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和北京的高楼丛林中,玻璃塔楼刺穿湛蓝得发绿的天空,中国的技术行业正以惊人的速度前进。在这些闪耀的建筑内,程序员们在键盘上敲击,召唤出将塑造未来的算法。但在这场数字革命的表面之下,有些东西缺失了——一种脉动、一种心跳、一种灵魂。问题不在于缺乏技术技能;而在于缺少更为关键的东西:道德指南针、文化基础、超越下一行代码的目的感。在一个曾经尊崇学者、诗人和哲学家的国家,现代技术景观奇怪地缺乏长期以来定义华夏文明的丰富文化织锦。相反,一种新型知识分子出现了:编码者、工程师、技术官僚。这些个体是逻辑的大师,精通机器语言,但在涉及人类语言时却异常沉默。他们的工作精确、高效,通常非常出色,但同时也令人不安地脱离了一直以来对人类进步至关重要的深层问题:我们的创造目的是什么?它们服务于谁?以什么代价?这种空虚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担忧;它有现实世界的后果。当技术专家在文化真空中运作时,高超的技术能力如小儿抱金过市,他们更容易被剥削,更可能被当权者利用,也更不愿意质疑他们工作的伦理含义。作为资本市场庇护的新力量,他们能获得相较于其它社会职业更丰厚的酬金,这种对比足以让他们放下太多的“胡思乱想”。他们对奴役文化感知迟钝。而他们创造的工具,从人工智能算法到监控系统,可以用来赋予力量或压迫,启迪或欺骗。没有指导性的价值观,这些结果之间的界线变得非常薄弱。在东亚大国独特的政治景观中,以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和对控制的不懈追求为特征,技术领域中文化和伦理基础的缺失变得尤其危险。当技术专家在这样一个极权框架内正在积极地被塑造成国家权力的工具。他们创造的工具不仅设计用于效率,也用于巩固控制,将技术变成了压迫而非解放的工具。以最近河南发生的数字工具被用来压制异议和控制人群的事件为例。这些事件不是一两个异常;它们是更广泛问题的症候。在一个优先考虑效率而非伦理、创新而非自省的技术文化中,程序员很容易成为控制系统的不自觉帮凶。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否拥有构建这些系统的技术技能——他们无疑有。问题在于他们是否拥有文化和伦理基础,从一开始就抵制构建它们。但这种文化空虚从何而来?部分答案在于培养这些技术专家的教育体系,它持续大批海量向社会输送着熟练的技术员。从中学,中国学生就被严格的文理分科进行孤立规训,引导进入STEM领域后的理科生路径被一个将成功等同于技术熟练度的社会狭窄定义。艺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经常被边缘化,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结果,许多中国最聪明的头脑在一个只有可以量化、计算和编码的真理才重要的世界中成长。这种还原论的教育方法创造了一代技术专家,他们在技术上非常出色,但在文化上却非常贫乏,有能力构建未来,但装备不足以指导它;这些专业人士的逻辑敏锐和精确性而经常受到赞扬,而这种技术培训出的严谨也可能培养出一种思维的僵化,这种僵化抵制了应对伦理困境所需的灵性。华夏,一个曾经哲学思想丰富的文明,现在发现自己处于一场由与这一遗产几乎没有联系的个体驱动的技术革命的前沿。孔子曾教导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然而随着中国迈向技术主导地位的今天,智慧似乎已经被技术专长所取代,美德被效率所取代。我国的技术行业受到剥削、欺骗和奴役文化的折磨,它非常强大但方向不明,它有可以塑造世界但缺乏负责任地这样做的道德视野的力量。在一个塑造社会结构的行业中,缺乏一个连贯的价值观体系不仅仅是专业上的缺陷——它是社会威胁。当然,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随着技术日益深度嵌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指导构建者价值观将决定我们所有人都生活的世界。如果代码背后的人们与赋予生命意义的文化和伦理根源脱节,那么他们创造的未来将是高效、逻辑的,完全缺乏灵魂。“Don’t Be Evil (不作恶)” 这句口号在 2018 年之前一直是 Google 的座右铭和行为准则。后来,它被修改为“Do the right thing(做正确的事情)”。挑战在于重新找回技术的灵魂。不仅在我国,而且在世界各地,以培养既精通哲学伦理又精通编程的技术专家,既深思熟虑又技术娴熟。这意味着培养一种技术文化,它重视自省和创新一样多,并理解技术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它能做什么,而在于它如何被用来增强而不是削弱我们共享的人性。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我们的技术能实现什么,而是它应该实现什么。掌舵者缺乏哲学深度是道德灾难的配方。如果我们想要一个不仅技术先进,而且公正、人道和明智的未来,那么我们必须确保构建它的人植根于一直指导人类进步的价值观:同情、正直和对生命尊严的深深尊重。没有这些,我们创造的未来可能是辉煌的,但它也将是空洞的,一个数字反乌托邦,实际上只是一个庞大、精致的纸牌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