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的征程11 医疗通讯器材及专业人员——宁都兵暴及红五军团纪实

谨以此文，献给英勇的红五军团及后来编进红五军的原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将士！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有一支命运多舛且异常悲壮的队伍——宁都起义后改编的红五军团。令人遗憾的是，这支装备最好、建制完整、战力强悍的部队只存在了短短五年，就像灿烂的流星那样，在历史的天空画出一道璀璨的光芒！

这支部队可歌可泣的血染历程，值得认真地记叙下来，使后来者永志不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红五军最后的征程，是由两支部队共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而成，不将红三十三军包括在内非但不完整，而且将有愧于历史和原红三十三军的烈士们！

希望笔者的努力，能为英勇的红五军团，留下一段较为完整的历史。

宁都兵暴及红五军团纪实连载链接：

第26路军的宁都起义，不仅为红军带来了相当数量的战斗人员和武器弹药等装备，还有大量红军急需的军用物资——如通讯设备、器材及野战医院、医疗设备和大批专门人才。

根据相关的史料记载，红军最早的有线通讯部队，是1930年7月红1、3军团各自成立的不到40人的有线电话队。由于红军的电话设备器材等主要是通过战斗缴获及从铁路沿线收缴，只有有限几部电话单机及长度有限的电话线，只能满足军一级单位的作战需要。

时至第一次反“围剿”前夕的1930年12月，红军总部为了有利于作战指挥，将两支电话队集中在一起组成直属总部的电话队。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红军又缴获了3部总机、20余部电话机以及超过30公里电话（被复）线，之后通过作战，又零零星星缴获了少部分有线电话及器材。

由于缺乏明确的史料记载，宁都起义部队到底带来多少有线电话器材已不可考，但可以确定的是，第26路军各师旅团都配有供野战使用的成体系的有线电话通讯设备——至少能够满足到营一级！不仅使红军的有线通讯水平得到质的提升，而且基本解决了苏区中央局及苏维埃政府办公所用电话。此外，起义部队带来的大量成套的器材和零配件，以及随之一起来的专业人员和维修人员，使得苏区和红军基本再无有线电话之虞。

那么，宁都起义的第26路军又带来多少无线通讯设备及专业人员？按照有红军无线通讯“鼻祖”之称的王铮回忆，宁暴起义部队共带来8部电台，但另有人（主要为原26路军起义人员）回忆为10部电台。那到底哪种说法准确？

笔者根据其时国民党军嫡系部队无线电配置到团一级推测，第26路军应有10部电台——总指挥部、2个师部及6个建制旅各配发一部，还有一部为南昌行营派遣到第26路军的——可以直接同国民党南昌行营和南京方面进行联系。

这从一同带过来的无线电专业人员也能瞧出端倪：宁都起义的第26路军加入红军时，除10部电台之外，还有一个直属总指挥部的无线电管理处、一名工程师以及40多名无线电通讯人员和八九名专门负责维修的机务人员。通常说来，一部电台的收发报人员及译电员为5人，老蒋派过来的电台人员未跟随起义，所以40多名无线电通讯人员恰好为9部电台。如果只有8部电台，就意味着有2个旅没有配备电台！

根据史料记载，冯玉祥所辖的原西北军与其他几支国民军相比，武器装备等各方面物质条件都是比较差的。但令人称奇的是号称“大老粗”的冯玉祥，却十分重视本部无线电工作和建设。1928年冯玉祥为壮大西北军的力量，专门在开封开办了一个无线电学校，训练和培养了近千名无线电通信人员。

1930年9月冯、阎中原大战即将失败时，冯玉祥将原西北军中原大战时的前敌总指挥部电台及西北军的无线电管理处——即后来的第26路军无线电管理处，统统随季振同的第14师交给了孙连仲。第26路军带来的这几部电台之中，有2部是百瓦以上的大功率电台，其余的8部电台均是50瓦由原西北军配置的。参加宁都起义的这40几名无线电通信人员，多数都是从这个学校培训出来的。这40多名报务人员，基本都是有好几年报务工作经验的老手——如其中的海凤阁，中原大战前即任冯玉祥前敌总指挥部的报务主任。

根据军史记载，中央红军在1930年的12月30日，第一次反围剿围歼张辉瓒的国民党第18师时，林彪指挥的红4军缴获了一台只有15瓦功率的小型无线电台收报机，同时在俘虏里找出了相关的报务人员王诤、刘寅等，并动员他们参加了红军。如此这般，红军这才有了第一批报务人员和半部电台。

1931年1月初在围歼谭道源的第50师时，缴获了一套完整的无线电台及相关设备。随即红一方面军总部于1931年1月，正式建立红军的第一支无线电队，王诤被任命为无线电队的第一任队长。为了保证这支队伍的政治素质，特地将时任总前委特务大队政治委员的冯文彬，调到无线电队担任第一任政委。

当年2月，总部开办红军第一个无线电技术训练班，使红军培养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的工作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经过4个月的速成培训，共培养出了10名报务人员，分到之后建立的各无线电队，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

此外，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开始之前，上海党中央培养的一批报务员和机务人员，如伍云甫、涂作潮、曾三等，也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的青塘，进一步增强了红军的无线电队伍。

时至当年5月，围歼敌28师公秉藩部时，又缴获到1套100瓦的电台。这样一来，中央红军就有了2套完整的电台装备及1台收报机。

之后中革军委做出决定，将此前缴获的那一套电台及王诤、伍云甫、曹丹辉、涂作潮等报务人员，派到前方跟随朱德、毛泽东行动；剩下的报务人员及新缴获的那一套电台，跟随叶剑英总参谋长留在后方，至此红军的前后方始有了无线电通信。

1931年7月，蒋介石分兵三路，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通过围歼国民党军毛炳文、上官云相和郝梦龄等部的一系列战斗中，又缴获到了3部电台。

如此到第三次反“围剿”结束时，中央红军已经有了6部电台，其中3台分别配置在军委、总部和红3军团，其余分配给了1军团的红3军、红4军及红12军。只是除了军委一部为100瓦的大电台之外，余者均为15瓦的小电台——作用距离有限。

大约就在此时，上海的党中央又派了一批无线电人员来到苏区，进一步壮大了红军的无线电队伍。但即使是这样，红军中真正有经验的无线电通信人员还是不多，其中不少人还不具备独立工作的能力。第26路军的电台和通信人员过来后，使中央红军的通信能力一下子有了质的飞跃！

第26路军宁都起义部队带来的这10部电台，大部分都是比较笨重的50瓦电台，而且好几部都没有手摇发电机。所以加入红军后，这些电台都被改成15瓦的使用手摇发电机及蓄电池的小电台，以利于红军的运动作战。

第26路军宁都起义部队到来之前，中央红军总部设有无线电总队，下设5个用于通讯的无线电分队，另一部电台专门用来实施侦听。起义部队带来的这10部电台，中革军委留下两部，分给1分队和6分队4部，其余留给由起义部队改编的红5军团。

经过九堡改编，部分起义的通信人员，被编为17、18、19、20等4个电台分队，分别配属给军团部及其下属的第13、14、15等3个军。根据史载，其时红军的无线电分队，下设3个排——监护排、运输排和管理排。

那时候的电台比较笨重，光是收报机和一个发报机就有40斤重，外加6个60斤重的蓄电池及一个90斤重的充电机，还有配置的其它零配件和汽油瓶等。所以每当部队转移或行军时，都要靠驮马及运输排同志的两个肩头，挑的挑、抬的抬，才能把整个机器设备搬运上路。

根据史料记载，跟随26路军起义参加红军的共有50多名报务和机务人员，在后来的战争岁月里，大部分都牺牲了，当然也有病故的，还有少数受不了红军的苦偷偷溜掉了的。活着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其中名气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位：

海风阁，河南睢县人。宁都起义后，被编入红5军团第15军，任无线电第20分队队长。之后调任红1军团电台分队队长，不久升任大队长。在第四次反围剿的宜黄战役中，亲率电台护卫排的部分战士，活捉敌59师师长陈世骥。长征中跟随红1军团一路征战，出色完成了任务。抗战时，调任八路军前方总部通讯科长兼通讯营营长，负责整个八路军总部的通讯联络工作。1942年5月中旬，抗击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大“扫荡”中，不行被炮弹击中壮烈殉国！牺牲之后，《新华日报》华北版专门刊载了纪念文章——《悼华北通讯战线上的舵手—海风阁》。

王震（与红六军团政委重名），起义前为董振堂第73旅的报务人员。参加红军后，先是为报务员，不久升任红军新闻台台长。1932年10月调到总部二局，主要负责侦收工作。1933年7月，被中革军委授予三等“红星奖章”，10月被任命为军委二局二科科长。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被留在苏区，其后不详。

汪名震，河南郏县人。1928年考入西北军开封无线电学校，毕业后到西北军从事电台工作。随第26路军起义后，先后任红5军团第20分队（红15军电台）报务员及军团报务主任。1933年调任军委电台第22分队队长。长征途中调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电台主任，以及西路军总指挥部电台第8台台长。西路军失败后，随李先念、李卓然等突围到新疆，后被送往苏联治病并到共产国际党校学习。1946年返回延安后，历任中央工委三科科长、军委三局广播发射台建筑工程处副处长等。解放后，历任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外贸部技术进出口公司经理及部顾问组顾问等职。是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靳子云，河南长垣人。1929年加入西北军，中原大战后在第26路军总指挥部电台学习无线电技术。宁都起义后，任红5军团电台机务员及军委通讯材料处技工，成为红军早期无线电通讯干部。后任红8军团电台机务员兼党支部副书记，军委三局党总支副书记等职。抗战期间，任第120师司令部电台大队机务主任、代理大队长兼党总支书记。解放战争期间，任东北军区三科科长及西满邮电管理局局长等。解放后调至邮电部工作，曾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及原邮电部科技局负责人。

第26路军宁都起义部队的另外一大贡献，是给闽赣苏区和中央红军，带来不少野战医院设备。其中季振同的74旅，还给红军带来一部德国产的X光机，这是被称为红军时期唯一的一部。宁都起义部队到来之前，中央红军的医院和医疗器械十分简陋，唯一像样的医院是傅连璋所在的福音医院——1933年初才改为中央红色医院，从福建汀洲搬到江西瑞金。据军史等资料记载，这个中央红色医院是苏区最好的医院。

笔者认为，这个说法似乎有欠公允。根据明确史料记载，该医院主要设有内、外、妇产科、化验室、急救室、手术室等，是一所在当时设备较为齐全的民用医院。

从常理来讲，跟随宁都起义部队加入红军的应该是专门野战医院，推测除妇产科外其他应俱全，而且还带来中央苏区（红军）唯一一台大型的X光机。众所周知，作战时很多负伤人员都有弹头或单片残留在去体内的情况，如无X光机很难去定准确位置。五次反“围剿”陈毅负伤后，最后就是靠这台X光机才取出残留的碎骨。

其它医疗设备虽不见得一定好于傅连璋的中央红色医院，但也不太可能比其差。更重要的是，普通医院在医治枪伤等方面显然难以同野战医院相匹敌，更不消说战场抢救等专业方面了。不过宁都起义部队带来的医疗设备，大部都被留在后方医院，如笨重的X光机等。

除医疗设备外，宁都起义部队还为红军带来一大批医务人员，具体跟随宁都起义部队来到红军的医务人员到底有多少，文献史料上未见明确记载。可以明确的是，原第26路军下属各旅都有较为健全医疗机构，都配有相当一批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由此推断，整个第26路军的医疗系统，除了留在后方的部分，在宁都的当在五六百人。

根据史料记载及亲历者回忆，这些医护人员中有些并未跟随起义部队进入苏区——例如据原任季振同的74旅医务处长的姬鹏飞回忆，当时该旅医务处只有4名医护人员同他一起参加了红军，其他医护人员大都离开部队遣散回家去了。留下的这4位医护人员分别为：谷广善、张步峰、刘放和靳来川，他们都在后来的解放军内担任过要职。

依据其时的各种情况分析推测，跟随第26路军起义参加红军的医护人员，恐怕大部分都牺牲了，有些途中离开了，也有少数因遭到怀疑被“肃反”！如有苏区医务界“四大金刚”之一的陈义厚，也曾被苏区保卫局怀疑有“反水”的嫌疑，差点儿也被脑袋搬家。

由于各种原因，跟随第26路军起义过来的医护人员，姓什名谁、共有多少已不可考，此处只能介绍几个有明确记载的。

毋庸置疑，其时名气最大的，当推陈义厚。

可即使是这位陈义厚，有关的史料记载也说法不一，只知道他是山东成武县孙寺乡徐楼村人。有资料说是毕业于齐鲁医科大学，也有说是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留学过日本。

按照《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中的记载，“曾任北洋军军医总监”。但这个说法却令人生疑——陈义厚生于1899年，北洋军已于1916年袁世凯死后，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军阀集团，所以此说法很难令人置信。

能够明确的是，陈义厚编写过《药物学》和《创伤治疗手册》，曾任26路军的军医处处长，参加红军之前，就在国内医学和医学教育方面有些名气。来到中央苏区后，与傅连璋、李治和戴济民并称为其时红军卫生界的“四大金刚”。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陈义厚对红军卫生医疗工作的贡献主要有三个：

一是主持卫生学校工作期间，先后招收了4至9期军医学员，扩大了护训班、卫生员班等短期训练班，在校学员多达500余人；附属医院的床位，也由原来的50张发展到300张；

二是组织创办《红色卫生》杂志，指导了红军卫生医疗工作。时至1934年10月长征时，共为中央红军培养和输送了军医班学员181名，调剂班75名，看护班300名，保健班122名，研究班7名，为红军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三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场救护工作中，结合红军作战的实际情况，组成了师绷带所、野战医院、兵战医院、后方医院、总医院等关联性的救护体系，及时抢救了大量的伤病员。

至于为何被怀疑“反水”，史料记载语焉不详，大概因为医术高明等，才没有被“肃反”。可能也因此缘故，红军长征时被留在根据地，后在指挥留守医院疏散转移时，遭受敌机轰炸而不幸牺牲。

姬鹏飞大概是整个第26路军参加起义的医生中，经历最为奇特的一位。

姬鹏飞又名吉洛，生于1910年，是山西临猗人。1926年入西北军，中原大战后先是任26路军74旅军医，后升任该旅医务处处长。

宁都暴动加入红军后，先是任红5军团15军军医处处长，后任红5军团军医处处长、卫生部部长。

长征期间，任军委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红1军团卫生部卫生主任。

到达陕北后，先后任军委卫生部医政科科长、军委总卫生部副部长及军委后方卫生部部长等职。

1938年调到新四军后，任新四军后方政治处主任兼新四军军医处政治协理员。之后一帆风顺，1940年任新四军苏北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1941年任新四军第1师1旅政治部主任、代政治委员，1942年4月任新四军第1师3旅政治委员兼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及苏中第四地委书记、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苏中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任新四军苏中军区第7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0纵队政治委员，苏中区党委书记，苏中军区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野第11纵队政治委员、华中指挥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苏北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9年2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及浙江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建国后，首任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1955年1月升任外交部副部长，1972年1月接替陈毅任外交部部长，历任部党委副书记、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1978年5月起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记。

1979年1月至1982年4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1979年9月至1982年5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其间兼任国务院秘书长及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1982年5月至1988年4月任国务委员，1983年8月至1990年11月，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

1982年9月至1992年10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共第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2000年2月10日在北京逝世。

谷广善，又名谷东平，河北高邑县人。宁都起义前为季振同74旅2团的军医，起义后任改编的红5军团15军卫生处卫生科科长。抗战时期担任过115师的卫生部长，平型关大捷后林彪被误伤就是他救治的。后来跟着罗荣桓和115师进山东，升任山东军区卫生部政委等职。解放后任空军后勤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步峰为河南安阳人。宁都起义前是季振同74旅的司药，起义后在以74旅卫生处为主组建的红5军团后方医院任医生。抗战时期为115师686团的首任卫生队长，后任冀鲁豫军区卫生部长。1954年任志愿军卫生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刘放，河南荥阳人。1930年任冯玉祥军官学校的军医，后随学校转到季振同的74旅。加入红军后，任红5军团后方医院医生。1951年担任过志愿军卫生部部长，后调任军委空军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后勤部第一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靳来川，系河南获嘉人。宁都兵暴前，在季振同的74旅卫生队任护士兼司药。加入红军后，任红5军团第15军卫生部司药长，红3军团兵站医院司药主任、所长、团卫生队队长，红军第3后方医院院长等职。抗战时任八路军总卫生部直属医院院长。解放后任兰州军区总医院院长，56年被任命为新建的301医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除了上述这四位有明确记载的之外，还有三位来自宁都起义部队的医务人员，也见到了革命胜利。他们是牛步云、孟谦、徐承俊。

牛步云，河南浚县人。1931年12月宁都暴动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司药、军医、团卫生所所长等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686团卫生队队长，后任第四野战军第38军卫生部长。建国后，曾任空军总医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徐承俊起义前为第26路军73旅军医，加入红军后任军医和中央教导师卫生队长、中央总收容队军医等职。解放后任甘肃省军区卫生部部长，甘肃省军区后勤部政委、部长，宁夏军区后勤部政委。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孟谦为山东东阿人。由宁都起义参加红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医药总公司总经理，国家卫生部药政管理局局长，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如果不离开军队，大概至少也会被授于大校军衔。

由于缺乏史料支撑，更多随宁都起义参加红军的医务人员的踪迹，大都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他们的奉献依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中！

通过以上历史回顾可以明确获悉，第26路军的起义为中国革命及红军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由于宁都起义的先天不足，那些自以为是的马列书生们却自始至终都以异样的眼光，注视着这支装备精良部队的一举一动，致使这支新加入红军的雄师一直命运多舛。

注1：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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