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历史上，英法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状态。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英法的关系就非常值得玩味。
科林·琼斯在《伟大民族：从路易十五到拿破仑的法国史》一书中写道：“尽管他们持有各自的原则，但路易十六和韦尔热纳都对英国自七年战争以来造成的法国国际声望日益下降、波旁王室荣誉遭到削弱的局面深感不满。因此，从1775年起，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叛乱为他们提供了使国际平衡向法国倾斜的黄金时机，他们没有花费太多工夫就放弃了所谓的美德原则。”
韦尔热纳时任法国外交大臣，他与路易十六进行了一系列策划，“向北美的叛乱者提供秘密援助。资金、武器和粮食是通过不在明面上的前线组织提供的，例如企业家和剧作家博马舍在里斯本经营的企业；法国军官获得了休假许可，他们被允许跨越大西洋与英国人作战；法国甚至同意北美叛军使用法国的港口。最后，在1778年2月，法国政府与北美叛军签署了一份联盟和商业的条约，其中的秘密条款规定了法国对美国战后独立国家地位的承认。”
北美殖民地赢得独立后，法国本身没有获得太多领土，但“战争和海军的胜利为法国的国际声望创造了奇迹，奥地利大使梅尔西伯爵认为：在一位强大的大臣的掌舵下，法国的实力和繁荣程度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战争也受到了法国人民的欢迎，他们允许路易十六像他的祖父在18世纪60年代所做的一样，摆出爱国者的姿态。这个‘伟大的国家’似乎正在重回正轨。”
路易十六本人的声望也达到了巅峰，正如《伟大民族》中所言：“战争环境使路易十六沐浴在战士和保护者的荣耀中，也让他沉浸在对人民福祉父亲般的关怀中，这是他政治哲学的核心。路易十六的个人美德似乎让他的光辉更具吸引力。流行印刷品、小册子、报纸文字和廉价版画都在宣传‘好国王’的形象，他被描述成一个有人情味的个体，仁慈、宽容，并且全心致力于他的爱国责任。他还被描绘了和孩子们一起散步、为有需要的人做慈善的形象，或者通过一些逸事突出他的亲和力与幽默感。”在军事战争的背景下，民众的君主主义思想和“准费奈隆式”的父权主义思想融合在一起。
当然，书中也提到，“在北美战争期间，媒体对路易十六的包装具有很强的政治风险：一个自称绝对主义君主政体的国家正在帮助一个未来的共和国摆脱另一个君主立宪政体的束缚。韦尔热纳领导了一些行动，希望消除和解释这种明显的矛盾。作为外交大臣，他有权控制法国民众获得政治和国际新闻的外国媒体的发行，但他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发展出一台名副其实的新闻管理机器。审查制度更加严格：《法兰西公报》没有提到《美国独立宣言》，甚至淡化了比如1777年10月萨拉托加战役等叛军的胜利。韦尔热纳利用警察骚扰那些不服从命令的记者和作家。他还向国际新闻界提供编造的简报，贿赂编辑和记者，甚至毫不吝啬地资助一份新的《英国事态报》，这份报纸的具体任务是反击在其他媒体上出现的共和主义情感。”
有趣的是，即使如此，法国仍然没有摆脱韦尔热纳和国王所担心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结果，“尽管法国在北美获得的成功使统治者的爱国主义荣耀得以巩固，并突出了法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巅峰地位，但仍有许多人愿意将美国人的自由斗争视为一个寓言，希望这个寓言有朝一日可以从新世界传到旧世界。”
也正是因为北美殖民地的独立，从18世纪70年代末开始，爱国主义被法国人欣然接受， “挣脱了詹森主义的司法—神学束缚，成为一种更加明显的世俗意识形态”。但即便如此，爱国主义仍然可以被随意解释：“一方面，它指的是民众对君主政体的热情支持，‘费奈隆式’的爱国主义似乎体现的是国王的社会主体的爱国主义。另一方面，这个词语也可以唤起对自由主义者同胞兄弟般的同情，他们正在改革自己的政治文化。此外，随着北美战争的结束，以及法国意识到爱国主义必须付出代价的事实。”
这不可避免涉及到“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它发端于欧洲，将“人民”这个原本抽象的概念变得具象。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打破了旧制度，也让“人民”得以走上前台，即使难免出现反复与暗面。
大革命导致波旁王朝垮台，但人们往往将这段高潮时光极力渲染，却忽视了此前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统治。
王朝的暮年真的不值一提吗？显然不是。科林·琼斯就认为，即使内忧外患，但18世纪的法国仍然伟大。
在这段暮年时期之前，路易十四为了维护统治和海外扩张，进一步强化了国王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在其统治后期，贵族们开始批评王权的绝对权威，试图重新占据政治高地。，这也使得1715年后的两任波旁王朝君主始终在调和王权和贵族之间的关系，以维持对外竞争的能力。
路易十四去世后，摄政的奥尔良公爵推动改革，实施摄政委员会制度，同时又控制委员，维护政府意志的统一。而在经济层面，他的改革未能成功。
继奥尔良公爵之后摄政的弗勒里相对温和，对外积极周旋，避免战争，对内平衡不同派系，但他的保守态度并不能让大多数人满意。
路易十五主政后，军备支出大增，王室负担沉重，只能通过卖官鬻爵和加税增加收入，但这无疑是饮鸩止渴。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沉湎于宫廷的私生活方式，也让他们离民众越来越远。启蒙思想让君权的绝对权威渐渐动摇，连优柔寡断、对政治并无兴趣的路易十六也受此影响，在君主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爱国公民形象”之间摇摆不定。大革命的摧枯拉朽，正是基于这些动摇。
但在科林•琼斯看来，旧制度并非注定崩溃，他写道：“我们可以探索整个18世纪的政治文化及其多样性的政治实践，而不是单纯地认为1789年是不可避免的”。
波旁王朝治下的法国，始终被财政危机所困扰，但却也一次次顶住了财政危机的压力，而且始终是欧洲最举足轻重的大国之一。只是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都非明主，面对时代洪流，他们陷入迷惘，一方面不能强化王权，另一方面也不愿放弃权力，推动宪政改革。
启蒙运动和大众舆论的兴起，尤其是出版和新闻审查的逐渐放松，终于让意图自救但又无力自救的王朝崩塌。但反过来说，正是波旁王朝的种种努力和适应时代的前行，给了反抗者足够的机会，这也恰恰说明波旁王朝存在相对开明的一面。
书名：《伟大民族：从路易十五到拿破仑的法国史》
作者：[英] 科林·琼斯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品方：译林方尖碑
译者：宋逸炜
出版时间：2024年8月
定价：168.00元
图源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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