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港谍影》是公映于1978年的电影，但据以改编的小说《斗熊》，则出版于1976年5月。
从这个意义上讲，《东港谍影》是文革文艺的产物，只不过，在电影拍摄的1977年，《东港谍影》删去了原作的时代特点，强调了电影的娱乐性，从而遮掩了原小说作为文革期间三结合小说的时代特征。
什么叫“三结合”小说？就是由领导、工农兵群众与专业文艺工作者结合在一起而创作出来的小说。
而《斗熊》基本是与《虹南作战史》同时期成立的三结合创作组创作出来的小说。时间在1974年左右，上海成立了多个三结合创作组，具体有：
民兵创作组，主要成员有管新生，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铁拳》，是以上棉三十一厂的文革期间的史实而创作出来的，但小说写成后，没有来得及出版便因为文革结束而成为废品。公安创作组，创作了《斗熊》。
农村创作组，创作了著名的《虹南作战史》。
《斗熊》的署名栏内，没有像《虹南作战史》那样署名的是：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创作组，而是署了一个笔名：尚弓。这个名字，显然是“上公”的谐音。当时，创作这部小说的作者成员，隶属于上海公安局政治部创作组，所以，署名的时候，便用了这样一个意有所指的笔名。
那么，“尚弓”有什么人组成？据《东港谍影》的电影剧本的编剧之一陈镇江介绍，《斗熊》的小说组创作成员包括：陈镇江、周云发、牟怀珂、李春茂、沈霞。其中，周云发、陈镇江参加了《东港谍影》电影剧本的改编。
《东港谍影》对小说《斗熊》的改编其实细究起来还是挺大的。
《东港谍影》的电影标题，出现了“东港”，这是一个新造的地名，表明了故事发生地点。
“东港”在哪里？电影的拍摄地点，选择了“大连”，但小说里的地名叫“春江”市，而在具体的地域性描写上，小说里的“春江”显然不是“大连市”。
但大连是没有向东流向大海的江口的，所以，综合来看，小说里的故事发生地，是综合了天南地北的各个局部的地域，进行了拼合而成的。
上海公安局的创作人员，创作了一部反特小说，故事发生地点，却置于他们并不熟悉的北方辽宁省，这是有一点奇怪的。
至少农村创作组创作的《虹南作战史》是以上海郊区的真实原型创作的，而《斗熊》却彻底架空了故事发生地，使小说里的故事情节，找不到一点真实的原形的影子，带来的好处，就是不受时代的限制，可以作另外的改编。
《东港谍影》删除了原作小说《斗熊》里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对“三结合”的礼赞。从某种意义上讲，《斗熊》里烙印着强烈的时代的色彩，或者说，小说里比反特主题更为突出的要旨，是宣介了“三结合”侦破组的重要意义。
正如小说的创作组是“三结合”创作组一样，小说里的侦破组也是一种“三结合设计”，也就是公安人员与民兵、群众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侦破的力量。
小说里的主体案件，则是两个潜伏的苏联特务，偷窃新型舰艇的图纸。而侦破这种跨国间谍案，小说里强调的是必须发动群众，参与到反间斗争中，那么，间谍就无法可逃，落入法网。
这样的发动群众的主题，到了电影《东港谍影》中已经不是主要着力表现的内容了。相反，《东港谍影》中，倒是为深受苏联间谍陷害之苦的女技术员夏芸，加入了原小说里没有的爱情线索，并且让这夏芸的追求者，是一个从事舰艇设计的黄工程师。而在原小说里，黄工程师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改成电影后，让这个工程师卷入爱情的纷争，远比小说里的简单的情节线索要复杂得多。
在《东港谍影》里，一下子出现两个潜伏的阶级敌人，而且竟然潜伏到1977年左右，时长达到16年左右，这样的特务，有什么价值与意义？
这是电影里难以解释的地方。而《斗熊》的故事发生在1972年，潜伏特务的时长在12年左右，已经非常牵强了，《东港谍影》又延长到拍电影的1977年，更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
这也只能说明《东港谍影》虽然尽力删去了《斗熊》里的上海创作组模式的命题作文中的硬性主题，但是仍然难以改变故事架构中的先天性的困境与不足。
从目前披露出来的资料来看，当时的苏联显然看到了中国的反特片瞄准了彼方带来的巨大冲击力，为此，苏联政府也下达了应对的电影拍摄计划，以作为针锋相对的电影宣传对策。
我们在《党史纵横》2015年第2期刊登的《“李洪枢案”背后的中苏宣传战》一文中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苏联对中国拍摄的反特片的反映。
这篇文章称：“时隔40 年后，俄罗斯大报《绝密报》去年12 月披露出相关内幕”，提到“正当安德罗波夫刚刚说出要开始生产自己的反谍影片时，中国人早已先发制人这样做了，并出品、发行了相当优质的艺术影片，内容是和苏联间谍阴谋的斗争。”
其中提到了《东港谍影》：“1978 年的《东港谍影》更是再上层楼，其主题明确、情节真实可信，是不可多得的佳作，这是当时苏联影视作品不可企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