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拉宾德拉纳特写道，这个旧加尔各答的所有池塘都被填满了，它们带走了乡村梦的绿色面纱。电灯照亮了黑暗。“榛子树，”他继续说道，“仍然屹立，但即便它仍然方便伸展腿，Brahmadaitya却再也找不到了。现在，里和外都有更多的光亮。”
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泰戈尔这些怀旧的忧郁笔触：原本栖息于榛子树上的鬼怪为何不再，新旧加尔各答为何出现了空间上的区分？一个充满安全感、稳定和简单信仰的童年世界在此与理性、都市化和复杂存在的成人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它是否意味着“ghost”不应被视为一个超历史的稳定类别？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普渡大学副教授Tithi Bhattacharya2024年于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书Ghostly Past, Capitalist Presence。Bhattacharya以ghost作为追索过去的线索，以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社会特征（social character）和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作为叙事明暗双线，前者包括殖民国家机器、具印度教色彩的民族主义和普通人的生活世界——他们的希望、恐惧，他们的神，以及他们的鬼魂。后者则是作者通过探究ghost的存在和故事来追踪、捕捉对来世的情感结构。
Bhattacharya将她的讨论建立在“前现代”与“现代”鬼怪的区分之上，这一对比贯穿了全书的核心论述。在孟加拉的前现代社会，鬼怪如同生活中的另一种存在，与人类共存于日常的空间中。无论是栖息在树上的Brahmadaity），还是贪恋鱼香的“佩特尼”（petni），这些鬼怪被视作既可怕又亲近的存在，与自然界及人类社会形成一种共生的关系，在此，Bhattacharya激活了弗洛伊德的“暗恐”（uncanny）概念，uncanny并非全然陌生，而是从熟悉的、被压抑的过去中回归的，却又不同的产物。新旧鬼怪特质的区别来自殖民现代性逐渐取代这种前现代世界观的过程中鬼怪角色的变化，以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的童年回忆为例：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电灯的普及，传统鬼怪被逐步驱逐出孟加拉的空间与记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理性主义主导下的新鬼怪。传统的鬼怪被视为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的个体存在，拥有不同的名字，而在现代的灵性主义中，所有的鬼怪都被归为一类，即“bhūt”。这些现代鬼怪不再是社区的一员，而成为殖民权力与资本主义所塑造的恐惧表征。泰戈尔对鬼怪离去的怀念，成为对“失去的乡村”和“现代的除魔”的隐喻。
在这一基础上，作者主张前现代的鬼怪促使我们批判性地审视“超自然”的概念，并揭示其现代起源，因为前现代的鬼怪和类似存在指向了一种流动而宽广的自然观，生者与死者、自然与人类世界之间没有明确的概念界限。随后她试图定位19世纪以来破坏这一早期框架的历史张力，特别是随着英语教育的普及。她指出，旧有的鬼怪并未因启蒙的到来而消失，而是在新的信仰地图中获得了特定位置。在她看来这种重新划分的过程将原本充满多元信仰的异质精神世界严格分割为宗教和迷信/魔法两个类别。这种信仰的严苛分类对于阶级形成过程是必要的，最终使特定阶级能够构建自身对未来国家的愿景。最后她尝试将现代“uncanny”的话语置于当时的殖民社会中，指出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界限并不简单或稳定。通过借鉴E.J. Clery等学者的研究，认为现代uncanny的发展与资本主义作为特定社会关系集合的发展密切相关。——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晦涩性决定了鬼怪世界的特定形式，同时，资本在殖民世界的嵌入打破了先前对自然界的理解，向社会移植了自然/文化划分的新分类。因此，由此产生的“新”鬼怪不仅不同于前现代的鬼怪，而且被赋予了关于阶级和民族形成的更高使命。
基于作者设定的议程，她在第一章展示了前现代鬼怪文化的多样性，在那时，人神鬼的界限并不分明。在传统的世界里，鬼通常不会对人造成威胁，相反，鬼怪故事常常以人奴役了鬼而告终，在作者看来，鬼的世界与农村穷人有着密切的相似之处。强迫劳动、乞讨存在于孟加拉邦的许多地区，对下层阶级和土著人民的影响尤为严重，这些暴力关系在现实世界中折磨着农民，而在故事中，穷人反过来对鬼魂施加报复，或者鬼魂反映了他们自己的处境，加强了人与鬼之间的纽带和团结。
第二章聚焦于19世纪晚期兴起的“灵性主义”/“灵媒术”（Spiritualism）及其在孟加拉知识精英中的流行。这一流派试图用现代科学方法（如招魂、灵性摄影）验证超自然现象，同时调和传统信仰与现代科学之间的矛盾。这种灵媒实践既是对殖民现代性的抗议，也是一种妥协。通过这些“科学化”的灵性实践，孟加拉精英试图凸显印度的文化优越性。但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鬼怪世界被边缘化，“bhūt”被“soul”取代。这些实践具有强烈的精英性和排他性，集中于上层种姓与中产阶级，反映了阶级与性别的不平等。
第三章分析了鬼怪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殖民资本主义如何通过重塑乡村和城市空间，改变了鬼怪的角色和意义。通过英国政府在印度城市卡利库塔（Calcutta）处理死刑犯处决地点的问题，作者指出死亡地点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在那里产生了强烈的仪式污染和潜在的恶灵。这些概念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因为资本主义依赖于地理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来积累资本。作者进一步解释了社会空间的概念，强调它不仅包括物理空间，还包括人类活动和交流的关系网络。在这种背景下，英国政府试图通过改变处决地点来消除城市中的死亡痕迹，以便更好地控制城市的形象和公共秩序。与之对应的是，被火化的去历史的死者只能依靠其幽灵赋予空间以历史。
第四章探讨了殖民现代性如何通过重塑空间和时间，改变了孟加拉幽灵传统的社会角色及文化意义。Brahmadaitya借助多琳·马西的空间理论，分析了幽灵如何从地方性、自然化的存在，转变为殖民治理与资本主义逻辑下的抽象象征。以霍乱和疟疾等瘟疫为例，她指出，这些流行病不仅引发了大量死亡，也催生了鬼村传说（如加德哈利村的女鬼故事），反映了对疾病、死亡和恐惧的集体理解与文化表达。殖民政府通过《出生与死亡登记法》等措施，将死亡数据化、官僚化，试图以统计与治理取代地方性解释，但这种现代治理模式引发了当地的文化反抗，例如通过伪造记录规避处罚，并在鬼怪传说中表达对殖民权力的隐喻性批判。在文学层面，泰戈尔的作品如《骷髅》描绘了现代幽灵的特质，这些幽灵从地方性存在转变为心理恐惧和现代焦虑的象征，强调氛围、听觉与情感的复杂性。Brahmadaitya总结指出，幽灵在殖民现代性中被重新定义，既承载了瘟疫和死亡的集体记忆，也成为社会变迁和文化焦虑的隐喻。
最后一章分析了幽灵叙事在殖民与民族主义语境中的功能转变。英国殖民者通过“白人鬼魂”等叙事为殖民统治赋予历史合法性，同时反映出对殖民地的不安与焦虑。孟加拉精英则借助灵性主义与神智学，将印度教传统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强调印度灵性的文化优越性。然而，这些民族主义叙事在复兴传统的同时强化了种姓特权与社会排斥，凸显了性别和阶级的不平等。幽灵叙事既是反殖民的文化工具，也成为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与身份的象征，体现了历史与现代性的多重矛盾。
作为一位十分关注理论的学者，作者在理论讨论上提供了诸多洞见，如她认为：在没有实质性现代性定义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识别其替代形式？换句话说，如果替代形式在各个方面都与其欧洲对应物不同，那么它有什么特征使其“现代”？以及，如果我们要以替代的意义命名殖民世界的某一特定社会机构或实践为“现代”，那么我们最终的标准是什么？但这也导向这本书的弱点，作者有时眼花缭乱地呈现了如雷蒙·威廉斯的理论、科塞勒克关于时间性的讨论，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的生产的讨论，但是作者并没有阐释清楚，书写鬼怪的历史怎么与以上这些话题联系起来，以及当作者声称自己在书写一部社会史的时候，我们看不到非精英群体与鬼怪的互动，此外尽管作者已经考虑到资本主义的多重性，她并没有定义何为资本主义，以及此时的印度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最后，在学术界已经有如age of wild ghosts和speaking with vampires这样的著作存在的情况下，对他们的忽视是令人遗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