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在2020年出版了他的新书《自然铭文：地质学与古代自然化》（Inscriptions of Nature: Geology and the naturalization of Antiquity）。这是第一本把深历史（deep history）视为政治、经济与文化力量进行表达的书，并表明自然主义对地球历史的描述其实是欧洲殖民主义的产物。作者在这本书中反思了地质学史研究中的地球历史化，反而去寻求历史的自然化。他把地质与历史想象结合在一起，去讨论殖民主义影响下的印度19世纪，如何利用地质研究、考古挖掘、民族学和人类学为印度古代史注入自然主义要素，并尝试一种去自然化历史的书写。
本书一共分为7个部分，除引言与结论外，主题部分共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从1820年代挖掘多阿布运河（Doab Canal）开始，分析了殖民地工程项目如何同时成为考古和地质工作。第二章以喜马拉雅山麓与恒河平原发现的化石为主要的论述对象，讲述了这些化石不仅定义了印度原始人类出现的理论，而且定义了整个印度次大陆的形成。第三章探讨了东方主义对印度神话作为历史文本的解读如何在19世纪获得地质神话的内涵。第四章展示了南亚的土著居民是如何被视为史前种族的遗迹，以及随后如何通过古生物学和地质学框架来看待他们的历史、生活方式、文化与神话传说。第五章以冈瓦纳大陆（Gondwanaland）为主题，探讨了通常应用于南半球边缘人群的原始主义和民族学思想如何获得地质学意义。
这些故事将印度深历史思维的出现定位在地质学、神话学和语言学之中，并将深历史作为追溯时间深化的一种方式。作者反思了深历史的意涵，并提出了新深历史（new deep history）对其进行扭转，而印度则成为这个概念的实践地。作者在这本书中利用殖民运河系统的建设、寻找商业物品和化石的喜马拉雅山探险、在冈瓦纳寻找矿物和部落劳工等场景，探讨了新深历史及自然既被商业化又被古老化的双重叙事。通过多学科的介入分析，《自然铭文》揭示了人类进化、神话、原住民和殖民主义如何从根本上定义了印度古代。
在引言部分，作者介绍了本书中自然化（naturalized）的含义，即指新兴的自然的深历史，它成为地质时期和历史时期普遍存在的古物思想类别。作者在书中强调了19世纪地质和历史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对这种相互作用的探索，作者提出：自然框架及其隐藏的历史记录，构成了历史想象本身的基础。之后作者借用“政治无限”（politics unlimited）的概念提出了“过去无限”（past unlimited），用于解释古代印度教神话与在印度次大陆发现的深时（deep time）之间的互动过程。从这个角度而言，作者指出，当神话与印度次大陆的地质特征联系在一起时，神话似乎就具有了真实性，而这就会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公共文化的记忆之中。所以作者在这本书中不仅破译了神话化的政治过程，而且破译了现代考古学与地质学的干预如何使神话成为历史事实。最后作者指出了自己研究深时的两种平行方法，一种是把深时视为当下的反映，即探险家在19世纪看到的岩石、废墟、化石和人类的组合；另一种则是理解19世纪各个学科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正是基于这些思路与方法，作者展开了之后各章的论述。
在第一章中，作者从扎比塔汗（Zabita Khan）运河的挖掘切入，分析了殖民工程项目成为考古和地质工作的过程，并促成了对印度次大陆史前古迹的构建。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景观与历史想象遭遇并融合在一起，作者逐步消解了“自然”与“历史”的界限，并且认为运河的自然化正是通过这种在复合地点中追求过去的努力中而实现。之后，作者认为在理解运河的历史中，应该抛弃“过去”与“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而是在共生中理解现代化项目与过去自然化愿景之间的联系。所以作者得出：印度学古物主义深深地融入了19世纪的科学和工程项目，反之亦然。
之后，作者论述了萨拉斯瓦蒂河（Saraswati）的现代想象，这种想象就是地质学思考介入到现有的古物主义想象中，并融合了地质、神话和历史的结果。萨拉斯瓦蒂河是吠陀文本中的神话河流，早已经干涸或“丢失”，但19世纪英国的自然历史古物主义却重新构想了它。随着19世纪末对吠陀文本的翻译以及试图在现代的自然地点寻找吠陀河，围绕着萨拉斯瓦蒂河的争论开始。这些争论从考古学、地质学和历史想象中构建出萨拉斯瓦蒂河的多重身份。随后，萨拉斯瓦蒂河作为印度的“史前河流”出现，蕴藏着印度文明诞生的所有线索。最后，作者转向了亚穆纳河周围和喜马拉雅山麓地区的殖民考古与地质项目，在这里发现的化石引发了印度次大陆人类深历史的问题，这改变了围绕印度古代的辩论。关于化石的进一步论述，作者放在了之后的章节。
作者在第二章以地质学家休·福尔克纳（Hugh Falconer）的工作为主要的叙述点，探讨了殖民与东方主义古物研究如何嵌入到印度次大陆的叙事中，而这种叙事反过来又促进了对于人类起源的想象。作者承接上一章在亚穆纳河与喜马拉雅山麓地带的化石发现，叙述了更多的博物学家开始在此一地区以及其他河流流域地区收集化石。随着化石收集的增加，这些英国博物学家逐渐达成共识，即在恒河、纳尔默达河与伊洛瓦底江山谷发现的化石在遥远的古代是相互关联的。这些在不同地区发现的化石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而这也让地质学家推测出：海洋可能先于喜马拉雅山脉而存在。
之后这些化石被运往伦敦，福尔克纳接触到这些化石，并据此解释了印度次大陆的形成，提出了“古代冲积层”理论。这个理论虽然是地质学的研究成果，但是当这个理论与东方主义和印度的史前史遭遇时，就促使了关于人类起源的思考。其实，印度次大陆的人类起源问题贯穿于喜马拉雅山麓和亚穆纳河化石的发现过程之中。福尔克纳延续了18世纪关于文明人种东方起源的思想，提出了恒河平原由于特殊的地质和生态条件，是这些原始种族的起源地。这个命题的提出不仅使得他成为20世纪非洲人类起源理论的先驱，而且让他成为第一个将古生物学问题从欧洲转移出去的人，使得后来对于人类古代的讨论置于世界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在第三章中，作者首先讨论了17世纪欧洲古生物研究中的神圣地理学在印度的引介与重塑，这种地理学吸收了印度教的历史和地理传统。随着19世纪殖民探险的增加，世俗地理开始介入，使得神圣地理学通过地质学的重新解释获得了深刻的自然主义维度。之后，作者以莎莉格拉姆（Shaligrams）为例讲述了化石在印度作为文化符号的含义。这种化石被印度教徒尊崇为毗湿奴化身的代表，由于进化论的介入和喜马拉雅山麓地质学研究的进行，莎莉格拉姆把神话、进化论和地质学融合在一起。而随着对化石研究的增加，莎莉格拉姆被理解为探讨地质历史的对象。不过尽管莎莉格拉姆作为现代化石的身份被确定，但其中关于印度教崇拜物的身份依然被提起。这种对莎莉格拉姆作为化石和印度化身物品的双重身份的持续提及，深刻影响了现代地质神话的起源。而且这两种身份的并列一方面表明印度化石研究的东方主义遗产，另一方面也表明19世纪下半叶东方主义与地缘历史的融合。
之后作者关注了印度教学者，这些学者开始把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与印度教轮回的思想相结合。这种对毗湿奴阿凡陀主义的重新解释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被普遍接受。到这一时期，印度关于神圣地理学的讨论已经摆脱了它们最初的东方主义和圣经灵感，转而采用进化论和地质学主题。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讨论了神龟(Tortoises)神话是如何与地质历史联系在一起的，通过神龟化石的发现与解读，作者论述了进化论与地质神话融合在一起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把神龟化石的解释追溯于化身，并和地质联系起来。
在十九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印度、澳大利亚、南美洲和非洲的原住民是史前人类的残余。作者在第四章反思了这个问题，并追溯了古生物学、动物学和民族学的不同研究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这一章和第五章的论述地点都是印度中部，这个地区既是在印度寻找人类古迹的地点，也是十九世纪殖民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场所。所以印度中部就成为了英国进行经济、地质、人种学和古物研究的沃土。作者指出，在这里进行的地质学和人种学探索塑造了人们对这片土地和其原住民的原始与史前想象。这是因为，随着印度中部的史前遗址被发掘，以及地质学家、语言学家、民族学家和人种学家的工作，史前史作为历史的他者，与土著部落作为现代性的他者产生了共鸣。到了十九时期中后期，原住民与史前史之间的联系逐渐建立，部落常常被当做早期人类的活体标本展出。
之后，作者关注了动物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对于灵长类动物和人类的融合。作者告诉我们，印度部落的史前史与灵长类动物的联系主要从印度教文本和种姓传统的引用演变而来，这些将人类称为灵长类动物的提法源于印度教种姓制度固有的对边缘化人群的非人化。受此影响，部落的这种非人化地位被纳入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中。本章最后一部分作者转向了史前工具，这些工具将古生物学和部落人类学联系起来。围绕这些工具往往讨论三个主题：工具本身、景观的地质条件、以及居住在附近的部落人口的原始性。通过讨论，作者认为，土著之所以显得史前的原因在于史前史比其他范畴（野蛮人或野人等）带有更强烈的自然主义内涵，而这种自然主义对于地质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似乎是现在和过去之间唯一有连续的联系。而由于原住民和原始主义也被定义为自然界，那些生活似乎嵌入自然的人们被认为是史前人。
1885年，地质学家爱德华·苏斯（Eduard Suess）在《地球的面貌》（Das Antlitz der Erde）中提出了“冈瓦纳大陆”（Gondwanaland）一词，这个词源自于印度中部的冈瓦纳地区（Gondwana region），而冈瓦纳地区又以居住在那里的冈德部落(Gond tribes)命名。冈瓦纳大陆通过涵盖南半球不同部分的古老陆地的地质想象而成为一个全球的类别，与之相对的是欧亚大陆，这就是地质学家根据地质想象把地球划分的两个部分。不过作者告诉我们，这种划分的背后暗藏着一套殖民逻辑，它反映了欧洲帝国主义带来的地球的潜在二元性。在第五章，作者首先通过探索冈瓦纳大陆的起源来解构了这一叙事，之后他回顾了冈瓦纳被确定为深时遗址的过程。
作者首先介绍了苏斯对全球的地质想象以及对全球地理学的重新组织，并在两个大陆中间画了一条十分明确的分界线：这条线贯穿非洲西北部，从摩洛哥的瓦迪德拉谷穿过撒哈拉沙漠和波斯湾，到印度河口，沿着喜马拉雅山麓，进入阿萨姆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谷，最后到爪哇岛南部。这条线的划分结果后来被阿尔弗雷德·魏格纳（Alfred Lothar Wegener）和杜·托伊特（du Toit）所定义，并成了现代人对地球想象的典范，只不过这种关于地球的想象其实基于深刻的殖民遭遇。之后作者介绍了殖民力量从地质学和民族学的角度进入冈瓦纳地区，通过考察和想象逐渐建构出了冈瓦纳大陆。在这个过程中，贡德部落的创世神话与地质历史产生共鸣。这些创世神话的故事被民族学家、传教士和探险家所收集，并把这些故事运用到欧洲古老历史的想象中，而欧洲古老的历史又影响了贡德的文化和政治身份，这个过程不仅复杂曲折，而且融合了来自地质学、人类学和考古学对于自然的不同理解，并将它们线性化为西方和非西方传统中对深过去的现代想象。
作者最后论述了深时的含义，他认为深时是在殖民地中建立欧洲自我的一种方式。印度中部的部落与地质意味着原始与纯洁，欧洲探险家在真实与想象中的冈瓦纳景观中感受到了这种原始主义。这些对原始主义的追求是为了逃避迅速变化的殖民地、环境变化和政治运动，并回到深层的自然状态。所以作者认为，发现冈瓦纳大陆的深时是极矛盾的，但本质上是殖民的。
地质学家发明了“深时”一词，用以说明自然本身的时间，但是这种定义却对现有的历史年代学、分期和神话产生了影响。围绕着地球历史、人类原住民和环境政治，人们形成一种独特的深时历史想象。这种想象的作品往往将人类历史与地质时间相结合，特别是全球南方的历史，作者把这种结合称为新深历史。作者把印度深历史思维的出现置于地质学、神话学和语言学的论述之中，通过论述地质思维模式在印度的深层想象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发现地质思维模式在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教古物学、神圣地理和部落原住民中根深蒂固。从对这个问题的反思开始，作者把深历史放在政治框架中去理解。从亚穆纳河和恒河河岸，到喜马拉雅山麓，再到印度中部的部落和森林，基于广泛的档案研究，他提供了对国家形成、自然资源开采和国家地质创建的见解。
近些年来，地质学史领域的研究逐步多元化。比如，Grace Yen Shen的Unearthing the Nation: Modern Geology and Nationalism in Republican China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去思考了地质学在中华民国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对于国家主权建构的作用。来国龙的Digging up China: Imperialism, Nationalism, and Regionalism in the Yinxu Excavation,1928-1937则考察了殷墟考古对于中国古史辨运动的影响，以及其中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的错综复杂关系。毫无疑问，这些研究都推动了地质学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的对话。而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的这本《自然铭文》不仅把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引入地质学的研究，而且关切了地质学、民族学、人类学及语言学等多学科的遭遇与互动，毫无疑问进一步拓宽了地质学史研究的可能性。
此书在写作中虽然引用了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研究，但却忽略了印度本地人的视角。在殖民工程和殖民探险中，作为向导的印度本地人往往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在地质学家和博物学家采集化石和标本时，作为科学协助者的印度本地人甚至会主导收集化石与标本的地点和种类，进而影响整个知识生产的过程。对于这些本地人在类似活动中起到的作用，范发迪（Fa-ti Fan）的《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和埃里克·穆尔克（Erik Mueggler）的The Paper Road: Archive and Experience in the Botanical Exploration of West China and Tibet都告诉了我们。但作者在这本书中却忽视了这一群体的行动，显得有点遗憾。另外，作者在论述地质学家或博物学家在印度的地质考察时，把这种行为当成殖民主义的一部分，但是这些人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殖民仍然值得商榷。如若这些人是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进行地质考察，我们该如何评价这种科学活动？科学活动与殖民考察的界线又在哪里？对这些问题的考察或许有利于进一步的思考与写作。
总的来说，这本书瑕不掩瑜，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十分好的跨学科研究。而且作者视角独特，文笔流畅，毫无疑问是一本十分成功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