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主权的“边疆”？
——评《制造领土：硅谷的太空与殖民地》
崔震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17世纪上半叶，英国神学家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在《关于新世界和另一个行星的论述》（A Discourse Concerning a New World & Another Planet）中畅想：像弗朗西斯·德雷克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那样的探险家们在未来或许会到达月球，人类也可能在那里定居，这似乎昭示了人类对太空的探索欲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与殖民主义产生羁绊。
尽管人类尚未实现月球移民的愿景，但加州硅谷的科技公司巨头们围绕着商业航天权利的争夺却迎来了全新的高潮。2024年6月，亚马逊前CEO杰夫·贝佐斯名下的航天公司“蓝色起源”（Blue Origin）向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提交了一份旨在限制其竞争对手埃隆·马斯克的Space X公司从肯尼迪航天中心（Kennedy Space Center）发射星际飞船次数的提案。此前这两位亿万富翁为了争夺商业航天的行业霸主地位，一直在各种场合互相嘲讽，并积极采取法律行动。
不同于冷战时期以国家资源为支撑的“星球大战计划”，科技行业亿万富翁们的商业公司如今已经成为探索太空的重要力量，后者一直宣称开发太空的目的在于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是，政治学学者阿丽娜·乌特拉塔（Alina Utrata）在她的文章《制造领土：硅谷的太空与殖民地》（Engineering Territory: Space and Colonies in Silicon Valley）中却揭示了在科技公司的太空开发愿景中，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商业公司的野心是如何紧密而激烈地交织在一起的，为我们理解当代的太空殖民计划与殖民历史的复杂纠葛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公司空间：杰夫·贝佐斯和埃隆·马斯克的太空殖民地”中，乌特拉塔通过描述贝佐斯和马斯克这两位科技行业巨头的太空殖民计划，提醒人们应当注意当今由私人科技公司牵头的太空开发项目与过去几个世纪里殖民帝国将扩张活动外包给特许公司这两种行为之间表现出的历史性相似，同时揭示了在太空殖民倡议的自由主义话语中隐含着不平等因素。乌特拉塔认为，马斯克和贝佐斯的太空殖民愿景在不同程度上都包含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前者认为地球会因某些不可抗力因素而毁灭，殖民火星是防止人类灭绝的方案之一；后者则怀揣着帝国主义式的基建信念，将解决马尔萨斯危机的希望寄于建造围绕地球运行的人工空间体上。尽管贝佐斯和马斯克二者在太空殖民的技术和政治理论基础上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认为应该由私人企业而不是主权国家去经营这些太空殖民地。埃隆·马斯克设想了一个没有主权国家、政府干涉的“自由火星”，但这样的太空家园即便成为现实，未来的移民者显然也要依赖科技公司提供的技术、资源和就业机会才能在太空生存。可见，所谓的地外边疆依然无法避免人类世界不平等的权力结构，甚至可以说是对曾经殖民帝国体制的复活。
在第二部分“无尽边疆的发明”中，乌特拉塔解释了为什么在她看来，贝佐斯和马斯克两人的太空定居计划可以被视为历史上帝国殖民行径的当代版本——他们都通过宣传土地原本的无主状态来将自身的暴力占有行为合法化，进而将太空空间转化为领土。宣称某一片区域是“空的”是欧洲殖民者从事侵略扩张活动时的惯用话语。这些空地或许没有人居住，当地人也不会主张对土地的绝对占有权，但这并不意味着空地在他们的权利观念与社会关系中不扮演任何角色。在许多殖民地，本土居民对土地的各项权利是日常实践中各方势力谈判、协商过后的产物，具有较强的弹性和可变性，而不是西方人熟悉的以法律条文固定下来的排他性财产独占权加以呈现。
太空殖民的支持者们认为自己的事业与历史上殖民者使用西方的财产制度剥夺土著社区土地权利的行为截然不同——太空殖民活动不会损害任何“土著人”的利益，因为他们的目标是空无一物的地外边疆，那里不存在任何的社会关系积累与涉及人类的利益纠葛。但乌特拉塔认为这种观点的内在逻辑与历史上的殖民主义修辞别无二致，因为太空也并不是空无一物的空间。以月球为例，乌特拉塔主张将其视为一种公共资源，地球上的许多群体，从天文学家到动植物，都将月亮作为一种光源使用；同时，月亮也在许多土著社会的信仰世界中还扮演了如家人、祖先、神灵等角色。但由于这些群体缺乏占领、开发月球的资本和技术，他们并不被视为月球空间的合法所有者。而另一方面，享有资源优势的个人或团体却能运用科学技术、法律条文将太空空间转变为可以资本主义产权制度下进行占有、开发的领土。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科技公司主导的太空殖民计划在其思想与行动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它们一方面宣称自己的事业是自由主义式的，不存在殖民主义和主权国家带来的压迫；但另一方面，它们采用的手段却是对殖民主义（通过宣称空间的“空”将自身的占领行为合法化）和现代主权国家（以技术、法权将空间领土化）的精妙模仿。我们该如何理解其中的内在张力？乌特拉塔在第三部分“制造领土：海上家园、网络空间和政治退出”中作出了分析。
乌特拉塔将太空殖民与网络空间以及海上家园相对比，意在说明这些为人类寻找新的栖息边疆的项目尽管都宣称自己在规避主权国家的政治属性，但事实上，它们的内在逻辑并不是斯科特式的“逃避统治的艺术”，而是试图在新的空间中重建基于领土的统治来获取其他政治行为体的承认，以达到获取主权、积累特权的目的。她希望人们不要被当今世界大部分领土都由主权国家合法占有的这一现象所迷惑，从而忽视了像私人公司这样的非领土行为体在历史上一直并将继续参与建构主权和政治统治空间的事实。
随着近些年各方势力对地外空间的争夺态势愈演愈烈，讨论如何在太空进行权利划分和法权构建的文章不在少数。但乌特拉塔另辟蹊径，将太空开发置于殖民历史与主权建构的语境下进行理解。她提醒读者：抵制太空殖民计划的真正重点应该在于思考为什么在后帝国主义国际体系中，领土成为了政治主权的唯一合法根基？乌特拉塔的观点解构了太空殖民话语中的必然性修辞，在科技帝国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但该文章也存在一些不足。乌特拉塔认为，当今由科技公司主导的太空项目与历史上的殖民公司是高度相似的。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二者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异。首先，荷兰东印度公司（VOC）与英国东印度公司（EIC）在早期阶段拥有的更多的是宣战、媾和、征税等主权式权力，在后期才逐渐将殖民地当作领土加以控制。而按照作者的看法，硅谷的航天公司更有可能先通过法规和技术将太空空间构建为领土，然后才有希望获得其他国家对其主权的承认。其次，公司国家的成功恰恰是因为其主权的可分割性（主权主体可以是多种行为体）与领土的非排他性（可以通过购买、签订条约等方式获取领土）。这使得公司国家能够运用变色龙般适应能力，与当地政治和商业精英达成各种妥协与合作。而在主权、领土与国家“三位一体”的现代国际体系下，如果按作者所说“当今科技公司的所作所为是企图在太空中宣称主权和重建基于领土的国家统治”，那它们显然无法实行历史上公司国家的主权多层级化。因此，科技公司的太空家园在多大程度上是殖民公司以及现代主权国家的再现尚待商榷。
乌特拉塔对于太空空间如何转变为领土的论述也存在模糊之处。一方面她承认将空间转化为财产的过程中会有具体技术的参与，但在她看来主要的转变仍然是概念意义上的——毕竟历史已经证明欧洲殖民者不一定非要到达某片土地才能宣称对其的所有权。可随后她却话锋一转，认为只有贝佐斯或者马斯克等人采用了具体技术有效地占领了太空，才能引起各国政府的关注，进而落实“领土化”的目标。将太空空间主权化究竟是依靠技术力量还是仅通过概念建构就可以完成，乌特拉塔语焉不详。或许对她而言，主权化本就是产权化与领土化有机结合之后的产物，前者运用的是法理学，通过复杂精妙的语言将空间合法化为财产；后者则依赖工程学，在领土上部署各种占领技术（如身份核查、安保、监控系统等）才能完成对空间的有效控制。只不过受限于人类的技术水平，宇宙工程学现在还未能成为占领太空的主要手段。
根据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空间修复理论，资本必须找到某个实体“固定”自身才能实行在新空间的扩张。如果说硅谷的科技公司开发太空是为了给资本主义制度寻找新的“商品边疆”（Commodity Frontier），那么目前看来，太空有的只是空旷的边疆而缺少实在的商品，自然也无法在那里完成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这不禁让人觉得，所谓的太空家园很大程度上还是商业公司用以包装自身的宣传噱头，而非为人类文明发展创造实际的空间。乌特拉塔在第三部分中也认为硅谷公司开拓太空的重点并非实际的国家建设活动，而是获取其他主权行为体的承认。这个议题必然会涉及在未来，地球上的主权国家与私人公司该如何面对彼此。作者在结论中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只是呼吁监管公司的任务不应该完全由国家承担。除了主权国家与商业公司之外，还存在其他的行为体有机会成为太空世界中的玩家吗？贝佐斯曾说过，当他五岁那年在电视上观看了阿波罗11号的登月壮举后对宇宙的迷恋便一发不可收拾。但要是五岁的贝佐斯得知了阿波罗计划的奠基人韦恩赫尔·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在为纳粹德国研发火箭时，曾导致工厂中的两万多名劳工死于非命，不知他又会作何感想。毕竟，实现乌托邦总有人要付出代价，哪怕是在遥远的外太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