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今天前往毛里求斯旅游的人来说，庞普勒穆斯皇家植物园大概是一个十分具有吸引力的景点，它是南半球最古老的植物园，18世纪引进的珍稀品种肉豆蔻和丁香就存放在香料角处。漫步植物园后，我们还可以在拐角处发现一家“克里奥尔”餐厅，享用一顿来自世界各地的蔬菜、水果和香料的丰盛晚餐。但在18世纪法国殖民统治与跨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这个没有任何土著居民、没有任何本地植物用来提供食物的岛屿，是如何收集、种植和培育了这些植物？相关的植物知识又是如何经历了一个在地化、跨文化、缓慢而复杂的适应过程？
Dorit Brixius的《混杂的科学：18世纪印太地区的知识》（Creolised Science：Knowledg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Indo-Pacific）就探讨了这样一个“克里奥尔化”（creolisation）的过程。Brixius利用“克里奥尔化”这一概念定义了毛里求斯不同来源的植物、动物和人，强调丰富、混杂、不对称性的知识生产过程，克里奥尔化的科学也处在一种不断发展、演变和扩展的进程之中，而非一种利用非欧洲文化增加欧洲知识的植物转移计划。在这个过程中，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主流的欧洲知识失去了它的价值，庶民行动者（subaltern actors）/被奴役者具有强烈的能动性，土著知识在全球科学和跨文化交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Brixius认为，在毛里求斯这个克里奥尔化的岛屿空间中，欧洲中心叙事显得格格不入，殖民科学在跨文化植物学网络中的影响微乎其微。
近三十年的科学史研究已经开始转向了去欧洲中心的叙事，利用“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接触区域”（contact zone）、“混合性”（hybridity）等术语，强调知识生产的多中心与知识系统的多元性，Brixius更倾向于使用“纠缠/纠葛”（entanglements）指代跨文化互动中持续的、未解决的过程，而不是两种实体顺畅融合的结果。同时她指出，如果过度关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知识循环特征，可能会产生一种知识流动的优先次序的风险，需要重新思考知识的等级制度和知识生产中的不对称性（asymmetrical）。另外，在关于18世纪欧洲无知学（agnotology）的研究中，隆达·施宾格（Londa Schiebinger）发现金凤花这种轻而易举可以在欧洲扎根的植物，它可以作为堕胎药这一知识始终没有传到欧洲，是一种文化因素与政治抗衡的结果。相较而言，Creolised Science则更强调认识论层面上的知识欠缺。就比如18世纪的法国并不生长肉豆蔻的雌株，而肉豆蔻又是一种雌雄异株的植物，所以即便在研究了栽培方法和植物需求之后，法国人也没有办法繁殖肉豆蔻。正是植物本身限制了他们的尝试。
在这样的思路指引下，Brixius追溯了毛里求斯知识生产的政治、社会、文化、物质、环境多方面交织和纠葛的过程。作为18世纪法国殖民自治的试验场，毛里求斯在法国东印度公司看来只适合作为供给站短期开发，而总督拉布尔多内和普瓦沃（Pierre Poivre）则主张加强防御、打造岛屿生活空间，实际体现了法国在印度洋扩张的不同策略以及殖民地间的竞争关系。由于毛里求斯缺乏本地植物和劳动力，飓风、蝗灾和饥荒时有发生，法国人的解决办法是进口大量奴隶种植作物，但过多的奴隶再次引起粮食短缺，于是如何喂饱岛上每一张饥饿的嘴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启蒙时期重农思想的影响下，法国行动者积极引进东亚地区和马达加斯加的“有用植物”，尝试提高岛内的农业生产力，这种实用植物学驳斥了18世纪博物学家只对分类感兴趣的传统观点。与此同时，毛里求斯的园艺项目建立在多种（非博物学家）行动者的非正式关系之上，当地翻译或中间人是成功获取知识的关键渠道，欧洲人也在不断模仿、学习、实践地方知识与经验。例如，普瓦沃在1750年代招募了中国劳工，学习和传授他们的农业技能。也就是说，实用植物学建立在法国农业思想和土著知识的交汇处，对于不熟悉当地环境与耕作技艺的法国人来说，基于实践的知识至关重要，探索植物在根本上是由实用植物学驱动的。
Brixius在考察岛外植物知识的探索和收集时，重新发现了那些在欧洲中心视角下法国香料探索故事中消失的个人，承认他们的能动性和贡献，重点关注欧亚大陆相遇时的不对称性。普瓦沃将丁香和肉豆蔻移植到毛里求斯，以便将该岛变成法国香料贸易的种植中心。但是普瓦沃的香料项目缺乏法国资金支持，于是他通过金钱、商品和礼物换取岛民的香料探索服务，最终发现保持与东南亚岛民的友好关系是寻找香料取得成功的关键。尤其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这远非单向过程，香料的追求实际上是跨岛网络的问题，在帝国统治之外存在许多非官方且成功的商业谈判，这也展现了香料贸易的临时性和分散性特征。岛民利用法国人的帮助摆脱荷兰人的控制，而荷兰人为了维护丁香和肉豆蔻的垄断地位导致了整个18世纪中叶的暴力冲突。东南亚岛民（使用多种语言、承诺、谈判、秘密外交）决定与法国行动者合作（或不合作）的程度。最终，权力关系发生了转移，岛民实际上对法国人拥有权力。
当植物及其知识进口到岛内，又经历了一个抵抗/适应和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sation）的过程。作为法国农业实验室的毛里求斯，岛上的农产品呈现出两种相互竞争的生态：为牟取利益而种植的经济作物，以及适应环境的当地农业。为了养活岛上的殖民者和奴隶，普瓦沃更鼓励种植主食谷物。但这种愿景与殖民现实相冲突：种植园主用咖啡替代了粮食作物，大量奴隶被饿死，加上恶劣的气候、未得到休息的土壤、蝗灾的出现，使该岛继续成为人口过剩和饥荒的熔炉。Brixius指出管理失效的原因在于殖民者的无知。例如，普瓦沃通过引进食虫鸟来对抗蝗灾，但这种鸟繁殖得太成功，反而成了害虫。正如为了解决食物供应而引进的大量奴隶，反而导致了更严重的饥荒。如何喂饱岛上每一张饥饿的嘴这一难题，从未得到解决。殖民统治、奴隶贸易、环境问题与知识的克里奥尔化在这个岛屿空间中紧密交织。
如果将被奴役者的主体性置于西方植物学知识的中心，就可以发现法国殖民者知识的空白之处。法国人雇佣奴隶探险、识别和采集药用植物，利用奴隶的医学知识制作草药和治疗咳嗽。毛里求斯的奴隶成为了植物知识的载体、收集者、传播者和熟练的栽培者，奴隶的植物知识与经验也成为了欧洲人的智识源泉，持续拓展着全球知识库的克里奥尔化。而在奴隶贸易兴盛和反奴隶制情绪共存的背景下，拥有知识、技能或与主人维持良好关系的奴隶，存在着一种实现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譬如，拥有肉豆蔻和丁香种植知识的拉玛获得了自由，掌握非常规丁香嫁接方法的希莱尔获得了特权。这两个奴隶园丁的例子不仅提醒我们注意奴隶对自然知识构建和应用的重要性，同时也暗示了欧洲知识的局限性。通过关注种植活动、植物知识与奴隶承担的任务，Brixius呼吁一种对食物、实践与文化认同的关注，以及反思深嵌社会结构中的人类主体性，乃至宏观层面上塑造的毛里求斯的权力关系。
在植物经过漫长的跨洋运输和回到岛内重新栽培时，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又是如何互动的？Brixius提示我们，阻碍香料项目进展的不仅仅是气候、天气、土壤条件、包装方法等因素，还面临着跨洋船舶运输（微生态系统）、知识实践（何时、何地与如何种植）、种子性别分类（肉豆蔻的雌雄异株性质）的多重挑战。此外，殖民地之间的竞争也深刻影响了香料项目。马达加斯加的殖民化，威胁了马斯克林群岛的殖民地位。普瓦沃不同意将肉豆蔻样本送往法属圭亚那，不仅是担心马斯克林群岛被抛弃，同时也是希望保持法属印度洋殖民地的种植垄断。因此在毛里求斯的香料项目案例中，自然环境与政治气候齐头并进。
Creolised Science采用微观全球史、环境史和人类行为学的方法，利用翔实的档案资料，重新审视了毛里求斯植物学项目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以及植物知识生产中社会、文化和自然的复杂性。与传统科学史研究不同的是，它既不关注西方知识是如何传入非西方地区的、也不分析以欧洲为终点的全球植物知识流通，而是专注于印度洋中部这个殖民岛屿空间内的园艺知识积累，通过强调主流叙事中被遗忘的个人（特别是非欧洲行动者）在跨文化知识流动中的主体性，展现了18世纪印太地区混杂的知识互动与知识生产过程。同时将知识视为一种实践，探索新信息传递和新知识创造的渠道、关联和互动，进而考察土著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地方实践与殖民政策间的紧张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球科学史研究的空间转向和物质转向的延伸性范本。
Brixius在书中鲜明地展示了她的去欧洲中心观，但在殖民背景下考察自然知识的建构过程中，要如何反思并解构以欧洲为中心的科学？需要考虑的是，当毛里求斯的知识生产必须经由殖民者赋予的权力而实践时，是否还能说明这种去中心化？或许是囿于材料的限制，我们也很难看到土著之间的知识传播网络以及土著内部的知识连续性。同时，不断强调普瓦沃作为总督和博物学家的双重作用，似乎更多地展现了普瓦沃的个人能动性而非庶民能动性。此外，当奴隶利用植物知识获得了两小时休息时间，以及在植物园和建筑地被差别化的奴隶饮食，是否能证明作者所说的“自由和特权”，还是一种内部等级差异和殖民权力的实施？如果两个奴隶园丁的故事无法成为一种普遍性而非特例的存在，那么要如何代表庶民行动者的主体性，以及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明这种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这样的例子似乎继续使土著知识浪漫化为了治疗西方病的灵丹妙药。作者也指出香料的适应问题实际上是为了确保毛里求斯法属殖民地的位置，进而保证法国在印度洋世界的势力范围，如果最终是一项殖民政治项目，作者想要解构的欧洲中心叙事似乎并没有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