什么内容，木山常常会帮我背我的三脚架——我那个时候完全是自己一个人拍摄，有时候在路上要跟拍他们，就不是很方便拿。后期我剪辑的时候发现，好多素材里木山都背着个三脚架，这个是完全不能用的，因为全是穿帮的。当时觉得特别恨自己，但是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很温暖。

这是我的第一部片，当时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状态，并没有在影片中做出这样的感觉。我当时还是比较专注在议题上，要去讲流浪人员的遭遇和他们的境况。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特别遗憾，其实那些没有被拍下来的时光才是最珍贵的。我们一起在那个大街上游荡、流浪，当然有很多的烦恼，但是也有很多的快乐。

拍摄结束后，好像有一段时间，他就真的被我说动了，去找了一个当保安的工作。但现实肯定不是我当时想象的这么容易就改变了，他其实也没有干多久就又跑掉了。

《旷野歌声》

如果说《偷》的拍摄特别像一段青春的记忆，那《旷野歌声》的拍摄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从青春步入中年，伴随着自我的成长，从一个站在旷野里面的人学习怎么去做一个社会中的人。

这个片子拍摄的地方是在云南省的一个苗族村寨，叫小水井村。我是2014年第一次到这个村子，拍摄一直持续到了2019年。

我对这个村子的第一印象是好自由。为什么这么说呢？

穷确实是穷的，小水井是在最山顶上的一个村子，自然资源非常地差，大部分都是种玉米，但这个玉米它不是用来卖钱的，是要以物换物，用一年的玉米收成去交换村民一年要吃的大米。

如果说要赚钱的话，那肯定是要种蔬菜水果。他们确实也种一点点，就是完全没有规划，这丢一颗那丢一颗，熟了谁愿意吃就摘下来吃一口，不愿意吃果子就自己掉下来，在地里烂掉。好像从来没有人想过说要去把这个好好地摘下来，拿到山下去卖了赚钱。

感觉就是虽然很穷，但是也完全没有人觉得特别着急或者特别需要去赚钱。

后来一个爷爷跟我说，因为苗族在历史上是被各个民族欺负的，他们其实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在一次次战败里，不断地迁徙，最后才到了西南地区的高山上面。这里地势崎岖，首先很适合躲藏，再一个就是条件太差了，别人也不想要。所以你会发现在西南地区，大部分的苗族山寨它都是在山顶上的。

苗族人在历史里学到的重要一课，就是千万不要种地种得好，因为一旦种好了，这个地方就不再是他们的了。贫穷守护了他们的家园，在富裕和自由之间，他们选择了站在边缘上的自由。

但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是永远不会被发现的。当地的领导很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小水井村什么都没有，除了歌声。”

这个村子有一个世代相传的合唱团，几乎是每天，只要是农活干完，到了夜晚，无论老人、小孩，大家都会聚集在一起唱歌。

苗族的歌声是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的。传说他们在迁徙的过程中丢失了书写的文字，没有书面文字，他们就用歌声口述历史作为记忆的一种方式，一代一代地传下来。

20世纪初，又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有传教士来到过这个村子，教给了村民西方古典音乐的四声部合唱法。所以这里的村民会唱很多世界名曲，比方说亨德尔的《弥赛亚》，舒曼的《茨冈》等等。这样的美声合唱法，在这个村里已经流传了有近百年之久。

县里面非常喜欢小水井的歌声，把它称作是巴洛克音乐的活化石，正式成立了小水井苗族农民合唱团，计划要把村民带到更大的舞台，也希望能够借助这个计划让村民脱贫致富。

村民作为一个群体，内部对于这个事情肯定是有争议的，但是最终他们还是带着对山下世界的好奇，同意出山。结果合唱团不仅出去了，而且特别成功，他们登上了很多很大的舞台，也上了很多电视台，和很多明星同台演出。

▲ 小水井村合唱团在纽约林肯中心

村子里的生活也确实得到了改善。因为合唱团的成名，通往山顶的公路修通了，村子引来了游客，也引来了地产商。地产商计划把这个村子打造成一个旅游村，重新修缮夯土的老房子，打造艺术家工作室和一些旅游的小店，还开辟了一块新地，给村民建新的房子，供他们搬迁。

《旷野歌声》这个片子，基本上就是目睹了这样一个过程：它本质上是关于一个封闭的群体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关于站在边缘的人群向主流社会去迈进的一次尝试。这个尝试它必然伴随着在自由和规训之间的挣扎。

我记得特别清楚，合唱团的指挥龙指挥，也是村里面的一个长老，他在一次开会的时候就跟大家说：“我们苗族实在是一个很落后的民族，被人看不起的民族，我知道贫穷的滋味，也知道没有尊严的滋味，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再像我们这样。”

为了应对市场和观众，合唱团就开始学习一些新的歌曲，他们现在会学中文歌，也学习了一些流行的英文歌。歌声的身份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流转。这个里面有被动的成分，也有主动的成分，一次次地，他们通过歌声去找到自己生存的方式，找到和外面的世界打交道的方式。

其实，出去演出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事事顺心的。有时候，外面场地的工作人员会觉得，看外表他们不像演员，以为是场工，就会让他们去收垃圾，或者让他们站到一边去，村民心里面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专业的老师也指出来他们其实音不准。音不准就没有办法和专业的乐队去配合同台演出，老师就觉得他们技术上很难调教。再加上但凡休息10分钟，村民就全不见了，回家喂猪的喂猪，种地的种地，趁机全都逃跑了。

村民开始发现自己并不适合以一种工作的节奏唱歌，开始意识到“他们说的唱歌”和“我们说的唱歌”不是同一件事情。

有一次，他们在外面有一个大的演出，集训了一段时间，但就在演出前的一两天，村民突然决定他们要集体撂摊子，打道回府。那次是龙指挥哭着求大家，他们才留下来。

在跟我说到这次经历的时候，龙指挥说：“我们之前就是太把自由当成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村子发展了，赚钱的机会多了，村民也就越来越忙，就顾不上合唱团了。有些人干脆离开，或者有的团员就是有钱的时候才来，没有钱的时候干脆就不来了。

但是整体上来说，其实小水井村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在西南地区，很多村子都有这样的合唱团，但他们都没有机会像小水井村一样出名。

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别的村子的指挥，他握着龙指挥的手，说：“我们真的好羡慕小水井，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得不到这样的支持。”说着说着，他就开始大哭起来。我想像他这样想的肯定不止他一个人，也不止这一个村子。

就这样几年时间过去，村里的地产项目烂尾了。之前为了建这个旅游区，大部分村民都被征了地。现在这些地就全部空置了，地产商就暂时做了果园，雇佣村民去维护和种植，给他们发工资。村里终于种起了可以赚钱的果树，但是村民也从土地的主人变成了雇员。但是也有可能赚得更多了。

本来准备打算供村民去搬迁的新房子停工了，但这个时候其实村子里的老房子很多已经不行了，快要塌了。村民也不再抱什么期望，开始自己建房子。

他们已经看过了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肯定不会再愿意住在像以前那样的土房子里，而且盖房子是一件大事，大家就想着要盖就盖得大一点。盖房子的钱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之前被征地的补偿款，但这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不够的，所以村民又开始向银行借贷款，就像城里人一样，进入了债务时代。

我拍摄到后期的时候，这个村子整体的样貌基本上都改变了，村子里不乏三四层的大别墅。

有意思的一点是，我发现很多别墅上都装了防盗网。最早我到这个村子的时候，这里几乎是没有人会去锁门的。我对这个印象特别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到村子里面走一走，看到门里面的人就会跟他聊天，很快就会和大家熟悉起来。现在不仅有了非常厚的金属防盗门，还都装了防盗网。

我就问龙指挥，为什么要装这个防盗网，它不挡风景吗？因为这个村子到最后，旅游也并没有发展起来，没有什么外面的人过来。龙指挥说，因为他盖完这个别墅以后，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觉得不像他在外面看到的那些别墅的样子。然后他就想，哦，原来是差一个防盗网，一装上，瞬间就觉得对劲了。

生活从来都不是一次就过去了

有时候我在想，其实小水井村的挣扎特别像我自己的挣扎。或者也许，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挣扎。

在平庸世俗的生活里莫名地觉得悲伤，在一些看似是蒸蒸日上的时刻里却感受到灵魂的失落，或者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要不断地调试自己的身份去迎合，在平静的日子里就意识到其中孕育着很多的危险和复杂。

但我想，我们可能永远也没有办法避免掉和重重的压力与局限去共存。

像追寻自由、成为自己，这些现在特别时髦的句子背后，可能人就是要在重重的压力和局限中才能去形成自己的样貌，再从中去找到自由。接下来肯定还有一个接一个的困境，我们也要一直地换个活法活着，带着困境为我们塑造的新的形状再继续地往前走。

去年我回了一趟小水井村，想给大家当面看看片子。建生家的大房子已经建好了，他跟我说他特别忙，有很多牛很多羊要照顾，没有什么时间看片子，要不就算了吧。我等了他好几天，最后还是硬逼着他坐下来，把那个片子在他家的大电视上放了出来。

那个时候，我看着屏幕里的他，又看着他坐在那儿，就在这同一个时刻，生活既在这边重复循环着，又在像直线一样快速地向前奔跑，不断地消逝。

后来我也梦到过几次黑阿力，有时候我梦到他坐在我家楼下的台阶上不说话，有时候我梦见他长得像黑阿力但是好像又不是他，他变成了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好像跟别人起了冲突，就一起跟别人打架。我们在夜晚的大街上逃跑，又去喝酒庆祝。

我想我是很愧疚的。我曾经遇到了他，但也只是看着他得到了一个很不好的结局，仅此而已。就只是时不时地，我还是喜欢打开片子，去看看他们当时的样子。

现实、梦境和屏幕里的生活，这些本属于不同空间介质的影像就这样交叠在一起，我有时候会觉得特别地恍惚，分不清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轻的什么是重的。

但我想，也可能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生活从来都不是只有一次就过去了，就不作数了。因为影像会被捕捉，会穿过时空的隧道，在不同的时间抵达不同人的眼睛。

我们每个人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我们的面庞也从来都不是只属于我们自己的面庞，而是包括了无数个曾经穿越过我们生命的人们的面庞。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