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工会有别于欧美，主流模式是“企业工会”。不过，在这个大背景下，企业工会也进行行业性及跨行业的统一斗争，形成了日本特有的“春斗”体系。
全球劳工运动的核心力量
今年6月，七国集团（G7）峰会在意大利召开。去年日本是东道国，在曾经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召开了峰会，令人记忆犹新。鲜有报道的是，召开G7或G20这种级别的峰会之际，作为系列活动之一，东道国政府都会在峰会或部长级会议之前，和构成市民社会的各种团体进行对话，这已经成为一种惯例。
除了市民社会组织（C7）、科技（S7）、大学（U7）、经济界领袖（B7）相关对话外，还有和工会代表的对话活动，各国工会代表将与轮值主席进行对话（L7）。
岸田文雄首相（中央右）收下总联合会会长芳野友子（中央左）递交的“L7峰会2023”声明，2023年4月7日，首相官邸（时事社）
图片拍摄于2023年4月岸田首相在首相官邸与G7相关国家工会代表对话之际。作为东道国日本的代表，总联合会会长芳野友子向G7轮值主席岸田文雄首相递交了请愿书。
L7从峰会创设以来每年举行，旨在反映劳动者的主张，对话活动中，美国（AFL-CIO）、德国（DGB）、英国（TUC）、日本（总联合会）等各国工会中央组织，以及国际工会联合会（ITUC）、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工会咨询委员会（TUAC）等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面对G7峰会轮值主席讨论政策，向领导人提出要求。2022年，国际劳工组织（ILO）理事乡野晶子被选为ITUC总书记，成为首个担任该职的日本人。
劳动协约适用率落后于欧洲
日本的工会在全球劳工运动中也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不过，由于历史和社会结构不同，各国的组织形态和运动方式各有特点。
下图展示了主要国家的工会组织率。各国均呈现下降趋势（韩国例外，近年来组织率上升，2021年达到14.2%）。从最近的数字来看，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地区较高，而德国、日本和美国只略高于10%，法国甚至不到10%。
然而，就法国来看，虽然工会组织率较低，但其活动的成果在广泛改善工人劳动条件方面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法国，按照《劳动法》规定，工会与业界团体签订的行业劳动协约的内容，适用于包括非工会成员在内的该行业所有同类型劳动者，所以劳动协约的适用率超过了90%。而德国的法律框架虽然不同于法国，但包括行业劳动协约和企业劳动协约在内的劳动协约适用率，在2021年时已经超过50%，且劳动协约规定的劳动条件适用范围扩大到了工会成员以外人员。因此，工会的积极活动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再回头看日本，像欧洲那样的劳动协约扩大适用并非普遍情况。因为以企业为单位组建的“企业内工会”占了大多数。日本的劳动协约通常是由各个企业的工会与公司（用工方）谈判后签订，其适用范围基本上仅限于该企业工会的成员。日本的工会签订劳动协约的比例大约为90%，所以推算整体适用率大致在15%以下。日本的工会所具有的劳动条件决定力，也就是社会规范的塑造力落后于其他国家，这虽然有些让人感到遗憾，但却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以企业内部和工职混合为中心
世界上第一个工会是18世纪中期在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组建的，而日本开始出现工会，据说是在19世纪末期。
草创期的“工会”虽是在各个经营单位组建的，但为了团结劳动者，一贯致力于组建全国性组织和行业工会。但后来一直受到《治安警察法》和《治安维持法》等法律镇压，1940年在政府的战时体制下，工会遭到解散，被整合为“大日本产业报国会”，战前的劳工运动就此偃旗息鼓。
1945年二战结束后，在《工会法》和《日本国宪法》出台，以及盟军总司令部（GHQ）推行工会鼓励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下，各地工会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涌现，1949年时组织率达到了55.8%。
战后，大企业的工会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以整个企业为单位的单一工会，首先是各个下属经营单位组建工会，然后这些工会集结起来形成企业整体的工会联合体组织，再由联合体向单一的工会组织转变，逐渐形成了今天这样的企业工会。
战后，企业工会成为主流并保持至今，针对其中的原因，有过大量相关研究，至今众说纷纭，而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或许就是，工会自身偏好于以企业单位的组织形式而存在。
同时，战后日本的企业工会不同于战前以蓝领为中心的工会，以制造业为例，当时采用了“职员”（白领阶层）和“工员”（技术岗位的蓝领阶层）同属工会成员的“工职混合工会”形态。据说这样做一是为了对抗战后动荡期的分流下岗，二是针对当时职员与工员之间巨大的待遇和地位差距，把消除差距作为工会运动方针提出来进行斗争后的结果。让未来可能成为管理层的白领群体也成为同一组织的成员这一点，是与欧美的职业工会迥然不同的一个特征。
日本的企业工会的成员具有两方面的属性，既是工会成员，又是企业的员工。这种两面性意味着企业工会既带有要团结在同一家企业劳动的工人这样的目的性，另一方面，又有对作为就业基础的企业发展表现出支持的合作态度，即企业意识会愈发增强的性质倾向。针对前者，工会不能忘记欢迎非正式雇佣劳动者的加入，针对后者，则不能盲目相信资方，把重心都放在支持企业这个方面。
从行业联合体的统一斗争到“春斗”
战后，劳方为提高与资方谈判的实力，选择了扩大劳动战线和实现工人团结的策略。战后第二年的1946年，两个全国性的工会正式成立。从行业来说，以金属等行业为中心，同行业的企业工会也结成了较为松散的评议体组织，然后逐渐过渡形成了更加牢固的联合体。
同行业企业工会的联合体（在日本是行业工会的中心形态）以联合会的形式，开展各个行业的统一斗争，积极致力于争取薪资等跨行业劳动条件的提升。所谓“统一斗争”，指的是在企业工会拥有罢工权的背景下，以行业为单位，统一诉求的提出时间和回答时间等斗争日程，要求统一的变动水平，并以统一的标准来判断是否要针对公司的回答发动罢工。
这样做的意义是，即使是当年业绩不佳的某些企业的工会也可以借助合力确保同等的条件，并且该行业未组织工会的中小企业工人也能形成所谓的“涨薪行情”，产生带动效应。改善劳动条件，不是单指涨薪，还涉及缩短劳动时间、创设新的出勤制度、退休金、延迟退休等多个方面，联合体组织的统一斗争产生了实质上类似于欧美那种跨行业工会的作用效果。
据说，这种各行业统一斗争变成跨行业、全国性的统一行动之后，便出现了“春斗”，时间大致始于1955年前后。
自1989年四个全国性组织（“总评”“同盟”“新产别”“中立劳联”）组建总联合会以来，总联合会与各行业工会一道，长期指导着企业工会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虽然过去受到泡沫经济破灭、长期通缩和雷曼危机等因素影响，工会也曾有过必须对“保证就业还是涨薪”做出痛苦抉择的时期，但在物价上涨和企业业绩改善的背景下，2024年的春斗实现了自1991年以来，也就是33年来首次超过5%的涨薪幅度。以非正式雇佣身份劳动的工人的持续涨薪也是近年来的一大特点。同时，劳资双方的春斗谈判的并不局限于改善劳动条件，通常还会商议该企业的经营方针等事项。
对于日本的工会而言，春斗是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包括改善非正式雇佣工的劳动条件在内，我衷心祈愿日本特有的“春斗”今后也能继续促进劳工群体生活质量的改善，以及劳动价值的提升。
标题图片：总联合会举行2024年春斗壮行集会，参加者们气势高昂，2024年3月1日，东京都千代田区（时事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