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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自《大众电影》2025年第一期。今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杂志会采访不少老明星做纪念。第一期是赵静老师。
1980年，我正式调到上影厂，这一调，算是和电影结缘，和上海结缘了。
来之后很快拍了第一部电视剧《卖大饼的姑娘》，这是个地道的上海故事，穿戴打扮和口音都是非常本地化的，当时不会说上海话，哪怕只是试着说上海普通话我都张不开口；过两年拍《车水马龙》，又变成一个结结实实的北京故事，结果配音时发现我说话的尾音竟然有了一些些上海口音。那之后，我便刻意跟上海话保持距离，在上海生活久了其实能说，但是我直到退休以后才开始说。![]()
1981年、1982年那会儿，上影厂十几年来第一次计划拍古装戏，也成了我第一部古装戏，就是《笔中情》，后来观众调侃说这部戏里“白龙马改和唐僧竞争了”，因为两位男主演是王伯昭和迟重瑞。当时我住在上影厂招待所，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练一小时赵孟頫的书法，剧组还请到了书法家手把手教我们；我还有一段古琴戏，所以也学习了古琴。古装戏演起来非常辛苦，要站得正坐得直，晋代的发髻很高，头饰很重，衣服是绸缎做的，很容易皱，一天下来，身体都得绷直，演完《笔中情》，我想再也不要拍古装戏了，当然后来还是陆续拍了一些。![]()
之后我演了《街上流行红裙子》，当时正值改革开放，我饰演的棉纺厂女工陶星儿是一个敢于冲破束缚，追求美的女孩儿。她大胆尝试各种各样颜色鲜艳的裙子，除了美之外，裙子最根本之处在于它代表思想和精神上的一种转变，展现了改革开放的一个面貌。那个年代的电影都特别接地气，我们演的都是生活中的老百姓，所以观众爱看，我挺自豪自己饰演过的那些角色，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生活印迹。![]()
演完《街上流行红裙子》之后，我感觉身上的电放光了，于是，拍了快十年戏之后，我决定去读书，1985年，我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进修班，也算圆了一个大学梦。我和唐国强、寇振海、姜黎黎、宋春丽、吴玉芳做了同学。回过头看，那段时光真是让我受益匪浅，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演《骆驼祥子》里的虎妞，我和班主任谢园搭档，原本我是毫无信心的，经过谢园耐心地指导、调教，我慢慢找到了感觉，效果相当好，很多人端着饭碗进礼堂来看，这件事对我鼓励很大，如果一直在电影厂，完全不会考虑让我演这样的角色，这次尝试挖掘了我的潜力。我很庆幸经历了那样的时代，在片场很多时候导演甚至都是掐表的，因为胶片贵啊，允许你失误的空间很小，多拍一条相当于扔钱了嘛，所以我们要花大量的时间练习、走位，这对磨砺演技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知道是我岁数大了，还是时代变了，现在的很多做事方法我是不太理解的，但是又改变不了，只能做好自己。![]()
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平时喜欢画画、朗诵，也会练练毛笔字，我自己做了一个公众号《静静朗诵》，在里面读诗。六十多岁了，但我这几年常常想起小时候。那时候没有玩具，我就把糖纸攒着，用水冲一冲，晾干了夹在书本里，如果哪天不小心打碎个杯子或者窗户，再把糖纸拿出来贴在碎玻璃上，在家或者学校附近刨个坑，把这块玻璃埋进去，第二天再把它挖出来。经过了一夜露水的滋润，色彩特别鲜艳，令人打心底产生愉悦感。后来我去国外，看到欧洲的教堂，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很像儿时埋在土里的糖纸，但是再像，你的感受还是不太一样，这大概就是诗句中所说的“寻常相见了，犹道不如初”。你说糖纸这种寻常的美，是不是需要靠自己去发现？即使不做演员，不拍戏，能够观察生活，发现寻常又不寻常的美，是不是也是一种美？![]()
这篇文章配图中有一张赵静年轻时的照片没怎么见过，很漂亮，森森已经贴在了日记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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