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叶县的市川市隔江户川与东京相望，位于从成田机场前往首都的途中。作为中国四川省乐山市的友城，每每经过这里，我总是会有一种特殊的情感。除了中方赠送的小熊猫所带来的超高人气和浓浓的“乡情”味道外，还有因郭沫若纪念馆的文化存在和历史羁绊。
作为文学家和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日本留下的足迹早已是双方人文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烙印和纽带。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郭沫若先生在市川市居住长达10年，21世纪初市川市在其旧居附近重新修建了纪念馆，此后的20年里，中国乐山市和日本市川市开展了多样的文化互动和城市交流，郭沫若先生的留日生活成为了不随岁月而减退的时间记忆。如今徜徉在纪念馆安静闲适的小院内，思绪也会很自然地触摸那些过去的时光和文化篇章。
我在京都的舞鹤曾关注过战后自中国遣返日本人的“引扬船”。1956年7月3日，自中国启程的第13批“引扬船”带来了特殊的“乘客”。除了335名日本人之外，还有一对来自中国东北的丹顶鹤。这是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承诺向冈山的后乐园赠送之物。1961年春，冈山县在后乐园为此还专门设立了石碑，刻上了郭沫若先生许诺时的五言诗“后乐园仍在，鸟城不可寻，愿将丹顶鹤，作对立梅林”。和为中日友好交流不断注入暖流的郭沫若相比，和日本结缘时的郭沫若却历经了激荡的时代风波。
在辛亥革命民权运动正高潮之时，不满20岁的郭沫若无奈奉旨成婚，匆匆完成这份为了孝道而生的“差事”后便只身返回成都。放弃军医学校入校资格后，他投宿在北京的兄长郭开文篱下，并在兄长的帮助下，怀揣着给自己攒的半年生活费，乘铁路、轮船等从东北到釜山，辗转开始了留日生活。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但往往面对历史潮水袭来时，总是要迎面走上前。原本在日本为了学医，郭沫若积极学习德语，这使其有能力和有机会开始读到大量的欧美文学。就这样，怀揣着激情之心，郭沫若在五四运动的激荡风云之下登上了文坛。他和无数留日有志青年结成的“创造社”也在中国现代文学舞台留下了浓墨重彩之笔。这也使人想起有着类似经历的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以笔为武，是生在国家和民族动荡时期有志之士的命运抉择。
对于郭沫若而言，中日之间的战争意味着他和其日本家庭的割裂。但苦楚之中，他还是选择回国。值得一提的是，从文化的心酸看，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后，郭沫若将古代文字著述的全部原稿留在日本，回国参战。只到20年后，这些文稿才历经千辛万苦，飘洋过海，物归原主。万千感慨之中，郭沫若将文稿的题名改为了《沧海遗粟》，以怀念那段不寻常的时光。
其实，除了作为流亡后居住地的市川，日本的福冈市也留下了郭沫若文学的痕迹。作为九州大学医学部的昔日留学生，郭沫若的文学世界里有着很深的博多湾情结，这里也是他初期文学创造的自然舞台之一。面对博多湾富于变化而具有极强感染力的自然，郭沫若曾笔耕不辍地写下多个诗作。在不少研究者看来，这一时期的郭沫若是近乎癫狂的诗人。作为结果，《凤凰涅槃》、《天狗》、《炉中煤》、《太阳礼赞》等等，都成为中国现代诗历史上的杰作。
1955年，郭沫若先生作为中国学术文化考察团团长再次来到日本时，专门故地重游到访了自己昔日的旧居，并留下了长诗《别须和田》。我尤为感怀于诗的前两句“草木有今昔，人情无变迁”。中日两国的文化人士，以及普通民众，都经历着复杂的时代变化和感情冲击，但就像留在须和田公园内的《别须和田》诗碑那样，惟愿彼此和世上的人情亘古不变，共同见证更悠长的时间流转。（2024年12月19日写于上海浦东机场华美达广场酒店768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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