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世”（Anthropocene）理论自从2000年正式提出以来，已经成为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简单来说，该理论主张在这个时代中，人类是改变地球地质进程的最主要力量。人类对环境造成了不可磨灭、不可逆转的影响，以至于能够在地层中留下足够与历史上的全球环境变迁比拟的印记。可能是为了避免争议，本书的主副标题并没有提及“人类世”概念。《樟树与大象》所关注的问题并不是旨在质疑“人类世”理论的地质学基础，而是对过去思考“人类世”方式提出了修正。本书认为应该考虑向“人类世”转变的过程与人类精神生活变迁的联系，即“精神人类世”。
这种考虑呼应了一个现实的问题：穆斯林和基督教组织在海岛东南亚的环保运动中没有发挥足够强大的力量。格罗夫（Richard Grove）经典的环境史研究指出：欧洲环境主义的思想脉络，来自在热带殖民地工作的科学家。这些边缘地区成为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思想的中心。在格罗夫的研究中，几乎所有岛屿上的居民现在都信奉一神教。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作者指出19世纪海岛东南亚殖民地自然景观的巨变，与当地放弃万物有灵论、皈依（conversion）现代主义一神教的过程同步发生。本书还采取了日常宗教的角度，分析了北苏门答腊高地居民“一部持续皈依的历史”，进而解答本书提出的问题：在皈依的过程中，信仰的改变如何塑造环境？当景观发生变化时，信仰和身份是如何随之转变？
本书由“解构”“表象”“物质性”三个部分组成，充分使用了个人和历史文物（如日记、家族史、树皮书和民间传说），彰显了本书的历史人类学特点。一、二部分研究在整个19世纪，巴塔克人从一个复杂、无国籍的高地领土过渡到荷属东印度的殖民地行政区域期间，宗教、习俗和自然景观发生剧烈变迁的过程。第三部分讲述了马六甲海峡两岸魅力的传统领导层失去政治权力的殖民化过程，如何造成了樟树和大象的衰落。
第一部分探讨了北苏门答腊高地在受到殖民主义之前的社会、生态和精神结构。这一部分研究了塑造这些高地生活的万物有灵论信仰和当地习俗（adat），它们提供了精神和生态的和谐，还有助于维持高地和低地社区之间的动态平衡。这种平衡在1810—30年代的帕德里战争之后不复存在。米南加保人制造的帕德里战争，在向信仰万物有灵论的巴塔克居民传播现代主义伊斯兰的过程中，造成了北苏门答腊高地的分裂。战争颠覆了巴塔克地区的权力结构，并且将荷属东印度间接统治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引入高地。到19世纪末，北部的多巴湖地区诸部族主要皈依了基督教，而南部地区以穆斯林为主体。苏门答腊的现代伊斯兰教和殖民者的基督教表面上水火不容，却在北苏门答腊高地上形成了共谋，推动资本主义的种植园经济在当地占据主导，并且深刻重塑了当地的自然景观。
第二部分关注巴塔克人从不识字到识字的转变，以及他们创作的文本如何反映了皈依削弱了景观的神圣性、促进了人类对环境的统治。传统的巴塔克文字和识字法主要用于万物有灵的的目的，而荷兰传教士通过教育识字的方式向巴塔克人传播基督教。作为世俗教育的识字挑战并重塑了当地信仰和社会结构，将自然从神圣的精神重新理解为需要管理、开发的资源。随着识字率的提高，巴塔克人生产了新的自传、历史传说等文本。这些文本详细描述了个人的流散、皈依一神教以及与自然景观的互动。第二部分的后半段分析了巴塔克流散者在马来亚半岛书写的两份文本。第一部是一部个人回忆录，讲述了一个巴塔克男孩被奴役、被迫迁徙、被新加坡的一位传教士买下获得自由以及后来皈依基督教的经历。第二部是由第二代曼特宁穆斯林讲述的家族史，讲述了他曾叔父和父亲的移民故事。这个家族后来成为霹雳州的“马来人”贵族，也是第三部分大象故事的主要参与者。
第三部分“物质性”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探讨了巴塔克高地、马来半岛成为欧洲殖民地之后的多物种环境史。这一部分论述一神教如何抹去或弱化了地球的能动性，并将人类重新置于与自然世界的力量相疏远的精神景观中。这些日常宗教的新表述对物质产生了影响，最典型的案例是樟树和大象。在前现代的世界里，人们对樟树的树脂需求大于对其木材的需求。随着苏门答腊种植业的兴起，不适合种植以收集树脂的樟树遭到砍伐、成为木材。樟树的数量和密度下降的同时，安息香树却成为一种珍贵的经济作物，并成为巴塔克土著的象征。安息香树适于可持续的园林建设，其收成是可以预测的，适合有计划地种植。
樟树的迅速衰落突出表明，原住民也可能是环境破坏的同谋，因此不能将其生态观浪漫化。本书的解释是，即使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已经稳定，向现代主义日常宗教的皈依仍在继续。韦伯（Max Weber）关于卡里斯玛的理论成为分析的关键——这些皈依不仅削弱了大自然的魅力，也造成对景观的驱魅。驱魅指的是惊奇的丧失、内在价值的降低，以及对生命体的不认可。马来亚大象的案例则将精神的变迁推进到第三步：再入魅。锡矿工人、铁路职员和猎人等与“大象的退却”密不可分的人群，越来越多地生产关于死亡大象的英雄故事。从大象及许多大型动物的尸体上，本书批判了环保主义的脆弱和徒劳。[1]
值得注意的是，本章关于“大象巫师”的论述篇幅有限。这或许是因为塞维亚（Teren Sevea）2020年出版的《神迹与现实：伊斯兰马来亚的大米、矿石、陷阱和枪支》（Miracles and Material Life: Rice, Ore, Traps and Guns in Islamic Malaya）对于马来亚社会中巫师（pawang）的角色已经进行了完备的探讨。塞维亚指出，马来亚的巫师利用伊斯兰和土著知识来调解人类与景观的互动，以一种结合精神信仰和生态主义的方式开发自然资源。但是，与巴塔克高地的巫师（datu）类似，马来亚的巫师面临着殖民主义和现代主义伊斯兰的双重压力。马来人向现代主义一神教的皈依，将巫师逐渐边缘化，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和生态问题。
考虑到两本书论点的相似性，相比于《神迹与现实》，本书做得更好的地方在于超越了单一民族国家的地方社会，对于整个海岛东南亚区域的政治提出了批判。在印尼社会，穆斯林环保主义的行动相对分散、保守，与看似边缘化的原住民社区积极的环保活动形成鲜明对比。[2]结论部分指出，穆斯林环保主义尤其不能仅仅灌输负责任地“管理”环境的道德意愿，还必须明确自身在环保运动中的位置。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这种环保运动寻求的管理责任在（以人为中心的）宗教传统之外，而且是该地区统治者的宗教。今年6月开始，印尼政府宣布开放对本国宗教组织经营矿业的许可，而相关的宗教团体对这项政策的反对声寥寥。[3]宗教和宗教组织毫无疑问是重要的力量，问题是它似乎并没有站在环保主义的一侧。
读者们可以注意到，本书遗憾地缺少了对于“人类世”“精神人类世”理论的探讨和批判。但是本书对于具体的历史案例的探讨，有助于为解决全球，特别是全球南方的环境问题提供新的思考方式。《樟树与大象》的结尾肯定了前现代原始宗教“先知式”的环境观——思考作为人类的意义、人类的责任以及生态的想象力。可以认为，本书的现实关怀与学术价值具有同等厚重的分量。
[1] 我相信中国读者将对这一部分的叙事充满共鸣。例如，以遭到人类大规模改造的西双版纳为背景，上海知青沈石溪书写的野生动物（包括大象）的英雄主义故事，通过魅力的方式激发了几代人的城市儿童读者的情感。
[2] 这里可以援引罗安清（Anna Tsing）对印尼南加里曼丹原住民运动的论述：一个群体在被边缘化和排斥的同时，还通过抗议、重新诠释和美化排斥来积极参与自身的边缘化。参见Anna L. Tsing, In the Realm of the Diamond Queen: Marginality in an Out-of-the-Way Pla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3] Peraturan Pemerintah (PP) Nomor 25 Tahun 2024 - “Perubahan atas Peraturan Pemerintah Nomor 96 Tahun 2021 tentang Pelaksanaan Kegiatan Usaha Pertambangan Mineral dan Batubara”, 30 Mei 2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