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俄乌战争及全球能源危机影响，2022年以来香港电价持续走高。2024年11月19日，在与政府多番磋商谈判后，香港中华电力(CLP)、香港电灯(HKE)最终宣布将于2025年1月起分别按年加净电费0.98%及0.9%，引发了香港新一轮公共服务“加价潮”，同时也将电力议题再次带回公众视域。电力在香港经济发展及其内部社会政治变革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又是如何随着香港及全球经济、政治与社会环境变化而发展？电力公司（尤其是CLP）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演变？
马克·克利福德（Mark L. Clifford）在其新著《让光照耀：电力如何塑造现代香港》（Let There Be Light：How Electricity Made Modern Hong Kong）中对上述问题做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与大多数将技术视作香港发展背景板，或将其视作香港现代化进程具体表现不同，Clifford尝试将技术置于观察前景，考察CLP及其重要创始人罗兰士·嘉道理（Laurence Kadoorie）推动建设的电力系统如何影响香港政治与日常生活，从而形塑香港的现代化进程。
本书试图挑战传统的香港殖民历史书写，修正一直以来将香港视作自由放任政策堡垒的观点。Clifford认为二战后香港电力系统的发展并非脱胎于自由放任政策，相反，殖民政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采取各种手段干预CLP的发展，试图合并和国有化CLP与HKE。与此同时，CLP与香港政府密切合作，为贫民区提供照明与电力，以改善香港居住条件与公共健康，提供更加现代、有序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正是私营企业与政府的摩擦、博弈、合作共同塑造了香港的电力供应系统，这远非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胜利，而是公私联合介入的产物。
在上述学术旨趣与研究思路的指引下，Clifford按照时间线索逐步展开CLP的电力系统建设与香港现代化历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电报的发展和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全球化在亚洲地区加速。在英国和美国企业家的推动下，香港被逐步纳入全球电力技术网络。香港在整合全球先进电力技术并应用于本地上表现得尤为出色，其中，CLP发挥了关键性作用。1900年在香港成立的CLP起初致力于为九龙提供电力，不久后便收购了广州电力，将电力供应业务拓展至中国内陆。受1905-1906年政治风波冲击，加之长期困扰于巨额资本投入、设备可靠性低、燃料价格波动等问题，CLP最终退出了广州。为进一步扩大电力供应能力，CLP于1919年搬迁电力设施至鹤园发电厂，并在英国咨询公司和多个国际供应商的协作下完成扩建。至1931年，嘉道理家族正式接管CLP的管理权，推动公司向专业化管理、大规模资本投资转型。罗兰士·嘉道理逐渐成为管理核心，提倡提前规划电力供应以应对未来需求。尽管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CLP依然坚持扩大电站投资，同时保持谨慎的财务政策避免过度借债，奠定了CLP的基本发展方针。
1941至1946年间CLP在日本占领、战后恢复以及转型过程中面临巨大风波与全新契机。1941年，香港遭受日本突袭，为避免鹤园发电厂落入日军手中，香港军队及CLP职员毁坏电力设施。日据时期，香港电力供应面临巨大挑战。战后，英国政府和香港殖民地政府加强了对经济和电力行业的控制，实施了价格管制、电价调整和税收改革措施，与战前的自由市场政策形成鲜明对比，标志着殖民政府对香港经济的直接干预得到强化。在战后重建过程中，罗兰士·嘉道理大展拳脚，领导CLP迅速恢复并扩展电力供应网络，吸引上海企业迁往香港，这为香港的经济复苏提供了关键推动力，也助推香港成为东亚最具活力的外向型经济体之一。
冷战背景下，地缘政治变动改变了香港与中国的关系。1951年香港与内地的流通边界被关闭，香港因此失去了中国商品流散中介地的地位，转而被塑造成“东方的西柏林”。美国也逐渐取代英国成为香港的主要经济和安全保障者。随着人口膨胀以及随之而来的教育、卫生、基建改革，香港逐渐从单纯的贸易港口和难民聚集地，转型为一个依赖政府干预、重视社会稳定的现代化城市。在此背景下，嘉道理遵循一贯的“预先建设电力容量”理念，引进并整合最先进的电力生产、传输、计费及通讯技术，为香港的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电力支持的同时，将其网络系统嵌入香港城市网络，使香港朝着高效、卫生、现代的方向成长。
然而，过度向工业用户倾斜和略显随意的收费方式引发社会不满，电力供应开始成为一个关键公共议题而被广泛讨论。电力供应公司委员会（ESCC）成立后，对CLP及嘉道理进行了长达五年的调查、辩论与批判，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政治压力的“安全阀”，避免了直接的政治抗议。在此期间，香港政府采取了更为积极的干预和监管政策，试图将CLP与HKE合并和国有化。因此，电力供应问题逐渐成为推动香港政府与公众、企业之间互动博弈，进而引发关系变革的一项政治项目，形塑了更为强大的香港公民社会。
为扭转舆论形象并应对被迫国有化的压力，嘉道理一方面决定接受政府建议，降低电价，透明收费；另一方面与埃克森（Esso）达成合作，以加强与美国的联系从而在地缘政治变动中获得更好的保护。埃克森的投资终结了CLP国有化的争论，也标志着将电力视为政治项目的时代行将结束。此后，电力主要作为金融和技术项目活跃在公众舆论与城市生活之中。得益于埃克森的财务、技术支持以及殖民政府的监管和行政协助，CLP发展成为一个规模更大、管理能力更成熟的现代企业。
20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租约结束后香港向何处去、CLP出路何在等问题萦绕在嘉道理心头。1977年，嘉道理提出“77计划”。Clifford指出，正是其在上海与香港的跨文化和跨国成长经验，使得嘉道理能够洞察世界的不稳定性与边界的流动性，从而正确预见香港的未来发展方向。再三斟酌后，嘉道理最终决定与英国首相卡拉汉合作推进青山发电厂的建设。Clifford认为，青山发电厂重新构建了香港和英国之间的政商关系，确保英国持续而紧密地参与香港建设，同时也为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融入中国铺平了道路。二战后，嘉道理便开始计划投资核能发电厂以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其提交的建设方案促成了中国大亚湾核电站建设项目落地，为中国内地的电力建设注入了强大的资金与技术支持。
电力在二十世纪塑造了香港的城市形象与生活体验，是香港现代化的核心动力与独特象征。在Clifford看来，罗兰士·嘉道理的电气化构想不仅反映了香港社会的集体愿景，还在实现由电力驱动经济与社会进步的蓝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嘉道理与CLP的故事，见证了电力作为一种技术力量与政治工具如何塑造香港的新面貌，为我们理解香港的地缘政治演变、政府与私营企业关系、公民社会崛起以及全球技术交流提供了新窗口。
遗憾的是，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为CLP及罗兰士·嘉道理谱写赞歌的大事记。本书主要利用CLP的档案与嘉道理的个人史料来进行写作，主要呈现的是CLP如何在高瞻远瞩的嘉道理的带领下发展壮大的故事，在分析全球地缘政治变化、廓清香港如何与全球技术交互、跨国资本流动上显得较为薄弱，自然也就限制了作者从更为外缘与宏阔的视角来审视CLP的独特发展路径，而这似乎与作者希望将香港及其电力现代化与全球其他地区的经验关联、甚至重新定义其他城市现代化经验的写作目标相背离。
此外，Clifford似乎将线性进步内化为香港电力发展与现代化的底色。在Clifford的视域下，CLP的电力系统建设驱散了香港的黑暗、肮脏与落后，代之以光明、清洁与现代。Clifford在书中所叙述的贫困区电气化改造项目，反而恰好说明了CLP的电力建设其实在无形中使香港社会折叠，边缘化了贫困与弱势群体，线性进步叙事的神话也在这一片被街灯照亮的边缘之地蒙上了阴影。与此同时，Clifford将电气化及其带来的城市形象、市民生活改变等同于现代化，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将1900至1997年间香港的现代化视作均质化的线性发展过程，而未能展现出香港现代化过程中更为丰富的面向。
总之，本书并非典型的历史学研究，也未能与该领域研究展开深度对话，而是延续了Clifford上一部著作《绿色亚洲》（The Greening of Asia：The Business Case for Solving Asia's Environmental Emergency）的核心关切，希望在地缘政治、气候和经济的交叉背景下观察电力的生产与利用，为我们当下思考香港乃至亚洲如何重新构建能源系统以迎接低碳或后碳时代提供政策资源与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