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的征程12 跌宕起伏的整编——宁都兵暴及红五军团纪实

谨以此文，献给英勇的红五军团及后来编进红五军的原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将士！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有一支命运多舛且异常悲壮的队伍——宁都起义后改编的红五军团。令人遗憾的是，这支装备最好、建制完整、战力强悍的部队只存在了短短五年，就像灿烂的流星那样，在历史的天空画出一道璀璨的光芒！

这支部队可歌可泣的血染历程，值得认真地记叙下来，使后来者永志不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红五军最后的征程，是由两支部队共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而成，不将红三十三军包括在内非但不完整，而且将有愧于历史和原红三十三军的烈士们！

希望笔者的努力，能为英勇的红五军团，留下一段较为完整的历史。

宁都兵暴及红五军团纪实连载链接：

1931年12月15日，宁都兵暴成功的部队在红4军的掩护下，浩浩荡荡地向中央苏区腹地进发。几十年后，年已九旬的老红军陈目海，依然对这支起义部队印象深刻：当时我们（红35师）列队站在路边，欢迎他们加入红军。这支部队步伐整齐，旗甲鲜明，装备也好，一看就知道训练有素。走在前面的军官，脖子上还挂着两个手雷。

根据史载，宁都起义部队进入苏区，走的并非梅江左岸那条南下的主路，而是由“水口塔”北返至宁都城南门外那座大桥过梅江后，沿山间小道一路经赤岭、新庄、老溪、长木等地，进至30华里外的固厚圩。下午16时许，这支2万余人的大军才陆续抵达。

起义部队在固厚受到苏区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刘伯坚代表红军总部，宣布宁都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在固厚休息一整天后，新命名的红5军团所部17日一早，浩浩荡荡开往指定的地域——瑞金的禾田、九堡、沿坝及石城的秋溪、龙冈、横冈一带进发。

宁都起义部队之所以在固厚圩待了2天，当然不会是临时起意。中央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虽然赣南与闽西苏区连成了一片——形成21个县、250万人口，总面积达5万多平方公里的根据地。但要解决陡然增加的一支2万人大部队的吃喝拉撒睡，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根据史料记载，苏区中央局将新改编的红5军团所部分成两部分，分别安排在瑞金的禾田、九堡、沿坝及石城的秋溪、龙冈、横冈一带。

对于苏区中央局、尤其是周恩来、朱德等人而言，南昌起义后部队在南下路上出现的“哗变”与“反水”，可谓记忆犹新！而秋收起义的队伍又何尝不是？——最终跟着上井岗山的，只有不到800人。中共在上述两支部队的控制力和影响远超这支新起义的部队尚且如此，

如果这支2万余人大部队在根据地内发生反水——原西北军部队也确有“倒戈”的坏名声——非但难以控制，恐怕还会造成难以想象的恶果！总之，苏区中央局那几位较“左”的领导，很难消除对新成立的红5军团，心存这样或那样疑虑。

中革军委首先要考虑的，当然是如何对这支庞大队伍进行合情合理的重新编制。

从逻辑上推断，红5军团在固厚多待了一天方被进入苏区腹地，很可能是苏区中央领导们在研究如何整编及在哪儿安置这支部队。之后红5军团所部被分别部署在三处，预示着还是准备按照之前的答复，将第26路军全部起义兵力仍然分编为3个军。

对于红5军团具体整编的过程，尽管亲历者的回忆大都语焉不详，但依据袁血卒回忆的那七条推测，起初红军总部并不认为26路军能够全军起义——第五条“暴动后改为红军第16军”就是明证。至于后来承诺给季振同一个军团、三个军的编制，估计很可能是按照第25师3个旅加总指挥部来考虑的。

虽然进苏区前分离出数百名不愿参加红军及不可靠分子，还是带过来1个总指挥部和1个师部以及6个旅11个建制团共2万余人。如果这是支土生土长的红军队伍，补充些新战士，其带来的武器装备，大可编成2个战斗力强劲的野战军团！可苏区中央局的有些领导们还是对这支缺乏党员的队伍放心不下，一开始就打算本着“要兵不要官”的原则，准备将军中大部分中下级军官礼送出境或动员回家。

由于有关红5军团整编过程留下的史料记载很少，亦难觅有关苏区中央局研究红5军团整编会议的记录，因此只能借助相关人士的回忆来一窥其中的端倪。

根据时任红7军军长龚楚回忆，1932年的1月3日晚上，刚刚抵达瑞金的周恩来主持召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宁都起义部队的整编问题。

在会上，时任中革军委主席的项英，就红5军团的编组、人事和整理等问题，提出事先就已研究好的四条基本意见：“一、依照红军的现行编制整编，按照现有人事，分编为13、15两个军，成立第5军团，以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二、以赵博生同志兼任13军军长，董振堂为15军军长，确实掌握部队。其余各级军事干部，目前仍由该军旧部遴选充任，以后再继续调整。三、派肖劲光同志为该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同志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其他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由现有红军中遴选优秀的政治干部调任，迅速开展该军团的政治工作。四、对该军团之动摇分子，应迅速调整，由肖劲光、刘伯坚，会同赵博生、董振堂负责办理。”（注1）

应当指出的是，可能因为年代久远时过境迁，加上手头缺乏必要的文献资料，龚楚的记忆难免产生混乱——很多地方都不准确。譬如他回忆说张闻天也出席了会议，可其时张闻天还远在上海，大约一年后才进入苏区。再譬如，按照他的说法，宁都起义部队只编为第13和第15两个军，这显然与真实的历史产生差异。这里的疑问是既然如此，笔者为何还要选择其回忆的内容呢？这是因为，笔者从龚楚上述那段不长的回忆中，察觉出一些不易被人察觉的历史细节，所以还是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那么，笔者所言的这些“不易被人察觉的历史细节”，都有哪些呢？

首先是编制问题。宁都起义部队有2万余人，无论装备及兵力，足够编3个军的，而且起义前中革军委就已明确，起义部队改编为红5军团，下设3个军的建制。那为什么龚楚回忆为2个军呢？细心的可能会注意到，龚楚的回忆中提到13、15两个军，为何会少了14军呢？

笔者以为，苏区中央局研究红5军团的会议恐怕不止有这一次——宁都起义14日举行，苏区中央局怎会20天后才开会研究？！笔者推测，很可能是因为苏区中局书记周恩来的到来，专门开会向他汇报，而刚从闽西调回的龚楚大概也只参加了这次会议而已。综合其回忆的四条内容，结合此后的历史进程推测，苏区中央局的某些领导的意图大约是：以董振堂部（原72旅）和季振同部（原74旅）为主，分别组建第13军和第15军，而剩下的部队到底如何编制尚无定论——很大可能是等处理完“动摇分子”，再视情况而定。可事物的发展，往往有其内在的规律。

宁都起义部队离开固厚乡之后，兵分三路——分别由季振同、董振堂及赵博生等率领，进驻石城的龙岗、瑞金的九堡及云石乡的沿坝一带。根据史料记载，进驻石岗的部队主要为原董振堂的第73旅所部；进驻瑞金西北侧九堡镇镇的，为新成立的军团部及原季振同的第74旅等部；进驻瑞金正西30多里处沿坝周边的，是由赵博生率领的那部分——主要为原第75旅及李锦亭带出来的原79旅所部。至于原第27师所部的其余部队，应该是分散编入这三处的部队之内。

随后，这三处部队被整编为3个军：进驻石岗的部队被编为红13军；进驻九堡的部队被编为红15军；进驻沿坝的部队，则被编为红14军。每军下辖2个师，每师下辖2个团，也就是说，原来的11个团编成12个团——多编出了1个团。推算各部最早的序列编成，应该基本延续原来旧有的建制，新编的那个团推测由原27师及3个旅部直属部队组成。参见下表：

上面的这个红5军团序列表，主要摘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九、第十卷》第54页，军史中只列到师一级（个别到团），团一级是笔者根据有关史料做出的。实事求是地说，这里面肯定存在一定的谬误。主要目的是便于厘清起义后的一些基本情况。从上面的序列图表中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是原来的营以上军官，可能大部分都被动员离队，只有少数被留下；二是表中的团长，多数都是后来才被任命的。而第15军军长并非龚楚回忆中的赵博生，而是原174团团长黄中岳——估计是季振同要求，这样正好可任命赵博生兼任第14军军长——其他人恐怕也很难服众。请参照下图：

据萧劲光回忆，他是于12月18日被任命为红5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同时被任命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同萧劲光和刘伯坚先后派往红5军团工作的政工干部，还有旷朱权、何长工、黄火青、左权、程子华、朱良才、朱瑞、高自立、李翔吾、唐天际、宋任穷、赖传珠、慕容楚强、刘型等。

但正如前文所描述的那样，由于宁都兵暴就像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虽然兵暴是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的，但主要依靠的还是赵博生、季振同及董振堂等少数几位高级将领。加上当时形势过于紧迫，事前又未进行足够的必要政治宣传，所以绝大部分军官和士兵缺乏充足心理准备，之前国民党长期进行的反共宣传，在他们的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影响。

因此相当一部分人怕当了红军之后，当然会顾忌家乡的父母及兄弟姐妹会遭受牵连。而那些军官的思想顾虑更大，在畏惧红军实行“要兵不要官”政策的同时，还担心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老婆孩子。所以相当一部分人惶惶不可终日，觉得在红军队伍里前途渺茫。还有的军官怕失去自己的基本队伍和被编散，因而对红军要实行的政治制度和可能的整编，怀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尽管肖劲光和刘伯坚几天之内就走遍了3个军的所有师和团，与大部分团以上军官谈话做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这毕竟是双方以前从未有过的经历。

不要说原25路军起义过来的官兵一时难以习惯红军纪律的要求，红军分配进来的中下层政工干部同样也感到难以适应——尤其看不惯原26路军中存在的军阀习气和作风，因此在部队思想教育过程中采取了一些过火和过激的措施，例如过分、不恰当地强调阶级成分，甚至发生还有个别政工干部发动士兵控诉——变相斗争其上级军官。

如此没过几天，新改编红5军团所辖部队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就不可避免地纷纷暴露出来！

时至1932年1月中旬，整编刚刚进行了20来天，就发生一部分军官逃跑的事件！其后，红14军又发生工兵连80多人集体反水的严重事件！

虽然这80多人没有跑出根据地就被追回，处决了首要分子并将整个连队编散，但对红军及整个红5军团造成的影响是极端恶劣的！再加上蒋介石和孙连仲等，对起义部队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多次派飞机来散发反动传单，用各种方式进行造谣生事和策反，进一步引起整个部队的军心动荡。

得知红5军团所部出现的这一系列问题，苏区中央局的部分领导感到极度不安！由于出现波动最大的是黄中岳的红15军，于是中革军委就把季振同和黄中岳召去进行谈话。

虽然中革军委的本意是想通过做二人的思想工作，了解和商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但却在红15军所部中引起骚动，出现了季黄二人被中央扣押和要武力解决的谣传。甚至一些连队在内部宣布戒严，一时间整个红15军内部的气氛十分紧张。

其后虽然季黄安然返回，证明二人并未被扣押，但人心的波动已难以平息。当时红5军团军团部和红15军都驻在九堡，于是有些师团级军官就来到军团部，坚决要求离开苏区。

肖劲光和刘伯坚、季振同等商量后决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来设法解决这些问题。可没想到的是，肖劲光、季振同等军团领导在里屋开会，那些要求离开的军官就在外屋坐在打好的背包上等候！

这些军官大都是原75旅及第27师的，本来这些人还是听从季振同的，可现在季振同的话也不灵了！有人直接把话挑明，质问肖劲光上面是否有“要兵不要官”、“武力解决”和“彻底清洗”等说法，并要求立刻做出解释！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听到这些说法，季振同等也产生了怀疑，随同一起质问肖劲光！如此一来，肖劲光等没辙了！只好宣布暂时休会，他马上到苏区中央去了解请示。苏区中央局和军委领导听取肖劲光的汇报后，当场就有个别人冷酷地提出，马上派部队用武力来解决！

肖劲光一听就急了，这岂不证明“要兵不要官”、“武力解决”和“彻底清洗”等说法绝非空穴来风！因此向中央局和军委提出，最好先不要采取这种办法，待他回去再继续做做工作看。可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肖劲光已束手无策，只好骑马去找已被边缘化的苏维埃主席毛泽东。

萧劲光为何要去找毛泽东呢？这是因为周恩来进入苏区之前，毛泽东为苏区中央代理书记，对宁都起义做过指导性意见。书记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毛泽东的代理书记自然被解除了。

龚楚在其回忆里还有这样一小段简短描述：“周恩来对于萧劲光为政委的问题，曾再三考虑，且问张闻天对萧劲光的印象如何？张闻天表示同意，并说：‘不过小资产阶级意识稍强一点。’毛泽东接着赞同这一建议，并说明该军是国民党部队，若不派一位有相当学识能力的干部，去负领导责任，恐怕不能取得该军官兵的信任，……”（注12）

据萧劲光回忆，毛泽东听完他的汇报后，沉思了片刻说，不能用武力解决！还是要通过思想教育的方法，来争取这些人革命。

毛泽东认为，对红5军团出现的问题，只能用“剥笋”的办法（即将真正反动的剥掉），不能用“割韭菜”的办法（即不分青红皂白一刀割）。

毛泽东让肖劲光马上赶回红5军团：“对他们说是我讲的，宁都暴动参加革命是你们自觉自愿来的，我们表示欢迎，这是一。第二，如果你们认为这儿不好，愿意回去，我们表示欢送。”（注13）

季振同等听到萧劲光的传达后非常高兴！认为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合情合理，连声表示拥护和赞成。

这样一来，红5军团内部这场难以解决的风波，就这样按毛泽东的办法顺利得到了解决。不过，这场风波虽然得到了圆满解决，但红15军以及季振同等人的具体表现，却在大部分苏区中央领导的心目里留下了恶劣的印象，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日后针对季振同和黄中岳等进行肃反的重要因素之一。

据萧劲光回忆，经过这一段艰苦的思想工作，部队终于稳定下来。此后按照红军的建军原则，在团一级部队里组建了军人俱乐部，开展生动活泼的文体活动并教唱红军歌曲。部队很快就有了新的气象，初步有了红军部队的样子。在一大批不可靠的军官被陆续礼送出境或劝离回乡后，红5军团根据军委下达的训令，从2月中旬开始打破原来的旧建制，实施全军团真正意义上混编。除了少数人想不通提出离队要求之外，大部分起义官兵都服从上级分配，整个军团只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顺利完成了任务。

可即便是这样，苏区中央局的部分领导还是放心不下，又将部分军官调到红军学校去学习或任教。从断断续续透露出的信息与亲历者回忆推断，礼送出境或劝离回乡的行动一直延续到赣州战役前夕。

注1：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出版社，1978年5月初版，第414、415页。

注2：根据《红一方面军人物志》及《西北军将领录》第91、92页。

注3：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九、第十卷》第54页。

注4：《中国红军人物志》第708页。

注5：根据《红一方面军人物志》，“1930年在国民党军第26路军任副营长。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任红5军13军营长团长。1932年8月任红13军39师师长、中共总支部委员。”

注6：见《中国红军人物志》第581页：“1931年，他担任国民党26路军75师2团1营少校营长”。但根据《红一方面军人物志》记载的“1919年从军，曾任国民党军第26路军第25师第75旅营长”推测，《中国红军人物志》所说之“75师”应为75旅之误。因15军的4个团长都已明确，推测原75旅极有可能改编为38师，因其原来在75旅2团，故推测似应为38师2团——115团团长。

注7：根据《中国红军人物志》第903页

注8：《中国红军人物志》第49页

注9：《中国红军人物志》第273页

注10：根据苏进在《回忆宁都起义》中自己的说法

注11：根据何长工回忆录

注12：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出版社，1978年5月初版，第415页。

注13：见《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第一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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