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印度仍然是“西天佛国”吗？
答案似乎是否定的。2023年，印度的佛教徒约有千万，仅占总人口的0.7%左右。佛教在当代印度社会的式微也与学术界的一个普遍认识遥相印证：13世纪以来，佛教在其诞生之地印度经历了漫长的衰落，几近消亡。而后殖民者到来，在18世纪初“发现”了已被当地人忘却的佛教遗产。直到1956年，阿姆倍伽尔（Bhimrao Ramji Ambedkar）创立“新佛教”（Navayana）时，佛教才得以在印度复兴。数百年来，阿育王的大佛塔（Great Stupa at Sanchi）之上，落满了岁月的尘土。然而，这一共识仍是值得商榷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质疑印度佛教的衰落叙事，在殖民地时期的“前史”和南亚的边缘地区找寻佛陀的踪迹。
正是在这些学思讨论的基础上，美国路易斯堡学院（Fort Lewis College）历史系助理教授Douglas Ober的著作《王座上的尘土：在现代印度寻找佛教》（Dust on the Throne: The Search for Buddhism in Modern India）做出了更为深入和广泛的驳论：在印度，佛教从未消失。时间上，无论是18世纪欧洲人的“重新发现”，还是20世纪中叶阿姆倍伽尔的皈依，都是印度佛教持久生命线上的“周期性复兴”；空间上，印度佛教不仅活跃于南亚次大陆的北部边境，也存在于以往学者们忽视的中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印度曾是、并仍然是泛亚洲朝圣网络乃至全球佛教世界的轴心。
除了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追寻连续性，Ober也表露了鲜明的去欧洲中心立场和底层视角。他创造性地借用了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代表学者Gyanendra Pandey的“未归档的历史”（unarchived histories）和人类学家Keith H. Basso的“地方营造”（place-making，又译“地方建构”）这两个概念来解释他对那些“被边缘化、被忽视、被压制”的个人与共同体的关注，同时强调佛教对现代印度宗教文化与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性。Ober认为，正是那些来自印度本土和亚洲的僧侣学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无名之辈们，发挥了不逊于欧洲考古学家、语言学家的重要作用。作为主角，印度人延续并“重新发明”了印度佛教。
通过在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不丹等地广泛的档案工作与生活经历，Ober收集、梳理了大量星散于档案馆和印度佛教社团的多语史料，并基于此展示印度佛教与印度教、反种姓运动、左翼思潮、民族主义以及世俗民主政治之间长期的互动。全书按时间顺序分为7个章节，Ober首先剖析了印度人（尤其是印度教徒）对佛教的记忆与污名化，试图拂去王座上人为振落的尘埃（第1章）；而后记述了19世纪以来欧洲人和印度各界对佛教的再阐释，以及从加尔各答连接到中国、日本等地的佛教网络（第2、3章）；继而转向印度佛教与印度教、马克思主义的合流与冲突（第4、5、6章）；最后，Ober讨论了佛教在尼赫鲁执政期间“入世”，成为独立印度发明“佛陀之国”传统、驯服佛教边境新国民，并在后殖民亚洲寻求地位与话语权的有用工具（第7章）。
从1835年马鸣菩萨《金刚针论》（Asvaghosa’s Vajrasuchi）讲起，Ober深入探讨了早期印度教经文、泰米尔史诗、文艺作品等史料折射出的印度教-佛教关系：印度佛教不仅存在于佛教徒的活动和佛教铭文，也存在于大量印度教徒对佛教的贬抑与妖魔化书写中。Ober认为，印度教徒对佛教的警惕与敌意恰恰反证了佛教在当时印度宗教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不应成为论证佛教在印度衰落的依据。《金刚针论》的出版便是一个绝佳的范例：当一位英国外交官翻译这部在1世纪时用梵文写就，反对种姓不平等的佛教经典时，他的梵文导师、印度学者苏巴吉（Pandit Subaji）为之附上了三倍于原文篇幅的文章，用以反驳马鸣菩萨的攻击，为种姓制度辩护。《金刚针论》由此广为流传，并成为日后社会活动家及其反种姓运动的理论武器。这个故事既彰显印度佛教与宗教辩论的长期存在，也说明印度本土精英并非殖民者发现佛教的被动接受者——相反，他们曾帮助西方人参与这场既有的思想斗争。
除了印度教/婆罗门教精英和西方殖民者，其他来自印度、南亚乃至亚洲各地的非佛教学者和佛教徒、佛教组织也广泛参与到殖民地时代对印度佛教的“重新发现”中。Ober将这些鲜为人知的名字重新带回了历史视野。包括在西藏中部执行间谍任务时带回了大量藏传佛教经典的孟加拉学者Sarat Chandra Das、编写大量佛教书籍的东方学学者Raja Rajendralal Mitra在内的几代受过英语教育、使用英语写作的印度知识分子为后来的佛教“复兴”创作了大量文本。除了英语世界，佛教经文也在印地语、孟加拉语、泰米尔语等多语世界中得到普及。譬如，Ober援引了耆那教商人的后代、教育家Raja Sivaprasad在其编写的三卷本印地语教科书中将佛陀反暴政、反种姓的早期运动与美国总统林肯解放奴隶并举的例子，以说明印度本土知识分子将佛教定位于世界宗教舞台的新认识。与此同时，佛教徒也广泛地活跃在南亚各地：来自吉大港的僧侣Kripasaran Mahathera在加尔各答创建了孟加拉佛教教会，坚持用孟加拉语办刊；来自马德拉斯的医生、泰米尔活动家Iyothee Thass在印度南部创立了释迦佛教协会，宣扬达罗毗荼族人是印度本土的佛教徒，而印度教与佛教的对立造成了“种姓的污名”被强加于达罗毗荼人。这些互相交织的佛教组织将不同地域、阶层和语言领域的印度大众纳入佛教网络，并随着移民和僧侣的流动向缅甸、中国乃至南非传播，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下一个世纪的佛教运动：当阿姆倍伽尔于1956年带领50万达利特人皈依佛教，以寻求集体解放、对抗种姓制度时，他在事实上沿着Thass和达罗毗荼人的足迹前行。
佛教网络与反种姓运动的结合引起了印度教学者和组织的注意。部分印度教众从污名化佛教转向“将印度教民族化，将佛教印度教化”，从而有选择地吸收了佛教思想。其中的代表是出身显赫的实业家、虔诚的印度教徒Jugal Kishore Birla。他广泛资助修建佛教建筑、出版佛教经典，试图将佛教纳入“泛印度教”的一部分。Ober认为，Birla的行为是印度教徒嫁接历史、将印度的过去重构为印度教世界的雄心的一部分，也造成了当代人对“佛陀从生到死都是印度教徒”的误会。另一方面，这种将佛教印度教化的举措刺激了佛教徒的反抗及其与反种姓思想的进一步结合，越来越多的低种姓群体通过佛教团结在一起，催化了新的反种姓运动。在与印度教和种姓制度纠缠共生的同时，佛教在现代印度的复兴还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两位分别生活在美国、俄罗斯的印度左翼学者Dharmanand Kosambi和Rahul Sankrityayan通过类比“僧伽”和民主制度、论证私有财产即为贪欲、剥削造成人世苦难等教义的再阐释，将佛教教义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在与马克思主义的碰撞中，佛教被印度人重新诠释为解决俗世问题的工具。
最后，尼赫鲁将佛陀进一步拉向俗世，殖民地时期关于佛教过去的叙事延续到了后殖民时代的独立印度。通过参拜佛寺、供奉佛教遗物、宣扬佛教教义等行径，尼赫鲁试图将佛教打造为一种源自印度、来自南亚的进步价值观，以巩固新生印度在亚洲内部、不结盟运动以及国际上的独特身份和地位。然而，1956年阿姆倍伽尔与新佛教的诞生显化了过去佛教与印度教的固有矛盾，1962年中印战争刺激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令尼赫鲁这种将佛教作为文化软实力的愿景日渐苍白。但“尼赫鲁佛教”也再次证明了佛教在印度漫长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也挑战了印度历史分期中殖民地时代和后殖民地时代的简单二分，并表达了另一种可能性：无论西方力量是否参与其中，印度本土的政客、学者、教众，乃至底层人，仍然自有其见地与行动。
如前所述，Ober回应并纠正了学术界关于印度佛教兴亡的失真叙事，并恢复了印度人及其本土社会在这一叙事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正如Ober所说，现代印度佛教“并不只有一个身份”，无论是发掘阿育王佛塔的英国考古学家，抑或是书著封面上那些修补佛塔的印度劳工，还是将佛塔印在卢比纸币、圣雄甘地背面的新印度设计者们，他们都与佛教在现代印度的多元面孔息息相关。当然，本书也并非全无遗憾。Ober已经在行文中表达了对女性视角缺失的自我反思。读者可能也会好奇，包括锡克教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在内的印度其他族群是否有效地介入了佛教与印度教的持久斗争，还是仅仅充当无为的旁观者？其次，Ober对佛教的密教化问题及其对印度佛教“衰落”的影响避而不谈，这在相当程度上削弱其驳论的信服力；此外，相比对佛教与印度教长期辩论的详尽书写，Ober似乎并未充分说明强调本土与外来对立的民族主义，以及现代南亚国家的国族构建如何被编织进佛教与印度教、种姓制度与反种姓运动对立的思想谱系。他用以贯穿全书的灵魂人物阿姆倍伽尔的确是佛教无种姓传统的继承者，但这不一定等同于他是佛教民族主义的后裔。值得注意的是，甫一出版，Ober在佛教研究交流平台H-Buddhism分享新书资讯，个别佛教研究学者在当时表达了质疑与商榷，并演化成更进一步的学术发表与讨论。后者认为，Ober模糊地界定“佛教”的概念和不同时期“印度/南亚”的地理范畴，并夸大了印度在亚洲佛教朝圣网络的中心地位。例如，藏人对那烂陀和菩提迦耶的访问，并不能有力地说明印度是相较于西藏的“佛教中心”。从这个层面来说，Ober似乎在佛教世界中设定了一个静态的中心-边缘格局，而忽视了印度本土佛教、藏传佛教等不同佛教思想体系的演变及其背后中心-边缘的互相转化。不过，这些来世尘嚣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Ober写作的初衷，即在印度史与佛教研究之间寻求更多对话的可能。
总之，从佛教诞生之地再出发，《王座上的尘土》成功地拓展了我们对印度佛教及其在全球宗教秩序中作用的认知，但这或许不仅仅是佛陀在印度生生灭灭、有常无常的故事，也是一个共同议题，亦即，如何在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与现代主义话语缠绕的历史叙事中，拂去纷繁驳杂的尘土，追寻那些来自遥远过去的、“地方世界”的记忆、想象与思想之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