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曹禺都为它辩护：1978年《望乡》在中国......

文摘 2025-01-25 17:36 北京

1978年，《望乡》在大陆公映，是在文革后紧接《追捕》上映的日本电影。《望乡》在北京首轮公映时，票价是一角五分，但黑市竟被炒卖高达二元，据说还有凌晨一点半的午夜场，确实大受欢迎。

当年不少观众的月工资少于40元，而有些影迷一连看了四五遍。《望乡》广受好评，也引起引起巨大争议。连巴金先生和曹禺先生都写文章为它辩护。

回看当初报纸杂志上的文章，可以想象当初那个刚刚苏醒过来的中国，思想的禁锢是如何被打破的。

1978年11月11日，《天津日报》发文：我对日本影片《望乡》的看法。

日本彩色故事片《望乡》是一部有着深刻社会意义的影片。她通过阿崎被骗卖海外、沦为娼妓的悲惨遭遇和南洋姐们的血泪控诉，大胆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黑暗。

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影片，也有着不同的议论。有人说有色情镜头。看了电影，才知其实不然。女的光背是有，那是阿崎等初被卖到南洋山打根时，街上一个当地土著妇女的形象。这怎么叫“色情”？

至于“男的光腚”，恐怕是指阿崎终于下决心从南洋回国，但在遭受亲人冷目鄙视、内心重创后，参予了男女狂舞，纵酒弹唱，抛戒指、泄郁愤的那个场面。实际上，那个男的并未赤身，其服装与日本“相扑”大力士们的服装相似。倒是弹唱胡闹场面中的阿崎那悲愤已极而近乎疯颠的哭喊嚎叫声深深刺激了观众。

其实，类似这种题材的影片在过去也曾演过不少，象日本的《缩影》，意大利的《她在黑夜中》，法国的《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以及我国建国初期上映的《姊姊妹妹站起来》等影片，都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黑暗社会和恶势力，描写了妇女们悲惨的遭遇。

那时候看这些电影并未引起人们的大惊小怪。而今天，放映了一部《望乡》，却引起了个别人种种责难，这不能不使我感到这是“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所带来的严重恶果。

难道不是吗，我们有些同志受“帮毒”影响，看得惯《火红的年代》中单身守老娘的革命光棍赵四海，看得惯《战船台》中的男主角与他在远洋船工作的妻子分手时那种冷漠的、钢铁般的、严峻的所谓“革命关系，也能接受《艳阳天》中肖长春和焦淑红的那种藏首露尾的感情处理，唯独容忍不了堂堂正正地描写男女爱情小说和影片。

可能是因为这种原因，对《望乡》这样“更不象话”的影片的上映，怎能不“谈虎色变”、“草木皆兵”？

记得上中学时物理课上讲过，弹簧挂重物有一个限度，拉过了头，就回不来了。“四人帮”在文艺政策上的高压，把我们的一些同志的头脑压过了限度，今天，让他舒展一些。一时难免舒展不开。这大概就是不能容忍《望乡》的原因吧！

1978年11月25日《文汇报》发文：少见必多怪

有些人看了影片《望乡》后，对于妓女上银幕，总觉得难以理解。而我对他们这种难以理解的心情也感到不好理解。

不过后来，想起不久前在云南边疆上碰到的一件事，才开始理解了他们难以理解的心情。

我们曾在金平县这个多民族地区过科学考察，在那里常常要骑着马翻山越岭。一天早上，陪同进行考察的同志忽然对我说：“今天要走一段再上马，不然马要踢人。”我有些愕然：“为什么前几天不存在这个问题呢？”

陪同进行考察的同志说: “前几天是在傣族区，你们穿白衬衫还不显得突出。今天在苦聪族区，你们的白衬衫就成了奇装异服了。不但苦聪人奇怪，连苦聪马也对你们看不顺眼，所以……"

我听了，深感这几句话富有哲理。

对某些人来说，看到银幕上出现妓女，就觉得难以理解，不就和苦聪人把白衬衫当作奇装异服一样，都属少见多怪吗!

妓女是历史的产物。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技院。妓女的生活是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的一个刨面。

不懂得旧社会是怎样摧残妇女的，就不懂得新社会是怎样解放妇女的。所以，问题不在于写不写妓女，而在于怎样写和如何看待妓女。

解放以后，我国曾有不少描写新中国改造妓女的文艺作品。可惜，这些书在“四害”横行时，都成了“禁品”，封了起来。十多年来，人们只能看“三突出”，自然一见《望乡》就觉得“不突出”。

十多年来，人们听惯了批“中间人物论”，自然是一见阿崎，就觉得不顺眼。“少见”必“多怪”啊！

“风物长宜放眼量”，要冲破“四人帮”长期搞的禁锢政策，“放眼量”的工作现在只能算刚刚开始。今后还要不断放。在放的过程中，自然还会有人“多怪”。

而要减少“多怪”就要拉他们更上一层楼,以“穷千里目”。

《望乡》日本场刊封面

1978年11月16日《光明日报》发文：《望乡》的伦理学。

几年前，（望乡）这样的电影在中国上映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期间，中国举办了日本电影周，《望乡》在中国公开上映了。

一些天真纯朴的青年人，怎么也想不到竟能将妓院妓女搬上银幕。在林彪、“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猖獗的时候，人们接受新鲜事物的孔道被堵塞了，早祈祷，晚悔罪销蚀了人们的视觉和听觉。

孩子们从懂事起接触的就是“无限崇拜”、“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之类的政治口号和千篇一律、虚假造作的戏剧、电影和文学作品，人类所创造的伟大的精神财富，对他们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东西。

什么米开朗琪罗，什么雨果、莫扎特，统统没有听说过。青年的思想被禁锢在比罐头还严的牢笼中。

现在，牢笼砸碎了。然而，当他们刚刚来到这阳光灿烂的大地上时，发出几声惊异的呼叫是不足为奇的。

同时，《望乡》也引起了一些父母的关注。做父母的希望自己的孩子纯洁、正直，但问题在于用什么方法才能使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是采取“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呢？还是用正确的思想引导孩子，使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真善美”呢？

在林彪、“四人帮”专制统治下，文学艺术领域中只有“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不要说《望乡》这样描写妓女痛苦生活的作品，就是纯洁高尚的爱情也成了文艺创作的禁区。

然而，历史却是这样地作弄人，在那些日子里，青少年的刑事犯罪率有增无减，这是因为他们看多了《望乡》这种电影吗？

不是！是封建专制主义扼杀了青年的前途，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使这些青年不知道什么是人类的前途，什么是国家的命运，没有信念，没有希望，更没有前进的动力！

相反，引导背少年更多地了解社会—现在的社会，过去的社会；中国的社会，外国的社会；光明的社会，黑暗的社会，见多识广，眼界开阔，青年人才能头脑清醒，有高度的鉴别力和强大的抵抗力。

我们不能重复林彪、“四人帮”把人类共同的艺术财富变成少数特权者的私有物的作法了。艺木属于人民！让我们张开双臂，来欢迎这冲破长久冰冻，已显示出无限生机的绿色原野吧！

1978年11月18日《中国青年报》发文：他们为什么少见多怪

这些年“四人帮”大搞封建主义的愚民政治，制造各种紧箍咒，把人们的思想搞僵化了，无法正常地思索问题。

“四人帮”乘机大打出手，搞的“资产阶级"帽子满天飞。一部文艺作品中描写了青年男女正常的恋爱故事，就被说成是“宣扬资产阶级的谈情说爱”，甚至人们穿一件花衣裳，也被说成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他们这样搞；却一时没有被人识破，甚至有人把错误的东西当做正确的东西来拥护。这绝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望乡》日本场刊画页

我国封建社会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下台到现在，只有六十来年时间。我们新生的国家是从一个生产力低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脱胎而来的。“四人帮”正是利用了这个弱点，用封建迷信欺骗人民，用闭关自守和不开化的意识奴化人民，助长了一些人的无知和蒙昧。

有些人自以为是站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一边，反对资产阶级思想、道德，实际上，他的所谓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并不完全是，甚至完全不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而是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

说明确一点，就是以一种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思想道德来反对资产阶级，其结果只能是无力的，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新一代中国青年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他们会在实践中探索真理，在比较和鉴别中，辨明是非；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起来，不断地把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1978年11月5日《解放日报》发文：关于《望乡》的对话

邻居家的小张来串门，我们谈起了日本电影《望乡》。

问：《望乡》中有不少镜头表现的是妓女生活，放这样内容的影片合适吗？

答：我看这部电影并没有展览妓院的糜烂生活。有些镜头，也是着重表现阿崎等所受到的压迫和她们的痛苦。阿崎从十四岁被骗卖到南洋妓院，开始，她反抗，拒绝接客，受到毒打。为了活命，为了还清欠老板的债，为了能回家，她忍受了非人的折磨。

可是，当她们被榨尽了血汗之后，又残酷地遭到鄙弃和歧视，甚至连亲人都拒绝往来。就连用阿崎寄来的钱盖了房子，娶了媳妇的亲哥哥，也因为妹妹是妓女，名声不好听，不欢迎她回家乡。

连她自己生养抚育长大的儿子，也认为有个当过妓女的妈妈不光彩，九年不来看她。我们从影片里看到许多南洋姐，日夜思念家乡，回不了家乡,心中充满怨恨,身死异乡,长眠地下，也要背向日本，这是令人深思的。

问：还有的同志认为《建乡》给成年人看看可以，青年人最好不看，免得起副作用，你说是吗？

答：我们总不能让青年永远生活在没有任何细菌的真空保险箱里。有些好心的同志总希望青年“纯而又纯"，结果常常是抵抗力很弱，经不起风浪。

还是应当让青年多接触一些事物，知识丰富一些，视野广阔一些，头脑复杂一些，才能学会正确鉴别香花草，自觉地辨别是非，知道应当吸收什么扬弃什么。

1979年1期《大众电影》发表了一组文章谈《望乡》，首当其中的便是作家曹禺所写《大胆地睁开眼睛》：

《望乡》这部电影在我们的社会上引起了争论。有一段时间说是要停演，于是我赶紧托人买票看了。后来，《望乡》重新放映，我又借来了《望乡》的电影剧本，又看了一遍。

剧本很短，应当说非常简练，我一口气读完了它。我很激动。

《望乡》，它所写的是在黑暗社会里，黑暗统治下，妇女的最苦难、最可怜的遭遇。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她的儿子看了《望乡》之后，对她讲："妈妈，我这才知道什么是人吃人的制度，这才感到我们是幸福的。”孩子的话多么真诚啊！对我们是一个教育。

我还曾在汽车站碰到一位青年。我问他：你看过《望乡》吗？他回答看过。我又问他觉得好不好？他说：影响不好。我说为什么？他说：这电影黄色。

青年人原来不懂什么叫妓院，从电影里却看到了那种乌七八糟的东西。我没有和他辩论，我默想：中国的青年就不应该懂得什么是丑恶，黑暗吗？难道我们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不也是从腐朽、黑暗之中站起来的吗？青年人就不需要了解这点吗？

不去了解疾病，难道就会永远健康吗？我看恰恰相反。难道我们今天的社会上就没有细菌吗？如果真要那么“净化” ，便只有什么都不看也不听了。那一套实际上是“四人帮”的“愚民政策”。

在这里，我还想说一点。外国文艺作品不是洪水猛兽，不必这样害怕。我年轻时读过许多的外国剧作、小说，也读过不少中国古代的作品。我们这一辈，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的。至今，我觉得这样做，对我是好事，起码是使我能了解世界，增长知识。

为了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迅速实现，我们应当大胆地睁开眼睛！

李凌的文章《石花山下》讲述旧日广东妓女的遭遇：

我们广东合山这样小的地方，解放前就有好些个妓女馆，当地人叫“老举家”。妓馆老板，趁着饥荒年月贱价收买少女，逼迫他们卖淫，有的还请人教唱小曲，兼作歌妓。命运最悲惨的，是被卖到美国、加拿大、南洋一带的娼妓、歌妓。被卖时也和影片一样，骗说是外出做女工，可她们每每就从此不知去向了。

有些挣扎过来的歌妓，到了年老的时候就被老板一脚踢开。她们流落街头，卖唱糊口。当时广州流行的有《妓女叹五更》、《陈姑近舟》、《六女投江》等小曲。有的歌妓，如月儿、碧云、上海妹等，在唱腔的改革创新上，唱调的南国化、粤语化上，对粤曲艺术的发展有过很大贡献。然而她们一生卑微，受人歧视。既使死后，也只能葬在埋葬罪犯的石花山下，许多歌、妓女只用草席包葬，有棺材的也是姐妹捐的。

每到清明节，天不亮，妓女们成群结队,披头散发,到已故妓女的坟上烧香,她们感怀身世，嚎哭不止，其声凄不忍闻，其状惨不忍睹。

解放后，家乡石花山已改为公园，到处都是花果树木，亭台楼阁，旧日的惨迹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望乡》日本场刊中心画页

沉默撰文《悲惨的“职业”》：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卖淫是“古已有之”的。

可以说，妓女是私有制的产物，只有在全世界消灭私有制以后，才不会存在这种丑恶现象。因此，在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职业卖淫和雇佣劳动是形影不离的双胞胎。

我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正是为了不让产生这种丑恶现象的剥削制度卷土重来。因此，当我们对青年一代进行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同时，让他们从《望乡》这样的影片中懂得资本主义的罪恶，从而更加热爱社会主义，这是相辅相成，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高立志《值得借鉴》

对于《望乡》的讨论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对一部影片的评价，而是涉及到如何看待外国文艺作品的问题。

对此，毛主席早就明确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一切有益于我们的外国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

对我国古代和外国的文化，应该采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态度，或日“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夏歌《三批》

一日“《望乡》会对青年人产生副作用”。这是因噎废食。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必然要反映生活的各个方面，何况是一部控诉资本主义制度的作品，它当然要把黑暗本质彻底揭出来，难道这就是副作用吗？

二曰“过去那些事不必让青年知道了。”对于世界上存在的或曾经存在的现象采取回避、掩盖、不承认态度已经使我们吃尽了苦头。

三曰“把影片剪掉一些，还是可以演的嘛”。这是自诩高明。我们看到的被剪得莫名其妙的影片已经够多了。

当这些同志拿起剪刀的时候，应该想想群众的意志和群众的鉴别力。

1978年11月25日，巴金迎来75岁生日。一个星期后，12月2日，他写下“谈《望乡》”一文交给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这是他为新开的专栏《随想录》所写的第一篇文章。

后来在“《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巴金承认：要是没有《望乡》，我可能不会写出五卷《随想录》……我最初替《望乡》讲话，只觉得理直气壮，一吐为快，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八年。

巴金（1904-2005）

下面是巴老的原文：

最近在我国首都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上演日本影片《望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公开反对，有人说“映了这样的影片，社会上流氓不是更多了？”有人甚至说这是一部“黄色电影”，非禁不可。不过支持这部影片放映的人也不少，报刊的评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望乡》在今天还能继续放映，当然不会是无条件的放映，是进行了手术以后的放映。

曹禺最近来上海，闲谈起来，他告诉我，据说《望乡》给送来中国之前曾由影片导演剪去一部分，为了使这影片较容易为中国观众接受。我们最初就是根据这个拷贝放映的。过了日本电影周之后，主管部门又接受一部分观众的意见剪掉了一些镜头。

我看放映总比禁止放映好，因为这究竟给我们保全了一点面子，而且阐明了一个真理：我们的青年并不是看见妇女就起坏心思的人，他们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我生在到处都有妓院的旧社会，1923年5月我第一次同我三哥到上海，当时只有19岁。

上海大世界附近、四马路一带，每天晚上站满了穿红着绿、涂脂抹粉的年轻妓女，后面跟着监视她们的娘姨，这是拉客的“野鸡”。

我们总是避开她们。我从未进过妓院，当时并没有人禁止我们做这种事情，但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年轻人关心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哪里有心思去管什么“五块钱”不“五块钱”？那个时候倒的确有黄色影片上演，却从未见过青年们普遍的腐化、堕落！

《望乡》日本场刊画页

难道今天的青年就落后了？反而不及五十几年前的年轻人了？需要把他们放在温室里来培养，来保护？

我想问一句：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面的东西是不是占主导地位？那么为什么今天还有不少人担心年轻人离开温室就会落进罪恶的深渊，恨不得把年轻人改造成为“没有性程序”的“五百型”机器人呢？

今天的青年，拿《天安门诗抄》的作者和读者为例吧，他们比我们那一代高明得多！他们觉悟高，勇气大，办法多，决心大。没有这样的新的一代的革命青年，谁来实现“四个现代化”？

要说他们只能看删剪后的《望乡》，否则听到“卖淫”、“五块钱”这类字眼，就会——，这真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这是极其可悲的民族虚无主义！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

栗原小卷

8年后，1986年12月3日，《望乡》主演栗原小卷来到上海巴金家中，看望这位为《望乡》辩护的文坛大树。巴金写下第一篇“谈《望乡》”的日子，是1978年12月1日，栗原小卷走进武康路巴金的家的日子，正好八年！

一部外国电影，引起如此巨大的争议，因为它恰好处在改革开放初始的中国，经历十年浩劫后百废待兴的历史时刻。

它就像一个缩影，预示着寒冬过后，春寒料峭。

见证着沉重的思想镣铐被一点一点摘下的过程。

见证着文艺工作者大胆探寻创作自由的路径。

这些留下来的微微泛黄的文字，至今读来，依然百感交集。

历史循环往复。

人心细微处，曲折轮回。

森森老电影画刊

最精美的老电影图片，最高清的老电影视频，欢迎进入森森的老电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