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离开农村是“闹”出来的吗？不是！是“一哄而起”返城的吗？也不是！从总体而言，知青调离农村是党和国家根据不同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而有计划地安排的结果。本文从知青调离农村政策的逐步演进入手，探析当时党和国家致力解决知青问题的发展轨迹。
应当说，从1962年下半年国家开始有计划地开展组织城镇知青下乡到农村以来，党和国家在这方面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就是组织城镇知青到农村去安家立业、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对动员下乡的知青，强调一定要坚持自愿的原则，做到本人思想通、家属思想通，思想不通的，就不要下去；下乡的知青必须达到劳动年龄，并且身体健康。当时虽然没有明确界定知青下乡时间的问题，但还是希望他们把建设新农村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
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以后，全国掀起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高潮。当时“毕业生分配是一个普遍问题”，工作重点是将400多万积压在城镇的老三届中学毕业生安排到农村去。由于当时“文革”运动正风起云涌，加之部分地方一度出现的“一刀切”“一锅端”等作法，使得一些地方在各方面都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将大批知青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送到了农村和边疆，这也势必从一开始就潜伏着诸多矛盾和问题。尽管这样，当时不少地方仍在动员对象上强调“身体残疾的”“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的”“独生子女”等不动员下乡。如四川省在推行“一律下乡插队”政策后的1969年5月就发出《通知》，规定“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患有严重疾病”等情况经过一定程序不动员下乡或已下乡的允许转回城镇。
1973年4月毛泽东主席亲笔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后，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统筹解决知青实际问题的政策措施，其中对纠正“三招”中“走后门”不正之风，以及对不动员下乡的几种类型作出明确规定。
此后，全国各地知青通过“三招”等方式调离农村的人数进入稳定发展状态。除1974年全国调离农村的知青为60.35万人外，1975、1976、1977年均在100万人以上，其中1975年为139.79万人。以四川为例，1975年至1977年三年间，全省通过多种渠道调离农村的下乡知青共计33.65万人。与此同时，知青留城范围进一步扩大，不动员下乡人数逐步增多，据四川省知青办公室1978年6月的调查报告，全省知青下乡面即应下乡人数占动员对象人数的比例，由前5年平均80%左右下降为1977年的43.4%，同期的留城面（包括病残、独生子女等）即应留城人数占动员对象人数的比例，也由过去20%左右提高到56.6%。
知青问题实质上是个就业问题，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对城镇就业问题影响极大。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进程中，对下乡知青有过两次较大的调离高峰，都与当时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密切相关。
第一次是1971-1972年期间。从1967年至1969年底，全国已累计下乡知青467.06万人，大多数“老三届”中学毕业生已到了农村、边疆，其中也包括少部分1969年的应届中学毕业生。到1971至1972年期间，这批早先下乡的知青大多已陆续有两年及以上的劳动锻炼时间。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性发展，1970年按照国家拟定的“四五计划”开始招收新职工，下乡知青被招调回城成为现实并达到第一个高峰期。据国务院知青办公室的统计，1962年至1973年间，全国调离农村的下乡知青共计401.35万人，占同期下乡人数934.57万人的42.9%，即有2/5以上的知青离开了农村。由于1962年至1970年间全国在下乡知青中实际招收职工并不多，而1973年又因“三突破”原因国务院决定停止招收职工，因此，在这期间被招调回城的下乡知青大多数是1971年至1972年离开农村的“老三届”中学毕业生。
四川是这期间全国下乡知青人数较多的省份之一，1962年至1972年，全省动员城镇知青下乡共计88.45万人，而同期招调知青回城为30.08万人，占同期下乡人数的34%。也就是说，四川当时已有1/3的下乡知青被招调回城，其中大多数是“老三届”下乡的知青。这批主要通过招工调离农村的知青，基本上都安排进了当时的国营和集体企事业单位。可以说，这些首批回城的知青比同时下乡且仍在农村的知青来说，应该是幸运者；与同龄还未下乡的青年相比，也应该是幸运者，因为他们既有下乡的经历，又几乎较早地被招调回城。而此时，除尚在城镇应下乡而未下的青年外，经批准确定为不下乡的青年一般仍未安排工作，即或后来作了适当安排也仍相对较差于已下乡知青的回城安排，因为当时的政策导向总体是鼓励下乡、计划调离。
第二次是1977-1978年期间。从知青调离农村的绝对数来讲，1977年并不算多，全国仅为103.01万人，比1975年的139.79万人、1976年的135.25万人的调离都少。由于1977年底重新恢复高考制度后调离农村的知青人数计算在次年，且随着招工、征兵等其他方式调离知青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故1978年全国调离农村的知青人数当年就达到255.32万人，从而形成知青调离农村的第二个高峰期。之所以将这个高峰期的截止时间定在1978年底，是因为这年12月10日结束的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决定将知青工作的重点由知青动员安置转移到就业安排上来，此后的知青回城安排是工作重点转移后的必然结果，与此前的调离知青回城安排在指导思想、政策措施和工作力度上都有较大的差异。
由于通过各种方式调离农村的知青人数有较大增加，也由于动员下乡的知青人数大幅度减少，故1978年底四川全省在乡知青人数为25.6万人，其中1972年底以前下乡的老知青仅为7.3万人。也就是说，此时全省调离农村的1972年底以前下乡的老知青已达81.15万人，已有91.75%的老知青离开了农村。
三、返城高潮的再次兴起
1978年12月10结束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提出，坚持从实际出发，调整政策，改进作法，缩小下乡范围，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青上山下乡”，并明确提出优先安排1972年底以前下乡插队的老知青，从1979年起的两年时间内基本解决。党和国家决策知青工作的重点由动员安置转移到就业安排上来，这无疑推进了知青调离农村高潮的再次兴起。
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之所以成为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转折点，就在于其对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作出了历史性的总结与反思，制定了一系列承上启下的新政策，确定了逐步安排下乡知青的新思路，并提出了插队知青回城安排的时间表。按照这次会议的部署，各地迅速制定出安置插队知青回城方案并广开城镇就业渠道。
与此同时，这次会议也提出了今后农场知青“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而“可以通过组织商调”回城的政策。面对云南农场知青“静坐请愿”风波的兴起与发展，国务院调查组赴滇开展工作，四川率先提出全面解决支边知青回川方案。1979年2月上旬，国务院正式提出解决云南农场知青问题的“6条意见”，为农场知青返城疏通了渠道。到1979年底，四川有2.7万支滇知青返川，占1978年底在滇知青的97%以上，占这一年四川调离农村知青总人数的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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