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卡夫卡来说，布拉格不仅仅是他的成长与栖身之地，也是为他提供了最多文学养分的地方。卡夫卡笔下那个不宜居住的世界，本质也是现代社会的呈现，那时的布拉格尽管美丽，却也少不了荒诞，还有对个体生活的剥夺。
卡夫卡出生时的捷克处于奥匈帝国治下，他在犹太商人家庭长大。在捷克语中，“卡夫卡”是“寒鸦”之意，卡夫卡父亲的商铺便以寒鸦作为店徽。不过，他从小接受的是德语教育，这也是他日后以德语写作的根源。
他的人生半径比寒鸦的飞翔半径要小得多，如果在布拉格探访过卡夫卡的旧迹，就会深刻认识到这一点。
小小的布拉格老城广场是游客寻找卡夫卡的起点，也是卡夫卡故迹最集中的地方。广场西北角尼古拉斯教堂旁的大楼，外墙有卡夫卡胸像。1883年7月3日，卡夫卡在这里出生，一周后依照犹太传统举行割礼。
这栋建筑建于1717-1730年间，本是尼古拉斯教堂神职人员的办公室，1787年因国王下令改善犹太区环境而改为住宅。卡夫卡仅仅在此住了不到一年，次年五月便举家搬走。如今，楼下的咖啡厅就名为卡夫卡之家。
卡夫卡第一次搬家，是从老城广场西北角到了西南角。五岁时，卡夫卡再次搬家，这次是从广场西侧到了东边，即西克斯特屋，门上方刻有“1796”字样，但实际建造年代可上溯到1220年左右。卡夫卡在此居住的时间同样不长，仅仅是1888年到1889年间。
卡夫卡曾无数次在广场间穿行，遗落自己的敏感。他曾在信里写到一次童年记忆：
“我小时候，有一回得到了六便士，非常想给一个坐在老城广场和小广场间的年老女乞丐。我琢磨这恐怕是乞丐从未得到过的粗暴数目，而我要做这么件粗暴的事，在她面前会多么羞愧。于是我把六便士换成零的，先给那女的一便士，沿着市政厅建筑群和小广场的拱廊转了一圈，像个社会改良家再从左边出现，给了另一便士，又走开，这样兴冲冲地反复了十次（或许少些，我相信那女人因失去耐心而离开了）。总之，最后我无论身体和道德上都垮了，赶回家大哭，直到母亲又给了我六便士。”
那时的卡夫卡，住在著名的“一分钟之屋”。1889年到1896年间，卡夫卡一家在此居住，他的三个妹妹也在此出生。卡夫卡在这里读完了小学，他每天穿过广场东行，来到如今同样游人如织的火药塔附近，进入他所就读的德语小学。
卡夫卡的上学之路，主要经过Celetna大街，是老城广场四周最繁华的商业街。读中学和大学时，卡夫卡一家又搬到了这条街上的一栋大楼里，卡夫卡的卧室在临街的二楼。
也就是说，卡夫卡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时代，住处从未离开老城广场范围。大学毕业后，他在一家意大利保险公司短暂工作，地址在老城广场与瓦茨拉夫大街之间。卡夫卡后来工作了14年之久的工人工伤保险公司，其旧址如今是一家酒店，旁边便是布拉格最大的购物中心，靠近游客涌涌的市民会馆和火药塔。
总在这一带打转的卡夫卡曾对朋友说：“这里是我就读过的高中，那边的建筑是我就读过的大学，左边一点就是我的办公室”，然后他用手指围成一个小圆圈说：“我的一生就关在这里，在这个小圈圈中。”
这个狭窄的生活半径，铺就了卡夫卡的所有孤独。
如果了解这个生活半径，就会理解《我的确接近于孤独》一书的情绪。这本书是卡夫卡日记集的一部分，时间线由1910年到1913年。
卡夫卡自1910年开始写日记，到1923年为止，这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丰沛的时期。相较于他的小说，他在日记中表现得更为坦诚、自由。在1910年到1913年间，他记录了与父亲的矛盾、在写作和工作之间的内心挣扎、对犹太历史的兴趣、与恋人菲莉丝的相识等。
对于卡夫卡来说，写作是自己真正的工作，日记则形同练习。他认为，“写日记的一个好处在于可以安心地清楚意识到自己不断经历的改变……在日记里能够找到这样的证明，证明即使在今日看似无法忍受的处境中，我们也仍然生活着……因此更应佩服自己昔日在浑然无知的情况下仍旧努力不辍的那种无畏”。
当然，最初的卡夫卡对写作并无信心，日记与其而言，只是达成这样一个愿望：“每天应该至少有一行字是对准我而发的”。
日记中有琐碎工作和让卡夫卡无比压抑的父亲。
卡夫卡的父亲是个白手起家的商人，粗暴专制，作为一个曾经历过生存艰难的犹太商人，他固执地奉行实用主义，希望卡夫卡能成为标准的中产阶级犹太人。可卡夫卡的孱弱身体、对写作的热衷、孤僻的性格，都让父亲十分失望。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我本来是多么乐于倾听，可是他用吹嘘和正常的口气诉说这一切却是一种折磨”。
卡夫卡选择了妥协，他考取大学时没报读文科，但也没有完全听从父亲意见。他深知自己没有选择喜欢职业的自由，但可以在自身意愿和父亲意志间寻求平衡，“关键是要找到一个职业，从事这个职业我便可以无所顾忌地沉溺于这种冷漠之中，而同时又不至于过分伤害了我的虚荣心”。
因此，他选择了法律，并在毕业后进行了一年法律见习，《法律门前》和《审判》等作品中的法律元素，恰恰来自于他在这一年里对布拉格法庭的认识。
即使有了工作，卡夫卡仍然无法逃脱父亲阴影带来的心灵重压。1907年10月，他到一家意大利保险公司任职，没干多久便辞职。一方面是因为工作时间太长，使他难有充裕时间写作，就如日记中所言：“我意识到我体内的一切都准备好了去从事文学创作，这种创作对我来说将会是有如天空般的解脱，让我真正地活过来，而此刻在办公室里，为了这样一份可悲的文件，我却要从这具能够感受此等幸福的身体上夺走一块肉”。另一方面则是经理与父亲酷似，1919年11月，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回忆道：“我在那儿向经理提出辞呈，理由是这样骂人我受不了……在这方面我是深有感触的，从在家里时起就有了。”
卡夫卡认为——后世研究者也这样认为——自己的父亲具有一个暴君的所有特性，包括强迫感恩，从未欣赏过自己的孩子。当卡夫卡渴望得到肯定时，迎来的只是“一声嘲笑的叹息，一阵摇头，一个敲桌子的动作”。
卡夫卡曾回忆影响自己儿时经历：夜里想要喝水的他，被愤怒的父亲从床上拽起，反锁在室外，寒冷的夜里他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背心。在日后他总是会惊恐地记起这个画面：“那个巨大的人，就是我的父亲，审判我的最后法庭，会几乎毫无理由地向我走来，在夜里把我从床上抱到阳台上去。”
在卡夫卡家里，最常听到的一句咆哮声是“你们过得太好了！”
“这句话因为用得太多，已经有点儿不管用了，但它仍然是一件可用的武器，可以结束任何一场讨论，可以把任何一个反对意见扼杀在萌芽状态。谁会在饭桌上真的否认，他生活得很好——几乎每天都有热气腾腾的肉吃？这个家里缺过什么东西吗？正因为如此，因为这个家里从没有缺少过任何东西，所以有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才成了貌似应该严肃对待的忧虑。而什么才是真正的艰苦，家里的首脑对此非常清楚，是的，有时候他似乎觉得，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什么是苦难。由于他保护了所有其他人免于体验苦难，所以他不仅有权力，甚至从教育的角度，有必要尽可能经常让这些人回忆起过去和现在的艰难。”
你身边是不是总有这样的人？认为只有自己吃过苦，认为既然能填饱肚子，就不应该想三想四，认为只有自己才最懂得何为人生？不幸的是，卡夫卡就面对着这样的生活。
《卡夫卡传》中曾写道，卡夫卡“听着父亲不停地对同时代人，特别是他自己孩子们的幸福生活指桑骂槐，同时讲述他自己年轻时候经历过的艰苦生活，是一件非常不舒服的事。没有人否认，他曾常年因为没有足够的冬衣而腿上的伤口一直不能愈合，他曾经常挨饿，他十岁起就要在冬天也早早起床，推着小车挨村挨户叫卖——但是，他不愿意理解的是，这些真实的事实，在与另一个真实的事实，即我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相比较中得出以下结论：我比他幸福，他因为腿上的伤口就获得了优越地位，他从最开始就认为并断定，我不能认识到他当年经历的苦难的价值，而我因为没有经历过同样的苦难，就必须对他无限地感恩戴德。”
所以卡夫卡也试图短暂离开，尽管只是离开家门，根本无法离开他的狭小生活半径。他在日记中写道：“晚上你似乎终于下定决心留在家里，换上了居家外套，晚餐后坐在灯火通明的桌旁，打算做点事或玩个游戏，之后按照习惯上床睡觉，外面天气不好，这使得留在家里变得顺理成章，你已在桌旁静坐良久，起身走开不仅会惹得父亲生气，也势必会使家人讶异。此刻，楼梯间已是一片漆黑，楼下的大门已经关闭，你顾不得这一切，由于忽然心神不宁而站起来，换了外套，立刻穿好外出服出现，声称你必须外出，在简短的道别之后随即出门。你关上公寓大门，从而断了家人对你出门一事的议论。视你关门的速度而定，这引发了或多或少的不悦。等你到了街上，四肢变得格外灵活以报答你为它们争取到的这意外的自由。通过这一决定，你感觉到心中所有的果断都被激发，以其非比寻常的重要性让你认识到，你具有的力量大于所需要的力量，它能轻易地促成最快速的改变且对此加以承受；独处时，你在理智与平静中成长，并享受着理智与平静。那么，你在这一夜就这么彻底地走出了家庭，再远的旅程也不会带你离开得那么彻底。而你体验到了一种对欧洲人而言极端的寂寞，这只能被称为俄国式的体验。这种体验还会更加强烈，如果你在夜深时去探访一个朋友，去看看他是否安好。”
1908年7月，卡夫卡开始在布拉格官方开办的工人工伤保险公司工作。一干便是14年，直到1922年7月因肺结核退职为止。也是在这14年间，他打通了自己内心的广阔世界，完成了几乎所有重要作品。日记是他的倾诉空间，也可视为写作的一大助力。
卡夫卡在日记里的碎碎念，零乱孤独，但又自带共鸣感，足以让每个挣扎的现代人感同身受。他写道：“此刻我更仔细地打量我的书桌，看出在这张桌子上不可能写出什么好作品。桌上摆了这么多东西，构成了一种不均衡的紊乱，而且缺少平常使得紊乱变得能够忍受的那种协调。绿色的桌布上再怎么乱都无妨，在老剧院的一楼座位上也一样。可是从站位上……（明日要接下去写）”
第二天，他果然接着写了下去：“……从桌面上的开放式置物格里冒出来的有旧报刊、目录、风景明信片、信件，所有这些，部分被撕碎、部分被打开，以露天阶梯的形状伸出来，这种狼藉的状态毁了一切……只是在我的书桌上，刮胡子的镜子竖着，就像在刮胡子时需要用到它时那样；刷衣服的刷子面朝下地摆着；钱包打开着，以便于我付钱；一把钥匙从钥匙圈里伸出来准备被使用；领带还有部分缠绕在脱下来的衣领上。
……在这个置物格里摆着废纸，假如我有个字纸篓，我老早就把它们扔出去了，笔尖折断了的铅笔，一个空火柴盒，一个来自卡尔斯巴德的镇纸，一把尺，尺子的边缘凹凸不平，假如要画一条道路的话就糟了，好几颗衣领纽扣，用钝了的刮胡刀片（在这世上没有这种东西的容身之处），领夹，还有另一个沉重的铁制镇纸。在上面那一层置物格里——悲惨，悲惨，但却是善意的。午夜了，但我睡得很饱，这只是一个我在白天什么也写不出来的借口。点亮的灯泡、安静的寓所、外面的黑暗、醒着的最后几个瞬间，它们赋予我写作的权利。我急于使用这份权利。这就是我。”
卡夫卡还倾诉了自己写作时遭遇的那些瓶颈：“确定的是，我预先构思的一切，不管是逐字逐句，还是随意但用字明确，即便构思时感觉良好，一旦在书桌前试图写下来，就显得枯燥、错乱、呆板、胆怯、碍手碍脚，尤其是有许多漏洞，尽管我丝毫没有遗忘最初的构想。原因大部分自然是在于，我只有在没有纸笔、灵感泉涌时才能构思出好东西，我固然渴望这种时刻，但我的畏惧更胜于渴望，泉涌的量是那么大，这使我不得不放弃，只能胡乱从中汲取凑巧取得的东西，而这样取得的东西在写下来时，比起它丰富的源头就微不足道了。纸笔没有能力重现这种丰富，这很惹人厌，因为它徒然引诱我，却没有用处。”
当然，还少不了爱情。卡夫卡絮絮叨叨地袒露着自己的内向，比如“要想和年轻女孩交谈，我需要有年纪较长的人在场，来自他们的轻微干扰能让我的谈话更为活泼。我脱口而出的话语虽然可能不适合那个女孩，但至少对那个比较年长的人来说可能还算得体。”他还写道：“要是我能活到四十岁，我大概会娶一个门牙突出、稍微从上唇里露出来的老姑娘。”
直至菲莉丝出现。1912年8月，卡夫卡与来自柏林的菲莉丝第一次邂逅。在日记中，卡夫卡记录了他对菲莉丝最初的印象：“她坐在桌边，看起来却像个女佣。我一点儿也不好奇她是谁，马上就接受了她的存在。颧骨明显，表情空洞，并把空洞明显地摆在脸上。交领的衬衫，露出脖子。一副家庭妇女的装扮，虽然后来知道她并不是。……几乎碎裂的鼻梁。金发，发质粗硬而缺乏魅力，方硬的下巴。”
卡夫卡对这个相貌平平的女职员萌生好感，即使对方当时的样子像个女佣，即使二人的合影曾被早年国内出版社误认为卡夫卡与母亲的合影。
这当然跟细节有关，菲莉丝有着专注沉静的一面，这种沉静会让平庸的面貌散发光辉。而她独身出差，在火车餐车里淡定享用早餐的经历，在当时尚属前卫的独立女性生活方式，也会让被困在一方天地里的卡夫卡倍感新鲜——一个不断参加欧洲各地展销会，在公司里担任营销主管，且热爱文学的女性，就这样走进了卡夫卡的心里。她甚至让卡夫卡萌生了对婚姻生活的幻想，而且婚姻很可能意味着他摆脱父亲的控制。很快，卡夫卡就写出了短篇《判决》。
在日记中，卡夫卡对《判决》的诞生无比欣慰，他写道：“双腿由于久坐而僵硬，我几乎无法从书桌底下把它们抽出来。那种辛苦和喜悦。看着这个故事在我面前逐渐成形，看着我涉水前进。这一夜，我几乎把自身的重量抗在背上。一切都可以说出来，为一切，包括最奇怪的念头，备妥了一堆熊熊烈火，它们在这堆火中死去又重生。……写作就得是这样，要在身体和灵魂都全然开放的情况下一气呵成。”
不管压抑与失意，抑或是努力和欣喜，卡夫卡都是孤独的，他在日记中坦言自己“对未来持续感到绝望”，但他从未沉沦，所以写下了“不要绝望，也不要因为你不感到绝望而绝望，即使一切似乎都到了尽头，也还是会有新的力量源源而来，这就表示你还活着。”
他的孤独并非自我封闭，而是因为对生活的热爱。
书名：《我的确接近于孤独：卡夫卡日记1910—1913》
作者：[奥] 弗兰茨·卡夫卡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浦睿文化
译者：姬健梅
出版时间：2024年10月
定价：76元
图源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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