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晓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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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姬鹏飞、耿飚、黄镇、韩念龙、王幼平、袁仲贤、倪志亮、彭明治、谭希林、姚仲明等10名高级军事将领出任新中国的首批驻外使节，被誉为“将军大使”。而另一位将军伍修权，被任命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第一任司长。
姬鹏飞
耿飚
黄镇
韩念龙
王幼平
袁仲贤
倪志亮
彭明治
谭希林
姚仲明
“将军大使”出身行伍，原先并不熟悉外交，包括怎样用刀叉吃西餐都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教会的，但他们历经枪林弹雨的洗礼，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
毛泽东主席和将军大使们合影。
毛泽东主席接见他们时曾幽默地说：“将军当大使好，好就好在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
周总理勉励他们说：“你们这一批同志，中央选了又选。现在你们脱下军装搞外交，外交是政治斗争，武仗不打了，文仗还要打。”
他们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把把利剑，为打开外交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伍修权青年时代在苏联留学，曾担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苏区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调任外交部前为东北军区参谋长。
1950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我国政府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提案。伍修权受命以“大使衔特派代表”身份，首次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同美帝国主义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1950年，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言。（图源：《大使札记 外交官是怎样炼成的》）
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长篇演说，讲了近两个小时，其中最精彩的一段是批驳“台湾地位未定论”：
这样说行不行呢？不行的。
首先，1950年1月5日的杜鲁门反对1950年6月27日的杜鲁门。1950年1月5日，杜鲁门说“美国及盟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
其次，罗斯福总统反对杜鲁门。1943年12月1日，罗斯福庄严地宣布了“日本所窃取于中国的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应归还中国”的《开罗宣言》。
台湾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政府武装侵略我国领土台湾的问题。台湾的地位早就决定了，根本不存在什么地位问题。
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一切说法是同历史开玩笑，同现实开玩笑，同人类的常识开玩笑，同国际协定开玩笑，同联合国宪章开玩笑，是杜鲁门总统同杜鲁门总统自己开玩笑的荒谬绝伦的不值一驳的笑话。
这一席逻辑严密、辛辣锋利的回击如排山倒海，势不可挡，惊得美国代表目瞪口呆、狼狈不堪。这篇大义凛然、振聋发聩的讲话，就像中国人将憋了多年的浩然之气一下喷薄而出，震动了整个会场，也震动了西方世界。
有评论说：“这样指着美国的鼻子直斥其罪行，不仅在近代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是第一次。”
伍修权不辱使命，在联合国的表现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高度赞扬。不久，他晋升为外交部副部长，后来曾任驻南斯拉夫大使、中联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由于不懂洋文，早期派出的绝大部分大使在对外交往时离不开翻译这个“拐棍”，也吃了不少苦头。据说，有些大使对出席外事活动颇感紧张，尤其在那些关系微妙的国家。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根据当时的特定情况，国内指示：若对方领导人在讲话中指名反华，我使节要立即退场以示抗议，否则就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而如果只是进行影射并未点名攻击就贸然退场，政治上也不妥当。
不懂外语的使节总是紧绷神经，主要得靠身边的翻译帮助判断决定。有一次还发生过所谓“鞠躬”事件。“文革”期间，我驻苏联大使刘新权应邀出席驻在国举办的一次大型集会，得知苏方讲话中反华，便当众昂首退场。他起身时还有意站了两三秒钟，好让苏联老百姓和外交使团看清我们反修的坚决态度。
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新权（右）
对此，一位西方记者在报道中却无中生有地说中国大使离席时向大会主席团鞠躬了，一下子闹得沸沸扬扬，国内还专门来电询问有无此事。刘大使是久经沙场的老红军，忍不住慷慨激昂地表示：“我在战场上掉脑袋都不怕，怎么会向修正主义屈膝！”他让李景贤翻译立即复电报告事情真相。难怪有的老大使常说，在国外工作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外交讲究对等，正所谓“礼尚往来”。在那个时代，由于中苏双方相互为敌，外交上交涉、抗议不断，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驻华使节的日子也不太好过。
据礼宾司吴德广同志回忆，“文革”期间，有一次周恩来总理为非洲一位总统访华举行国宴，宾主双方都发表讲话，讲稿译成英、法、俄三种文字。当分发讲稿时，有的外交使节显得十分紧张，特别关注讲话中有无敏感内容。东道主和来访国宾讲话中如提到“苏修”和“小修”，被涉及国的使节就立即退席以示抗议，一下子宴会厅就空了几桌。鉴此，周总理指示，以后国宴要等客人吃完四道菜，宾主双方再发表讲话，好让他们“饱腹而去”。
“将军大使”不仅工作兢兢业业，而且处处以身作则、廉洁朴素、平易近人，把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使馆，成了我们的治馆之宝。在“将军大使”中，我仅有幸与原驻苏联大使王幼平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有一次，王大使在使馆研究室讲话中说他不懂俄语，中文水平也不高，主要得靠我们这些“秀才”。对调研报告，他强调情况一定要准确，看法一定要符合实际。只要有这两条，他就敢向国内报。
还有一次，我们就餐后离开食堂，见王大使急匆匆往回走，说忘记了关灯。大家都争着要回去，却硬被拦住，称这样的小事得他自己去干。就是这些严于律己的点滴小事，给人以强烈的心灵感染。
听同事说，王大使在外交使团中善于交友，人缘也很好。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当时任西班牙驻苏联大使，他们二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驻莫斯科使团中“最要好的朋友”。他们离莫后还继续保持联系，商讨如何解决中国奥委会合法席位问题。萨马兰奇每次来华访问，都提出要与“我的朋友”见面。
1983年王幼平离休后，还收到萨翁的一封电报：我谨向您表示诚挚的敬意，我们在莫斯科的交往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1949年10月，时任二野第五兵团政治部代主任的王幼平接到“星夜来京”的电报。他问邓小平政委：“调我去北京干啥？”
邓答：“搞外交。”
他说：“我可干不了，请收回成命。”
邓说：“我看你干外交还可以嘛！”
不愿搞外交的王幼平一干就是30年，并多次受到周总理的肯定和表扬。
1950年，王幼平向罗马尼亚领导人递交国书。（图源：《大使札记 外交官是怎样炼成的》）
自1950年首次出任驻罗马尼亚大使以来，王幼平创纪录地连续当了七任大使，其中四次为首任大使，在每个工作过的使馆他的口碑都非常好。
1979年，王幼平大使在驻苏联使馆会见并招待外宾。
1979年回国后，他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参加苏欧司一个党小组，每月都亲自把党费交到支部组织委员手中。几乎每次开会他都准时出席，并与大家一起交流谈心。在一次小组会上坦言，其亲家（胡耀邦）当了党的总书记，他不宜继续在外交部任职。果然，没过多久，他就主动避嫌请辞了。
- END -
出处 | 《大使札记——外交官是怎样炼成的》
（2014年6月出版）
本文作者 | 周晓沛
图片 | 本书及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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