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ntation Worlds是印度裔学者Maan Barua于2024年出版的著作。本书运用“不只是人类的民族志”（more-than-human ethnography）的方法，探讨在印度阿萨姆邦从19世纪下半叶至今的殖民和后殖民历史中，种植园逻辑、底层群体和非人类的能动性如何相互作用，从而改变了人类、大象与更广阔的物质世界的关系。这些变化发生在作者所称的“种植园世”（Plantationoce）中，它贯穿了殖民与后殖民时期，凸显了种族化的历史，沟通了人类和非人类的行动者。
作者在牛津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the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攻读了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学位，本书就是在他读博士时开始写作的。受到地理学研究中“不只是人类的地理学”（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 MTHG）的影响，作者继承了MTHG中新生机论（neo-vitalism）对非人类能动性、人类生命和物质世界的相互渗透的强调，以此切入对种植园世和（后）殖民主义的探讨。不同于人类世（Anthropocene）将人类视作改造自然的整体性力量，且倾向于只把人类作为行动者，也不同于新生机论倾向于将物作为“匿名的力量”从而去历史化，作者在种植园世中凸显了种植园逻辑如何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种族、性别、阶级和动植物），以及物质（如第三章中的酒精）是如何在历史情境中生成、被使用和针对不同对象发挥特定影响的。
在上述理论背景下，本书各章的论述对象相对分散。第一章铺陈了阿萨姆邦殖民时期的历史，展现贯穿全文的种植园逻辑如何规训和磨损原住民、移民工人、大象和自然环境的生命。第二章聚焦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它生发于后殖民的社会土壤，延续种植园的逻辑，通过改变人-大象-环境的生态，对特定群体施加一种慢性暴力（slow violence）和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第三章展现了酒精的物质政治（material politics），挖掘种植园逻辑如何以不同方式向人类和大象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在酒精生产和使用中交互作用，产生连锁后果。第四章聚焦于20世纪末小型茶叶种植园的兴盛，后殖民政治如何与植物和动物的能动性纠缠，促成了种植园的积累模式（Accumulation by Plantation）和慢性暴力。第五章走向对20世纪末至今环保思想和行动的反思，生态走廊的“连通性”对原住民和动物施加认识论暴力和实际损害，从而成为种植园世新的控制形式。第六章凸显环境本体论（ontology）的讨论，希望通过探讨本地族群世界观中大象、自然、神灵和人的联系，超越支撑资本主义实践的西方分类学，开辟在种植园世中“宜居性”（inhabitability）的新可能。
“种植园世”概念起于2014年，原指人类将农田、草场和森林转化为大规模、集约化和封闭化种植园的毁灭性转变，这个过程也依赖于对奴隶劳动或其他形式的、往往是对移民工人的劳动剥削。[1]作者则明确将植物和动物的工作（vegetal and animal work）与阿萨姆邦的契约劳动一道纳入进行剥削劳动的范畴，动植物和契约劳工都被卷入圈地、固定、商品化和同质化的种植园逻辑。
在殖民时期，种植园逻辑表现为殖民者巧取豪夺原住民的土地，迫使他们变成无产阶级化、固定依赖于殖民部门的森林部工人；将契约劳工圈禁在苦力宿舍（coolie lines）里，以实现对他们时间和劳动力的最大榨取。种植园主以同质性、可测量性、可预测性的原则进行大规模毁林种茶，森林部则以同样的原则划定保护林区，简化林种用于利润生产。大象也成为捕捉、贸易的对象，成为基础设施本身和延申基础设施的工具。对弱势群体和自然的剥削还会强化彼此的脆弱性，例如贫困、营养不良的劳工更易受到疟疾侵害，后者因为破坏森林环境而流行。
后殖民土壤下生长的小型茶叶种植园，仍延续着种植园的积累模式，且更突出了“后殖民植物”的能动性。地方分裂势力产生于对阿萨姆邦贫困、边缘化的殖民遗产的回应，政府绥靖助长分裂势力控制下的森林采伐和小型茶园热潮。正如殖民时期用大象和森林保护来圈地，小型种植园用多年生茶树种植来固定对土地的占有；分裂武装直接掠取原住民土地，或毁林侵占大象栖息地，使其更多侵扰农田和袭击人类，迫使农民放弃土地、被固定为小种植园的工人，或者种植不受大象侵扰的茶叶而沦为大企业的廉价供应商。通过将特定人群和自然的生命廉价化来获取利润，依旧是种植园的积累逻辑。然而在种植园逻辑自以为能固定人和自然时，外来植物薇甘菊显示了植物超出人类控制的能动性，不仅在效果发作上是后殖民的，且溢出了种植园的空间。薇甘菊于20世纪初作为茶土覆盖物引入，在1960年代后逐渐显示其生态统治力：覆盖土地，窒息其他植物，导致茶叶减产；使得森林成为荒芜废墟，减少了大象的食物，导致大象更多侵袭田地寻觅野草；阻塞穿越森林寻找柴火的道路，使得底层民众不得不使用大象的小径，增加了危险性。在这些连锁的冲突中，底层群众、大象和森林的脆弱性相互强化。可见，植物的能动性在特定历史中表达出来，有力影响了后殖民的生态和政治。
后殖民的基础设施兴建也遵循着类似的种植园逻辑，突出了一种慢性暴力。基础设施和小茶园一样是对殖民遗产的回应，通过政府非正式默许的法外环境侵害兴建起来，导致对不同脆弱群体的连锁效应。基础设施阻塞了大象的活动通道，迫使它们更多入侵农田，加剧农民贫困，迫使他们转向基建或茶园的廉价劳动力，被迫成为新一轮环境破坏的帮凶；采石造成的碎屑粉尘缓慢地侵蚀土壤、污染空气，也造成了上述效果。同时对大象而言，井矿、炼油厂、高墙和道路组成了新的且敌意的生态系统，限制它们的生命活动，也改变了它们的习性。土壤、空气、水、大象和底层民众的生命被缓慢消耗、逐渐枯竭，他们生命的可弃置性（disposability）构成了一种资本牟利的死亡政治。
如果说种植园和传统基础设施是破坏环境的，旨在保护环境或兼顾环保和发展的生态走廊和“和解性基础设施”（reconciliation infrastructure），是否就免于种植园逻辑和对特定群体的暴力呢？八十年代以来，连接大象栖息地的生态走廊提上议程，然而环保存在代价分配和认知论上的根本不平等。被走廊占用耕地的原住民抗议称，大象的活动范围是其运动轨迹组成的稠密空间，而非走廊几何学式、屈从于预定的点（保护区）的简化画线作业，但这种代替的认知论很晚才被承认；原住民还声称在他们被要求献地的同时，国家公园周边的度假村兴旺发展，还树起了高墙。而最新的和解性基础设施强调配合动物的习性，实现交通和动物的共存，但本质上仍是工程公司、房地产、国家和NGO利益交汇的资本主义产物，对动物友好的有效性及是否会对特定弱势人群不友好，都有待验证。
可以说，种植园逻辑对自然和弱势人群都有很强的卷入能力，且无论种植园兴废，公路扩建改道或不改道，总有弱势群体受到损害。作者最后诉诸原住民对人-大象-自然与神灵的想象，诉诸超越种植园逻辑的另一种本体论，来开辟“居住”而不是“占领”的新可能。作者认为，西方分类学将自然的多样性整合为垂直的等级系统，将物种固定在种属概念坐标上和有边界的实际地块上（如保护区）。但原住民的世界观中，大象不是有界限的实体，而是“泥泞的足迹”，是流动的、无边界的、互动性和生产性的行动轨迹。足迹不仅标记和传达信息，也产生新的生命。同时，大象的行动由神灵（Dāngariyā）指引，人侵犯神灵就会招致报应。人、大象和神灵应该是一种互惠和共同生存的状态。
本书是“种植园世”的书写典例，很好地展现了种植园逻辑如何用掠夺、同质化和固定化，用一系列连锁反应和相互作用，造成对契约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及大象、森林、水土的慢性暴力，利用他们生命的可弃置性牟利；而动物、植物又如何在具体历史情境下表达出超出人类控制的能动性，如大象种群习惯改变、引入植物的蔓延，从而成为种植园逻辑有力的抵抗者、后殖民生态和政治有力的行动者。本书还帮助我们明确在什么意义上谈论“物的能动性”。如果只是把“大象会冲撞阻碍它们行动的围墙”命名为“动物的抵抗”，把种植园植物的生长拟人化为“植物的工作”，那么这样的阐释只是新瓶装旧酒。本书提供了三点关于物的能动性的标准或进路，值得借鉴：一是超越人类认知的动物感知世界（sentient world），二是超越人类控制的物的作用（比如入侵植物），三是物是在历史情境下生产、使用和发挥效用的，因此必须将物的能动性历史化、特定化。
正因展现动物的感知世界对描摹动物的能动性很重要，本书在这方面还有待深化。本书在引言和正文中多处试图展现大象不同于人类的感知方式和它所感知到的、不同于人类的地形（topography），以展现大象如何作为“observant participants”见证了社会和生态的变化。但除了酒精政治一章中使用动物行为学研究，探讨了大象嗅觉的独特性和它与酒精的情感关联以外，未能更接近大象自身的本体视角。此外，对原住民世界观的探讨，与此前的章节相较较为薄弱，多从原住民对大象的用词推测原住民对大象的理解，再附着上他们对监护大象之神灵的尊重这一并未超出一般想象的本土信仰。而描述原住民世界观的同类作品[2]，往往还会深入描绘原住民心中人与自然、精灵究竟以何种形式交融。并且，作者笔下的原住民世界观存在去时间化、去历史化和浪漫化的倾向。总之，无论是大象还是原住民的本体视角，作者在批判性展示这种超越普世科学主义和超越人类的本体论上还有待加强。
[1] 参阅Donna Haraway , “Anthropocene, Capitalocene, Plantationocene, Chthulucene: Making Kin” ,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vol. 6, 2015, pp. 159-165. Note 5th: In a recorded conversation for Ethnos at the University of Aarhus in October, 2014, the participants collectively generated the name Plantationocene for the devastating transformation of diverse kinds of human-tended farms, pastures, and forests into extractive and enclosed plantations, relying on slave labor and other forms of exploited, alienated, and usually spatially transported labor. The transcribed conversation will be published as “Anthropologists Are Talking About the Anthropocene,” in Ethnos. See the website for AURA, http://anthropocene.au.dk/. Scholars have long understood that the slave plantation system was the model and motor for the carbon-greedy machine-based factory system that is often cited as an inflection point for the Anthropocene.
[2] 如Sophie Chao, “Children of the palms: growing plants and growing people in a Papuan Plantationocen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27, 2022, 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