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观察》130 | 从LA84到LA28：洛杉矶奥运会与中美关系的“台前幕后”

田海伦，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本科生

笔者在2023年秋季学期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交换期间，有幸修读了一门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的小班讨论课程。2023年11月9日，正值中美元首即将在旧金山会晤之际，课程特别邀请到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兼前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以下简称LA28）CEO 基恩·赛克斯（Gene Sykes）作为嘉宾。Sykes先生在发言中紧扣中美关系这一主题，特别提及他将与中国奥委会主席会面的计划，并回顾50年前“乒乓外交”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意义。他还高度评价中国合作伙伴的“直爽且可靠”（direct and dependable）。随着2024年巴黎奥运会闭幕，奥运旗帜再度传递至洛杉矶，而笔者曾居住的UCLA学生宿舍也将成为新的奥运村。面对日益紧张的中美关系，LA28能否为两国关系带来新的缓和机会？还是将进一步加剧矛盾？本文将在历史回顾与现实分析中，串联起中美在两届洛杉矶奥运会“台前”和“幕后”的有趣互动，并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视角，对其进行未来展望和分析评论。

洛杉矶作为1932年与1984年奥运会举办地，不仅在当地历史中占据重要位置，还在中国体育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1932年，刘长春成为“中国奥运第一人”；而在1984年，许海峰为中国赢得了首枚奥运金牌。

其中，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后文将简称为LA84）的冷战背景和中美关系动态尤其值得关注。在冷战两大阵营对立的背景下，LA84成为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展示其政治经济体制优越性的舞台。作为回应，苏联及其部分盟友则通过抵制LA84，以回击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期间西方国家的抵制。在苏联缺席的映衬下，LA84更显现出其对于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曾亲临现场的时任路透社记者乔纳森·夏普（Jonathan Sharp）表示：“中国的参与不仅转移了人们对苏联抵制的注意力，更成为赛事中的重要亮点。”[1]

中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可谓是国际局势与国内政策交互作用、水到渠成的产物，在此过程中，中美关系的改善同中国与国际奥委会关系的修复几乎是“齐头并进”的。1954年，国际奥委会第49次全会通过了承认新中国改组后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简称“体总”）为中国奥委会的决议。然而，当体总代表荣高棠于同年9月11日参加第50次全会时，发现台湾“体协”也派出了代表参会。这一安排引发了中国代表的强烈抗议，但由于苏联的阻挠，抗议未能奏效。最终，在多次抗议无果的情况下，体总于当年11月6日宣布退出墨尔本奥运会。1958年，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坚持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导致体总8月20日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正式与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2]

在与国际奥委会隔绝的12年间，中苏关系逐渐破裂，而中美关系则开始试探性缓和。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终止中苏已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两国国防合作破裂。随后，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境不断增兵，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恶化。[3] 同时，美国在越战中陷入困境，逐渐处于美苏争霸守势，开始寻求从亚洲收缩力量。这为中美关系缓和提供重要契机。1971年4月，在毛泽东亲自决策下，中国乒协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拉开中美关系新篇章。次年2月，尼克松总统正式访华，促成包含反霸条款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签署。1973至1977年间，由于美国对台、对苏政策的暧昧，中美关系陷入徘徊状态。然而，70年代末期苏联的扩张行为严重损害美国利益，这促使中美两国开始加速建交进程。同时，中国也正准备在发展战略上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调整。1978年8月，中美建交谈判进入“快车道”，同年12月16日，两国共同向世界宣读建交联合公报，并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

在联合公报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确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当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和平统一的方针。这一变局为中国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多轮谈判，国际奥委会于1979年11月26日通过《名古屋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权利。[5]

70年代，脱离国际奥委会的中国虽参与举办了新兴力量运动会，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等大型赛事，但中国体育界也逐渐认识到这些赛事影响力的有限性，认识到重新融入奥运会对提升体育实力和国家形象的重要性。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改善与正式建交向世界释放的积极信号也使得中国尽快稳固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席位，在80年代正式回归国际奥运会的赛场。

在1985年释出的LA84官方纪录片16 Days of Glory对“中国故事”的讲述用足了篇幅，并做出了以下预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表现出成为体育强国的潜质。[6] 这一预测也在奥运会开幕式24小时内得到了验证——1984年7月30日，许海峰夺得了男子手枪60发慢射项目的冠军。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亲自为他颁奖，激动地将这一天称作“中国体育史上伟大的一天”。[7]

中国代表团在两次洛杉矶奥运会的见证下逐渐壮大，中国也在世界的注视下一改“东亚病夫”的刻板印象，成为奥运会不容忽视的强劲对手。这一形象改变跟中国积极走向世界，通过奥运扩大国际影响，展现大国风采息息相关。

自1984年以来，中美关系历经了多个阶段的变化，从冷战后的合作与对话，到21世纪初的经济依存，再到近年来日益加剧的对抗与博弈。这使得两国在奥运竞技场上的相遇已不再具有1984年建交初期的和睦，而是更多地反映出双方在全球竞争中的紧张关系和复杂博弈。

（一）“地缘政治奥运会”的争议

8月9日，在巴黎奥运会接近尾声时，“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表题为“中国对战美国：地缘政治奥运会（China vs. America: The Geopolitical Olympics）”的文章，并明确标注“大国竞争（Great Power Competition）”与“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标签。[8]文章以艾利森教授对奥运会健儿超凡能力的赞许开篇，迅速切入美国对中国实现自“无名小卒”到“奥运大国”的“威胁感”，又将中美奥运竞争作为全方位竞争的“缩影”，开始借2020年所做的调查报告详尽论述中美在经济、技术、军事、外交与意识形态五方面的竞争态势。“外交学人（The Diplomat）”网站一位撰稿人在8月12日的文章中也写道：“金牌之争是全球影响力竞争的缩影，这种竞争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上演，从贸易到科技，从外交到军事力量。”[9]

艾利森教授的文章在发布后迅速得到观察者网[10]、《环球时报》[11] 等多位中方撰稿人直接回应，在中方学界也激起较大水花。复旦大学沈逸教授在8月12日发布的评论中认为中美在定位奥运会、理解“规则与竞争”乃至在处理全球事务的过程中存在根本理念差异——即“遵从规则、公平竞争”与“修正规则、霸占榜首”，并将这种差异视为“中美战略竞争当下面临的核心挑战”。他进一步认为巴黎奥运会也在中国民众中引发“实质性的认知改变”，并进一步呼吁对精英式、“传统温良”的“国际化思维”“规则遵守意识”一类“历史性认知”的系统性祛魅。[12]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于海龙则认为艾利森教授的论断“说过了头”，呼吁中方“对美国的战略遏压保持警惕和有力应对”，但坚决不应落入“奥运金牌之争是中美地缘战略竞争”这类话语圈套，而应当借此机会审慎地“在变乱交织、复杂严峻的国际战略格局中思考长期应对之策”。[13]

短期看来，随着美方对奥运“地缘政治”解读的流行化，对奥运规则“操作空间”的扩大化，中美双方的“奖牌争夺战”大概率将在LA28进一步激化。中国民众对奥运规则的“祛魅”与“批判性审视”这一认知转变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实现认知转变过后，于言语、实践场域展开回应、进行行动时，也应坚持自己的战略定位、话语体系，不被先入为主、无处不在的“竞争”话语体系裹挟。

（二）“兴奋剂丑闻”的延续

中美双方对“规则制定”争执的主要焦点便是兴奋剂的使用与监管问题。路透社2024年7月31日的报道表示，美国议员指责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未能妥善调查中国奥运游泳运动员涉嫌使用兴奋剂的事件，并出台“2024年为WADA重注信心法案（Restoring Confidence in the World Anti-Doping Agency Act of 2024）”，威胁削减美国对该机构的拨款。[14]《卫报》在转载这篇报道后更是将标题更名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中国用药案后将威胁洛杉矶奥运会”，点明WADA将于8月将美国反兴奋剂机构提交给独立合规审查委员会（Independent Compliance Review Committee），这一举动可能对美国举办2028夏季奥运会与2034年冬季奥运会产生负面影响。[15] 美国记者本·诺顿8月15日在接受央视的专访中表示，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受美国政府资助，由美国国会监督，其独立性存疑；同时，反兴奋剂机构应该对兴奋剂使用零容忍，所谓允许部分运动员用药以便监视作弊行为的理由也难以成立。[16]

由此可见，若事态进一步发酵，美国对兴奋剂问题的立场将直接影响洛杉矶的办赛资格。即便这一办赛资格不被WADA撼动，也将很大程度影响美国在国际组织参与中体现出的国际声誉，从而进一步加强国际组织对其行为的监督与提防。若类似巴黎奥运会的无端控告在洛杉矶的场馆再现，中国相关部门将具备充足证据与国际支持对其予以谴责与反制。

一场奥运会得以顺利举办，依靠的不仅是“台前”运动员参与、比赛规则制定与实施，更是筹备期间场地搭建、物资准备、技术更新等“幕后”工作。因此，在分析LA28与中美关系时，我们也不妨戴上“自由主义”镜片，展望中美在奥运场域中合作的可能性。

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曾通过扭转现实主义的假设提出以下命题：（1）国家不是主导行为体，国际行为体还包括国际组织、跨国企业、个人等，且国家间的交往有多层次、多渠道；（2）世界政治问题没有固定明确的等级之分，许多问题与军事安全问题并列；（3）军事力量在许多问题上影响力有限。[17]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相互依赖已变得非常显著。在日益紧密的经贸联系下，两国国内都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利益群体和结构。这种关系已不再局限于政府间的互动，而是逐渐扩展为两个社会之间的深入交流。[18]

（一）奥运会全球合作伙伴的“中国面孔”

LA84在奥运会的商业化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不仅首次采用创新的商业经营模式，与企业集团签订赞助协议，出售电视转播权和门票，而且还促成国际奥委会全球合作伙伴计划（The Olympic Partner, TOP programme）于1985年的正式确立。[19] 来自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和中国乳业集团蒙牛等巴黎奥运会的TOP赞助商在2028年仍将位列LA28的“全球伙伴（Worldwide Partners）”。[20]

LA28“全球合作伙伴”官方网页截图

为促成奥运会实现正收益，洛杉矶奥组委已于2019年宣布对赞助体制的改革，新增“创始合作伙伴”这一赞助商级别，但国际奥委会要求洛杉矶奥组委保障顶级赞助商权益，其为国内赞助商提供的特别资产和优惠待遇也要开放给顶级赞助商。[21]从某种意义上，这种赞助商、合作伙伴机制为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开辟活动空间提供了机遇。

（二）不可替代的“奥运货、中国造”

中国制造业在成本控制、产能规模、质量水准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使得成为最理想的“奥运工厂”。在巴黎奥运会期间，从吉祥物周边玩偶到官方指定足球内置芯片与国产运动地胶，80%以上的奥运相关设备、器材、纪念品等均在中国生产。[22] 此次LA28的筹备工作中已明确将重点之一置于公共交通条件的改善。拜登政府已向批准近9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其中7亿990万美元将被用于两个新的洛杉矶地铁项目。[23] 而创造一个“无车”奥运会对这座面积1214平方公里，高度依赖汽车出行的城市无疑将是一项耗资巨大的挑战。[24] 同时，洛杉矶也将为解决无家可归问题耗费大量精力。[25]

在此基础上，尽管LA28不会包含任何新场馆的建设，美国若在此时间节点上强调对华经贸“脱钩”“去风险”，这将为LA28各项设备、物资的预算控制、质量保障带来较高的难度与风险。

（三）以奥运为契机开展合作：次级国家行为体的偏好与优势

以奥运为机遇深化跨国合作已屡见不鲜。2003年10月，中国与即将于2004年开展奥运会的希腊便计划在“奥运科技”方面寻求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合作。[26] 但是，存在上文提及的贸易合作需求与机遇并不一定会导致合作的落实。这就需要我们关注到LA28举办落地的主体——加州政府与洛杉矶政府。

2023年10月22日，加州州长纽森开启为其一周的中国之行。中国与加州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五大经济体在经济层面自加州建州早期以来就相互交织，加州是全美华裔群体规模最大的州，对华民间交往频繁；加州也是美国的经济第一大州，与中国有着最密切的经贸往来关系。[27] 2024年5月20日，中国—加州经贸论坛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千禧酒店举行，共有500多名中美两国政商界人士参与。其中加州副州长康伊莲（Eleni Kounalakis）在致辞中强调中国作为“加州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高度评价加州与中国紧密的“特殊关系”及“长期友谊”。洛杉矶市市长卡伦·巴斯（Karen Bass）则列举了洛杉矶与中国在多领域的紧密联系与互利双赢，并明确表达了洛杉矶与中国各省借奥运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合作的理由和机遇。[28] 2024年1月，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在洛杉矶中美建交45周年招待会上也再次梳理了自“乒乓外交”到“上海公报”再到“正式建交”的外交正常化历程，表达对“中美合作共赢清单”不断拉长的愿景。[29]

从近期加州、洛杉矶政府对华访问的频率与态度观之，其有较大可能性同美国学界、官方论调保持一定距离，“自成一轨”地同中国开展交流，把握机会实现双赢，同中国开展奥运筹备相关方面的务实合作。

根据新华社2024年8月8日报道，中国体育局局长、奥委会主席高志丹同美国奥委会与残奥会主席Gene Sykes于8月6日在巴黎“中国之家”会面交流。高志丹强调，中国支持美国举办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和2034年盐湖城冬奥会，并希望美国停止“长臂管辖”，以确保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运动员顺利安全参赛。Sykes先生祝贺中国运动员在本届奥运会上的优异表现，并高度认可体育在促进中美两国人民文化交流与相互理解中的重要作用。他承诺支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建立健全的治理体系，并积极致力于解决相关问题，为包括中国运动员在内的世界各国运动员在美国训练和参赛创造良好的环境。[30]

综上所述，洛杉矶奥运会在中美关系史上占据独特地位。从LA84到LA28，奥运会既是体育竞技的舞台，也是国际政治博弈的缩影。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美关系同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之路的互动；展望未来，LA28将在新的全球格局中继续见证中美关系演变，尽管这一期待无疑已被“兴奋剂丑闻”主导的争执蒙上了阴影。

总体而言，中美双方于LA28在“台前”奖牌争夺、办赛规则上出现更为尖锐争执的概率大大增加。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幕后”的加州、洛杉矶作为“次国家政府外交”行为体可能发挥的独到作用。这种次国家层面的外交努力，加之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的成功“外溢”，有望缓和政治对立，为两国关系的未来提供新的合作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