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印度尼西亚各地举行了众多电气化启动仪式，庆祝电力普及的进展。新秩序政府的部长们忙碌于访问雅加达周边的城中村、西努沙登加拉、西爪哇、马鲁古、东帝汶帝力等地，亲自为刚刚通电的村庄举行仪式，点亮了一个又一个村庄。与此同时，新秩序政权迎来了第四次大选。成千上万的人民见证了政府官员和军方代表的演讲，讲述新秩序政府如何推动国家发展，带给人民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1987年被政治经济学家称作印尼新秩序的鼎盛时期。在这一年，国家电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也达到顶峰。
西北大学卡塔尔分校助理教授安多·莫辛（Anto Mohsin）在《电气化印度尼西亚：国家发展中的技术与社会公正》（Electrifying Indonesia: Technology and Social Justice in National Development）一书中探讨了印尼新秩序政权追求政治权力和发展国家电力相交织的历史。
为了研究印度尼西亚电气化的历史轨迹，该书和科学技术研究（STS）的经典理论和印尼政治研究进行了对话：美国科技史学家托马斯·休斯（Thomas P. Hughes）的社会技术系统（Sociotechnical System）理论指出，不仅需要关注基础设施的技术要素，还需要关注组织、经济条件、政治秩序、可用资源、关键人物、决策者和劳动者，为了解大型技术系统的发展提供了更全面的分析框架。技术发展和政治的联系是科学技术研究关注的重要领域。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和加布里埃尔·海希特（Gabrielle Hecht）的研究表明，社会技术系统与政治实践和目标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技术政治”。在政治学研究层面，关注印尼的学者指出新秩序国家具有世袭制的（patrimonial）的特征——苏哈托政府控制并分配政府资源给统治精英和企业家阶层，利用对财政和技术资源的控制与民众建立了恩庇–侍从（patron-client）关系。基于以上讨论，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了“世袭技术政治”（Patrimonial Technopolitics）的概念，指出印尼的科学技术发展和政治目标交织在一起，对维护世袭制的新秩序政权的统治具有重要的作用。
作者重点探讨了苏哈托新秩序时期（1966-1998）电力的发展与印尼国家意识形态“潘查西拉”（Pancasila）倡导的社会公正以及国家发展和建设的关系。他认为，印尼的电力系统是一种非常具有可见性（visibility）的基础设施，电力的有线性质意味着政府能够更加有效直观地向人民展示其发展建设成果，以确保其统治合法性。苏哈托政府将电力视为公共产品，并将其作为一项社会服务提供给人民，以换取人民对新秩序政府的政治支持和对印尼社会愿景的认可。作者也指出，有必要解构新秩序时期的发展政策。技术官僚在新秩序政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苏哈托的五年发展计划（Rencana Pembangunan Lima Tahun, Repelita）体现出沃尔特·罗斯托（Walt W. Rostow）的线性发展理念影响，推进电气化正是发展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认为，虽然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助于将印尼这个广袤的群岛连接起来，促进国家统一和传播国家意识形态，但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爪哇中心主义，带来了地域发展不均的问题，并且牺牲了其他基础设施发展的利益，使得一些群体和行业更加边缘化，这与追求社会公正的目标相背离。
本书主要分为六个章节，首先介绍了新秩序之前和新秩序时期印尼电气化的历史轨迹。核心讨论对象包括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erusahaan Umum Listrik Negara，PLN）、农村电气合作社（Rural Electric Cooperative, REC）及其建立的电力网络。作者关注的社会技术系统构建者不仅于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建筑工人，还包括参与系统开发的其他关键人物，如政府官员、能源专家、国家电力公司员工、农村电力合作社的经理和工人，以及外国顾问等。
第一章《殖民晚期和后殖民早期的电气化》介绍了新秩序之前印尼电气化的历史背景。殖民晚期（1890-1942），荷兰的私营公司、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殖民政权将电力引入了荷属东印度群岛。为殖民地的采掘企业提供动力，也为城市的政府大楼、住宅、商店、娱乐中心等场所提供照明。电力基础设施主要集中在爪哇岛的城镇。这一时期的电力不仅是一种商品，也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象征被售卖，服务于殖民地的少数居民。同时，电力和其他技术的普及激起了当地民族精英的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了他们对未来的设想。日本占领时期（1942-45），日本军方为支持战争继续推行电气化，但也为更多印尼人在电力行业工作，学习相关操作技能和管理经验提供了机会，这些知识在宣布独立后得到了广泛应用。苏加诺时代（1945-66），印尼政府将荷兰电力公司收归国有。电力转变为新国家追求统一、独立、社会公正和现代化的重要技术。
第二章《新秩序政权的世袭技术政治》作者阐述了新秩序政权的崛起及其国家发展意识形态，并探讨了电力与选举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九三〇”事件后苏哈托政权上台。苏哈托通过推进国家发展议程，试图为其统治提供合法性，并将印尼农村电气化作为乡村发展计划的关键部分。官方声称这一项目旨在通过电力改善农民的社会经济状况，缩小城乡差距，推动乡村社会福利和国家社会公正的实现。新秩序政府通过将电力供应与新秩序的发展议程紧密结合，为农村地区提供电力并分发其他政府救济物资，实际上是在通过一种“世袭技术政治”的方式，借此换取村民支持专业集团党（Golongan Karya, Golkar）的选票。苏哈托总统派遣助手和官员主持村庄电气化的落成仪式等活动，这些形式不仅是发展项目的象征，也成为了选举政治的一部分。
第三章《电力的官僚机构》聚焦于新秩序的主要电力官僚机构——印尼国家电力公司的创立和发展轨迹。新秩序时期印尼的电气化进程主要由国有企业印尼国家电力公司负责实施，该公司在政府的财政和政治支持下，负责电力的生产、传输、分配和销售。因此，印尼国家电力公司因此肩负双重使命：一方面作为电力供应商追求盈利，另一方面也必须服从政府要求，充当“发展代理人”，履行向农村地区提供电力的社会使命。印尼国家电力公司逐渐演变为一个兼具技术和社会职能的组织。此外，该公司还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潘查西拉”的传播载体，将国家意识形态传递给民众。但印尼国家电力公司垄断国家电气化业务的后果之一是造成了电力覆盖范围的不均衡。由于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资源的有限性，以及为了服务于选举政治，电力供应的优先考虑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地区。
第四章《爪哇中心主义和两种电网系统》重点讨论了苏哈托政府在国家治理和发展中呈现的爪哇中心主义，以及这一政策如何塑造了电气化覆盖的不平衡，延续了殖民时期将爪哇作为电力照明中心的遗产。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创建了两个不同的电力网络。第一个是连接爪哇、马都拉和巴厘岛这三个人口密集岛屿的电力网络。第二个电力网络则是由其他岛屿上的数千个柴油发电厂（DPPs）组成的独立的电力网络。印尼新秩序政权所面临的政治挑战是通过强大的军队、庞大的官僚机构、“潘查西拉”意识形态将现代国家广阔的领土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印尼国家电力公司也被期望通过其技术知识和组织影响力建立一个以爪哇为中心，连接其他岛屿的电网。然而，这一政策不可避免地强化了爪哇在印尼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导致了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发展，违背了国家意识形态中所倡导的社会公正理想。
第五章《农村生活和能源使用的社会知识》讨论了20世纪70年代印度尼西亚面临的能源挑战，以及政府官员、能源专家、国家电力公司员工和科学家关于农村生活和能源使用的社会知识生产过程。在全球能源危机的背景下，新秩序政权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如何为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居住的乡村地区提供充足且可持续的能源。为了减少煤油和木柴的消耗，政府首选的解决方案是向农村地区引入电力。为民众提供负担得起的充足能源不仅是促进农村发展的手段，也是帮助政权合法化和获得民众支持的重要途径。在推进农村电气化过程中，新秩序政府的工程师和官僚认识到，仅依赖能源技术创新是不够的，还需要生产社会知识，以全面了解农村地区的实际生活和能源使用情况，帮助政府制定更为合理的政策。但是这一过程造成了新的不平等：新秩序政权优先发展了最具有可见性的电气化项目，牺牲了农村人民对其他配套的道路、桥梁、教育等基础设施的需求；电力服务了一部分人，但未通电或买不起电的人进一步被边缘化。
第六章《农村电力合作社》讲述了印尼三个独立的农村电气合作社（REC）——卢武（Luwu）、龙目岛（Lombok）和楠榜（Lampung）农村电力合作社的兴衰历程。这些农村电力合作社经历总体相似：三个合作社成立时得到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等机构的技术支持和资助，最初建立社会技术系统时都面临挑战，但都在1987年左右成功起步，建立了正常运转的电力业务，并扩展到了数千家客户，但他们最终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走向失败。作者指出几点失败原因：美国国际开发署倡导的合作社模式和新秩序政府集中电气化的理念冲突；政府的不公平财政待遇；印尼国家电力公司对农村电力合作社的竞争态度；内部腐败和管理不善。
《电气化印度尼西亚》位于科学技术研究（STS）和东南亚研究的交叉点，回应了学者沃里克·安德森(Warwick Anderson)的呼吁，将科学技术研究（STS）重新定位于东南亚，探索科学技术研究与区域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的可能综合。作者突破学科界限，将科学技术推向关于印尼的历史和社会政治研究的核心，透过电力这一技术透视印尼新秩序政权的权力运作方式和国家意识形态特征，理解基础设施建设对国家整合的作用。该书不仅将东南亚这一科学技术研究较少涉及的地理区域引入视野，并且提醒我们关注基础设施建设的物质性和可见性，更好地理解技术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为东南亚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视角。
但笔者仍需指出其不足之处。本书探讨了电力在印度尼西亚国家发展中的作用，重点关注技术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关系。作者关注技术造成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例如后殖民时期，新秩序政府延续了荷兰殖民政府以爪哇为中心建设电力网络的殖民遗产，造成了地域分布不均的问题。然而，书中的讨论主要从工程师和管理者的视角出发，聚焦于政府如何利用电力作为发展工具，缺少对电力使用者视角的深入探讨。读者可能期望看到更多关于电力使用者的体验和感知，尤其是他们如何看待和应对电力项目带来的实际影响。虽然书中提到了电力技术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但对于电力分配和使用的具体社会后果的分析较为简略，若能进一步展开这方面的深度讨论，或许能更全面地呈现电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复杂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