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正值轰轰烈烈开展知青上山下乡之时，我作为一名普通下乡知青不认识县上的干部，也不在乎县里谁在管知青，更不用说还想见到分管知青工作的负责人。
一直到这年大春收获前，我们的农科试验、科学种田已见到初步成效，来生产队参观的人员几乎没有间断，我们知青也很自然地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此时，潘良宾已多次到我所在生产队座谈访问，与社员们打成一片。记得有一次他来队时正值栽秧时节，他二话没说就脱鞋袜下到田里，一边插秧一边与我交流，还向周边社员了解情况。当时，我和社员们都很感动，认为这样的县上干部真是好样的。
作为一名下乡知青，能够被推荐参加县上的知青会议，是一件荣幸的事，而对于我这样一个只顾埋头干活的人来说，在当时是无心旁骛也不可侈望的事。
记得下乡不到1年时间，县上就召开了一次知青代表大会，我所在公社需推荐5名知青参会。在公社召开的知青会上，领导安排几位知青交流了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的体会后，就宣布这几位知青参加县上的会议。对此“推荐”办法，有些知青不平，我当时压根都没想去参会，也就心淡如水。
1972年3月初，开江县在任市区召开知青工作现场交流会。此时，我们的农科试验已取得明显效果，县内各地参观的人员络绎不绝，潘良宾已来队了解情况多次，经生产队、大队、公社推荐，我参加了这次知青工作会议，并被安排上了主席台。在会上，潘良宾介绍了我在农村看书学习、科学种田的情况，县革委领导表扬了我，使我感受到了组织的重视，受到了参会代表的关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县上的知青工作会议，印象较为深刻。
红岩现场会后，我与潘良宾又乘坐班车到长岭区召开后厢三区的知青座谈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下乡知青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理想与前途”。会中一个小插曲是，我与潘良宾一起接待了几起知青反映近期招工的“走后门"问题。我们认真听取，做好记录，最后使这一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在长岭工作的3天里，我与潘良宾同住一个房间，无话不说，常常聊到深夜。
到成都报到后，我才知道这次会议意义非同一般。这是由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召开的全省知青工作会议，主要贯彻落实1973年4月毛泽东主席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和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分两段进行，第一段开到地、师级，第二段开到县、团级。我与全省各地的21位知青代表一起，从第一段就参加了会议，并与其他5位知青代表一起被推举为“会议领导小组”成员。
8月20日全省知青工作会议第2段会议开始。潘良宾与县上其他3位领导提前一天就到了成都。说实话，当时县上领导到成都开会出差是极少的，更何况我这个在边远农村插队的知青了，逛一逛成都市区是我们的共同心愿。放下行李后，我就与潘良宾和时任团县委副书记彭会国一起，游览了青羊宫、草堂、南郊公园等地。一边观看，一边交流，感慨甚多，我们谈得较多的还是城乡之间的差别、青年一代肩负的重任等内容。
此后，各地掀起贯彻落实全国、全省知青工作会议精神的热潮。这期间，我也相继兼任了开江县委、达县地委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职务，这样与潘良宾接触交流就更多一些了。在县委知青工作领导小组会上，我们针对知青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认真研究统筹解决的工作措施，而后我们又一起细化实施办法，下力抓好落实；我参加地委知青工作领导小组会后，一回到县上就到潘良宾办公室或寝室，与他交流上级的工作部署及其他县知青工作动向等，以取长补短、争取工作主动。在工作交流中，使我不仅更多地了解了知青工作全局的进展与问题，而且也受到了潘良宾更多的指导和帮助。
1973年10月5日至11日，开江县委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全省知青工作会议精神。会议一结束，我就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并与公社、大队的同志一起开展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工作。
11月24日下午，公社通知我带上半个月的粮票及行装，速到县知青办。来后潘良宾才告诉我，为贯彻落实全国、全省知青工作会议精神，地委决定在开江县的一个公社搞“统筹解决”的试点。县委得此通知后，立即研究并报地委，最后确定在开江甘棠公社进行该项工作。同时，地区知青办主任宋国仕传达了地委副书记周永开的指示，确定由我担任这次试点工作组组长。于是，一个由12人组成的地、县委统筹解决试点工作组成立，潘良宾为副组长。
试点工作12月上旬结束时，我们对工作的基本做法及经验进行了分析总结，上报后受到地委知青工作领导小组的肯定和推广，开江县委以（1973）49号文件转发了试点经验，及时指导和推动了知青统筹解决工作的进程。
在这期间，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对知青“统筹解决”的各项方针政策，全县所有区和大部分公社都留下了我与潘良宾走过的足迹。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增长才干，也使我对全县知青工作的现状有了更多的了解与掌握。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1974年10月28日，我所在的红岩公社4大队知青队住房破土动工了。从住房的选址到设计及设施的配套，从建队的组织方案到人员组成、土地划拨、资金筹集、管理方式等，我与潘良宾一道多次与公社、大队负责人商议筹划、修改完善。记得动工这一天，潘良宾及正在红岩公社蹲点调研的省知青办王宪民处长和谢继冲同志来到现场，我当时已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负责全社知青队的规划、筹建工作，大队党支部书记朱光炳负责4大队的建房工作。从这天起，全大队12名分散插队的老知青全部进入建房、建队的劳动与生活之中。
随着1974年下半年“厂社挂钩”经验的推广，集体安置知青成为开江知青工作的重点之一。红岩公社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全县先行试点单位。潘良宾与我多次到各大队考察，最后经公社党委确定在1、4大队先行一步试点建立知青队。从各大队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实施方案。1大队采取“先劳动科研、后建房生活”的方式，4大队则采取先“治窝”（建房）、后“治坡”（生产）的办法。不到半年时间，两个知青队先后建立起来，实现了当年建队、当年投产并获得效益。
五、开江经验在全国推广
红岩的实践与经验，受到县委高度重视，多次召开现场会议，总结推广经验，加快了全县集体安置进程。到1976年底，全县136个大队建起农科队，集中安置了1700多名知青。在这期间，我们进一步完善知青集体安置与社队农科网的紧密结合、解决选派贫下中农骨干进队带队、加强知青教育管理和发挥知青作用等问题，使知青农科队建设逐步深入。
1977年初，省知青办决定将开江经验作为呈报参加全国第二次知青工作会议的典型材料，并确定由我承担材料的撰写及完善工作。接此任务后，我与潘良宾再次深入全县一些社队调研，广泛搜集资料，调整完善结构，反复打磨修改。在这期间，我还于当年8月、12月及次年7月到成都、重庆等地与省知青办领导和同志们商讨修改文稿等。
我深知，开江知青工作的经验能够以国务院知青办的《情况简报》报送中央及相关部门，能够在全国第二次知青工作会议上得到介绍与肯定，这是开江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及知青们共同努力与奋斗的结果，同时也饱含着潘良宾这位县知青办主任的极大心血与智慧！我作为当时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人，是深知其份量和贡献的。
正是在与潘良宾一次又一次的接触交流中，在一项又一项的工作交往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尤其是他满腔赤诚、平易近人、关爱知青的精神品格，他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不辱使命的思想品质，他任劳任怨、踏实肯干、朴实待人的工作作风，使我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至今都挥之不去。他的思想、品格、作风和奉献、业绩，早已印记在曾在开江这块热土奋斗过的广大知青的心坎上，也必将永远铭刻在开江这一段历史的丰碑之中。
附：
[潘良宾简历：男，出生于1934年10月21日（农历），籍贯开江县，中共党员，初中文化。1952年4月参加工作，先后在开江县白鹤乡燕鹤小学、长田小学任教；1956年奉调开江县人委文教科工作；1960年1月调开江县人委办公室任秘书；1970年1月任开江县革委毕业生分配组组长，后为开江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主任；1979年12月任开江县文教局党组书记、局长；1987年3月任中共开江县委统战部部长；1990年3月任政协开江县第八届委员会副主席；1995年10月退休。2011年12月31日因病去逝，享年7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