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些老电影是常看常新，令人欲罢不能，1973年英法合拍的《豺狼的日子》就是这样一部片子。随着该片剧版的热播，这部老片又一次回到人们的视线之中。一切要从《人的命运》这本书说起。《人的命运》是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创作的一部以1920年代上海为背景的小说。该书出版于1933年，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并被列入“20世纪的经典著作”。曾有多位大导演试图将这部小说搬上银幕，包括《大失踪》的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猎鹿人》的导演迈克尔·西米诺，上世纪80年代，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来到中国，最初的目的也是想在上海拍摄此片，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最终他改弦易辙，拍了《末代皇帝》。弗雷德·金尼曼因《日月精忠》获得两座金像奖
其实，奥地利裔美国导演弗雷德·金尼曼才是第一个想拍《人的命运》的人。在以《日月精忠》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后，他闭门谢客，花了三年时间将小说改编成剧本。1969年，就在影片即将开拍之际，投资方米高梅公司突然叫停了这个项目。当时，前期筹备已经花费了350万美元，米高梅方面竟然要求金尼曼承担其中的100万。金尼曼将对方告上法庭，虽然打赢了官司，却因为得罪了业界大佬，整整被封杀了三年。
直到1972年，英国独立制片人约翰·沃尔夫请金尼曼来到他的办公室，前者曾因歌舞片《雾都孤儿》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从文学名著的二度改编中尝到了甜头，他希望与金尼曼合作，将根据卢梭书信体小说改编的话剧《新爱洛依丝》拍成电影。金尼曼对这个项目不感兴趣，他看见沃尔夫的办公桌上放着厚厚的一本电影剧本，便问这是什么。沃尔夫告诉他，这是一个描写暗杀戴高乐的故事。金尼曼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它引起了我的兴趣，便借来一读。当天晚上，我就开始读起来，越读越爱不释手，终于熬个通宵把它读完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找沃尔夫，告诉他我愿意导演这部影片。”
金尼曼读到的剧本正是《豺狼的日子》，改编自英国作家弗雷德里克·福赛斯的同名小说。
福赛斯原是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退役后先后为路透社和英国广播公司担任驻非洲记者。1969年，他以尼日利亚内战为题材写作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比亚法拉共和国的故事》，结果这部描写世界上最短命国家的非虚构作品无人问津，只卖出了几本。这时，福赛斯的身份已经是一名自由撰稿人，为了养家糊口，他急需一本畅销书来摆脱困境。
福赛斯初到非洲时是1962年，正是在那一年，法国戴高乐总统承认原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独立，以结束长达八年的阿尔及尔战争。然而，许多人把这视为是背叛法国的行为，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军人因此发誓要杀死戴高乐。
流亡海外的法国秘密军组织（OAS）先后六次密谋刺杀戴高乐，其中尤以1962年8月22 日前法国空军武器工程师让·巴斯蒂安—蒂里中校在巴黎郊外伊芙琳维拉库布莱机场发动的刺杀袭击最为惊险。在这次刺杀行动中，戴高乐及其夫人幸免于难，但他们乘坐的轿车则发现有14个弹孔。由于戴高乐拒绝赦免，蒂里中校于次年3月被执行死刑，成为法国历史上被行刑队处刑的最后一人。福赛斯曾为路透社报道了这起刺杀行动，由于身份特殊，他既可以通过与戴高乐的保镖交朋友，得到刺杀现场的细节，也能够打通关系接触到法国政府高层，拿到第一手的情报。在2015年出版的回忆录《局外人》中，他透露法国情报部门当时就猜测，OAS很可能会雇佣一名与法国当局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职业杀手来完成刺杀戴高乐的任务，而这正是促使他决定创作《豺狼的日子》的动机。福赛斯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他擅长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建立缜密的逻辑关系，从而将二者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他日后成为政治惊险小说大师的杀手锏。《豺狼的日子》只用了35天便创作完成，但将它付诸出版则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起初，英国出版商认为这部小说没有市场，因为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读者都知道刺杀不会成功，因为当时戴高乐已经因心脏病去世。如果一部惊险小说失去了悬念，那它将一文不值。维京版《豺狼的日子》
最终，伦敦的霍特金森出版社同意出版该书，首印只有八千册。没想到，这八千册书一经面世便一抢而空，出版社不得不一再加印。总部在纽约的维京出版社得知消息后，立刻花1万英镑购得版权，并邀请著名设计师保罗·巴康为该书设计封面，于1971年9月推向市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该书就以13万6千册的销量荣膺小说类畅销书排行榜冠军。
与此同时，英国《伦敦晚报》和以色列《国土报》开始连载该书，掀起一轮又一轮的热浪。1972年，《豺狼的日子》被授予埃德加·爱伦坡奖最佳长篇小说奖。
早在《豺狼的日子》成为畅销书之前，约翰·沃尔夫就找到他以前的军中好友福赛斯，表示想买下该书的拍摄权。关于报酬，他给了对方两个选择，一是两万英镑现金，二是一万五千英镑现金加影片的利润分成。不幸的是，福赛斯选择了前者。
罗伯特·雷德福
考虑到这部影片的拍摄需要得到法国方面的支持，沃尔夫希望在法国找到一个合作者，但没有一家法国电影公司愿意介入。最终，美国环球影业的法国分公司伸出了橄榄枝，但他们要求由一位美国一线明星饰演杀手“豺狼”，并请来罗伯特·雷德福和杰克·尼克尔森试镜。
杰克·尼克尔森
虽然环球影业十分看好尼克尔森，但作为导演的金尼曼坚持要用欧洲演员，而且最好是英国演员。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过“豺狼”的人设：“他大概是英国上流家庭出身，受过一定教育，在军队里呆过。他是一个愤世嫉俗、冷酷无情的人物，很像不久前闹得满城风雨的间谍菲尔比那样的人。菲尔比也是剑桥大学毕业，长得英俊而待人冷漠无情。”
（左起）大卫·麦考姆，伊恩·理查森，麦克尔·约克
于是，大卫·麦考姆、伊恩·理查森和麦克尔·约克先后成为演员人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相貌没有特点，混在人群里，你很难认出他们。“这正是我所希望的，”金尼曼说。“因为一个人要在全法国的警察都已动员起来进行滴水不漏的搜查的情况下摆脱追捕，怎么可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呢。”
最终得到这个角色的是爱德华·福克斯。福克斯之所以中选，并非像以前有文章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他默默无闻。实际上，在出演《豺狼的日子》之前，他已经参与过《多可爱的战争》《不列颠之战》这些战争大片的拍摄，并以《幽情密使》一片获得了英国学院奖最佳男配角奖。
爱德华和詹姆斯·福克斯兄弟
有趣的是，即使他名声在外，也还是被人认不出来。爱德华·福克斯出生在一个演艺之家，他有一个比他小两岁的弟弟，詹姆斯·福克斯，两人不仅长得很像，而且演的是同一类型的角色，所以经常被观众搞错。金尼曼起初甚至想让兄弟俩一起演“豺狼”，这样就可以彻底迷惑观众，不过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其实，在金尼曼的布局中，“豺狼”虽然戏份不少，但作为杀手，他只能是一个配角，这部电影的主角应该是勒贝尔专员，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的负责人。在金尼曼看来，勒贝尔多少有点像他之前执导的《正午》中加里·库珀饰演的凯恩警长，他为了信念而履行责任，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执着地面对那个决定命运的时刻，刻不容缓地去接近“豺狼”。谁能胜任这个角色？金尼曼几乎把当时的法国男演员都梳理了一遍，最终选择了身材高大但丝毫没有英雄气质的迈克尔·朗斯代尔。朗斯代尔出生在法国，但他的父亲是英国军官，所以他能流利地使用英法两种语言。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学习绘画，直到24岁才改行做了演员。他之前演过各种类型的角色，包括许多喜剧角色。因为曾在金尼曼导演的《十面埋伏擒蛟龙》中演过一个配角，金尼曼认为这个长了一副八字眉的大个子会以他沉稳甚至有点木讷的表演给影片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总体上，《豺狼的日子》是一部男人戏，但也不乏几个关键的女性角色，其中就有被“豺狼”勾引为他提供了藏身之地、最终又被“豺狼”杀人灭口的男爵夫人科勒特。这个角色是由德菲因·塞里格扮演的，她算得上是这部电影中名气最大的演员。塞里格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考古学家，母亲是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的侄女。她初入影坛就主演了经典名片《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曾凭《穆里爱》一片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有意思的是，塞里格与朗斯代尔是演艺学校的同学，朗斯代尔一直在追求塞里格，但始终未赢得她的芳心，朗斯代尔为此而终身未娶。《豺狼的日子》在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四地拍摄。从一开始，金尼曼就给整个拍摄定下基调。“谁都知道戴高乐没有被杀死，”他说。“尽管结局人尽皆知，但无论原著还是剧本始终给人造成一种悬念。这种悬念来自于细节，一方面‘豺狼’在为他的刺杀行动在做万无一失的准备，另一方面，警方在追踪杀手的蛛丝马迹，一次次与对手失之交臂，我决定彻底采用纪录片式的手法，不厌其烦地表现这个过程。”由于法国制片人朱利安·德罗德善于与法国政府部门打交道，该片得以在很多之前难以企及的地方实地拍摄，例如法国内政部、爱丽舍宫和苏比斯府邸国家档案馆。
摄制组还被允许在7月14日法国国庆日这一天，在警戒线内拍摄沿香榭丽舍大街举行的大规模游行。8月15日刚好是周末，巴黎警方全体出动，封锁了17区的巴蒂诺勒大道，供摄制组拍摄“豺狼”化装成退伍老兵潜入公寓楼行刺戴高乐的高潮段落。
拍摄这场戏时，由阿德里安·凯拉-莱格朗德饰演的戴高乐出现在围观的巴黎市民面前。虽然他之前已经在两部电影中扮演过戴高乐，但还是有很多人以为这是总统的本尊。
“豺狼”所用的狙击步枪是英国枪械师根据原著的相关内容制作的真枪，当有两支，后来一支被回收到英国，另一支则被巴黎电影资料馆收藏。
电影上映后，有记者采访金尼曼时说：“有的观众看了这部电影，对于最后‘豺狼’的子弹没有打中戴高乐的头颅感到很遗憾。因为观众有这样一种心理，既然准备得那样周全，而且一直能够摆脱警察的跟踪，顺利地按照计划进行，那就希望能够获得成功。”
对此，金尼曼解释说：“似的，‘豺狼’确实和一般人不同。为了达到目的，他机智地做了万无一失的准备。他采取的办法是非常有趣的，可以说是高度专业化的。然而，他的动机是什么？并不是为了某种信念，而是为了金钱去杀人。所以归根结底我对‘豺狼’很难表示同情。”《豺狼的日子》于1973年5月18日首映，斩获了16,056,255美元的票房。金尼曼对这一成绩相当满意，他说: “我的初衷就是拍一部悬疑片，而且是一部所有人都知道结局的悬疑片。尽管知道结局，观众还会牢牢地坐在座位上吗？事实证明，他们做到了，就像这本书的读者做到的那样。”该片也得到了影评界的很高评价。《芝加哥太阳报》的罗杰·艾伯特把它列为1973年全球十大佳片的第七位，他在文章中写道：“弗雷德·金尼曼的《豺狼的日子》是一部令人兴奋的电影。我没有想到这部电影真的如此优秀: 它不仅仅是一部悬疑经典，而且是一部执行精良的电影制作范例。就像一块精致的手表，剧本收集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零件，然后由金尼曼小心翼翼地组装在一起。故事尽管复杂，却以几乎是纪录片式的严肃方式展开。虽然全片长达两个半小时，但你走出影院时，感觉刚刚过去了15分钟。”当然，这其中有剪辑师拉尔夫·坎普兰的一份功劳。《豺狼的日子》共获得英国学院奖的七项提名，包括迈克尔·朗斯代尔的最佳男配角和德菲因·塞里格的最佳女配角，但唯有坎普兰获得了最佳剪辑奖，他还因该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剪辑提名。作为剪辑师，坎普兰的作品有《非洲女王号》《日月精忠》《雾都孤儿》，我们熟知的《逃往雅典娜》也是出自他手。从今天来看，当年《豺狼的日子》的价值显然被低估了。作为一部政治惊险片，它精准捕捉到了上世纪60年代那种表面一片祥和、实际却暗流涌动的社会氛围，无论是资料片和实景的运用都能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而作为一部以刺杀政府首脑为题材的电影，它对细节的描写和节奏的把控堪称一部教科书，对此后同类题材的影片起到了示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