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 |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杨立华教授做客知行讲堂“爱智”系列第61期

“远烟空翠时明灭，白鸥历乱长飞雪。”12月12日，雪后初晴，应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萃英学院及甘肃传统文化研究会邀请，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哲学系杨立华教授于兰州大学作学术报告。上午在城关校区的报告题为“船山诗学中的历史观”，中山大学哲学系吴重庆教授与学院钟治国教授担任与谈嘉宾，彭战果教授主持，兰州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王朝平院长参会；下午在榆中校区的报告题为“应然与必然：朱子的天理观”，吴重庆教授与学院李晓春教授一道与谈，学院院长陈声柏教授主持。两场报告共约计三百名师生热情参加，踊跃交流。

题目一：船山诗学中的历史观

讲座伊始，杨立华教授分享了自己学术生涯中的经历与思考，尤其强调了方向选择在学术探索中的重要性。他积极倡导听众将哲学原理应用于实际生活和历史研究之中，以此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内涵与文化自信。基于这样的视野，杨立华教授开始逐步深入探讨船山诗学中的历史观问题。

他首先通过分析传统儒家对于诗歌的轻视态度，凸显了船山诗学的独特特征，并将王夫之与朱熹对《诗经》的不同解读方式进行了对比。朱熹将《诗经》视为经学的组成部分，主要侧重于解析其政治社会意义，而较少从审美角度对诗歌进行评价；王夫之则将《诗经》视为诗歌美学研究的对象，重视其艺术价值，也正是王夫之对于诗歌审美意境的重视致使了其文风的独特性。

接下来，杨立华教授分析了船山诗学的评判原则并予以反思。王夫之对于诗的判断依据主要继承了《论语》的几条关键论述，如“《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及“思无邪”等，强调这些评判原则关乎诗歌艺术，反映了时代的士风民风，进而影响社会兴衰。基于此，杨立华教授阐明了诗对于感性触动的影响，提出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以揭示思想的更深层次，同时展示了个人修养、社会和谐以及历史认识的复杂性。他借船山诗学表明了提倡真实表达和深入探讨的学术态度。

最后，杨立华教授通过具体的例子进行解读。他分析了《采采芣苢》这类劳动诗歌中所展示出的轻松与愉悦，讨论了其对民风的塑造作用；又通过秦风的例子，展示了阴阳平衡在个人与政治决策中的重要性。他强调了诗歌在中国文化中深层的社会、政治以及哲学意义，将传统的学术研究转向更广泛的问题导向，倡导了一种更为开放和包容的学术态度。

在与谈环节，吴重庆教授总结了本场讲座的深刻意义。他提出，诗歌不仅仅是文学形式，更是反映社会变迁、政治动态以及时代精神的重要载体。因此，对经典进行重新解读，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基本需求，更是适应时代变化、推动文化创新不可或缺的必要过程。钟治国教授也就如何正确反思阳明学这一问题与杨立华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与会师生围绕着本次讲座主题进行了热烈探讨，活跃了兰州大学哲学学科的学术氛围，加强了兰州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学术交流。

题目二：应然与必然：朱子的天理观

本场报告，杨立华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对这一问题思考的缘起。在《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具体教学工作中，他发现朱子的“天理”这一概念很难讲清。所谓很难讲清，是指难以真正理清“天理”的内涵，他希望以一种不可再分析的解释方式来阐明“天理”。

他从“规则”和“规律”两个角度表明了以往理解“天理”时会面临的问题，如以前者作理解，但规则涉及到人的概念并不是自然天道；如以后者来作解释，则似要承认一种外在必然性，如此一来人的自主性如何实现便又成了问题。同时他也谈到，在《四书或问》中，朱子将所穷之理概括为“所当然而不容已，所以然而不可易”，而其实“所当然”之“不容已”当中已经包含了“所以然而不可易”的意思，理解朱子天理观，是避不开“所以然”、“所当然”、“自然”与“必然”等概念的。

在通过具体概念阐发“天理”前，他借对于天行有差和不齐的论述，表达了在朱子哲学下，经验世界中规律性关联没有普遍必然性这一观点。具体来看，《朱子语类》中“元不知天如何会有差，自是天之运行合当如此”一句中“合当如此”表达出的“当然”是“应然”之意，而非“必然”之意，既说明了朱子并不认为天体运行的规律是确定的，也表明这样的天行之差是符合天理的。从天行问题，进入到始终在阴阳的相互作用中的实然世界中，其中也存在着种种“不齐”。朱子虽接受邵雍先天学，但其也讲万物的参差不齐，正如《朱子语类》所谈的：“自是他那物事驳杂，如何得齐。”但这样的讲法也会面临差异性的产生问题，朱子则表示：“便是不如此。若只是两个单底阴阳，则无不齐。缘是他那物事错揉万变，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天道生生不已，阴阳总在不断相互转化当中，阳之动必生阴之静，阴之静又感应出阳之动，不可能有完全“恰好”的物事。

如此来看，经验世界中没有普遍必然性，即“必然”不在外在，需向内挖掘。在此考察之下，回到对于朱子“天理”的直接阐发中，应重新理清一些概念。他先提及的是“所以”与“所以然”的概念，“所以”不同于“所以然”，具有决定义，而“天理”究竟是万物之“所以”还是“所以然”呢？《朱子语类》讲：“若只言天之高，地之厚，则不是论其所以然矣。”可知“所以然”是主观的知的内容，既然是知的内容，其中虽然包涵对天理的认识，但天理并不依赖于人的认知，故严格说来，我们不能讲“天理”就是万物的“所以然”。而如果从“天理”的必然性，及其对万物的决定和主宰来看，讲“天理”是万物的“所以”则是可以的。

而后，他提到了“当然”与“自然”概念，从朱子的角度来理解，正如“穿牛鼻”“络马首”一样，“当然”可以与“自然”相一致，如人类的价值观是人的“自然”，也是合乎“自然”的“当然”。理解“天理”的必然性，也可以从“自然”中所蕴的“必然”义来谈，如阴阳消长便可作为最具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客观必然性一例。

同时，“不容已”其实就在讲“必然”，即《朱子语类》所讲的：“春生了便秋杀，他住不得。阴极了，阳便生。”他也借秦亡后汉高祖一统的历史事件表明了“理”是有气质一面的，而其中也是有必然性的，正所谓“其所以屈伸往来者，是理必如此。”在充满各种“不齐”的气的世界里，阴阳之间的循环消长是“天生自然铁定”的。

但在“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或“理”是一阴一阳循环不已的决定与主宰者的明确之下，决定与主宰是什么意义上的呢？《朱子语类》谈：“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别有个理，理外别有个心。”这即表达了理与心一，理与主宰一之意，而这里所谈的“一”，不是完全的去除差异，而是一种“自同一倾向”。若要理解这样的倾向，则需关联于“极”这一概念。“极”是极致，表明一种到了这里再无去处之意，是一种决定性的规范。阴阳之间，阴达到极致，不能再往前发展，则阳将来到，反之亦然。如此即是“理”对万物的决定义的规范，也是一种应然与必然的同一。

而“极”如何决定事物的基础，他结合太极图第二圈进行了解释。朱子认为世界不可能没有阴阳，但太极非阴阳，无中生有不成立，永远存在无。至于为何不可无中生有，他进一步阐明在中国哲学中无对应一，是无分别的；有对应两，是有分别的。无分别态若是存在，则永远处于无分别态。无纯阴纯阳，无孤阴孤阳，阳中含阴，阴中含阳，一旦出现纯阴纯阳，统一体就会瓦解，为避免这种瓦解的情况，“极”便起到作用，使得阴阳二者任何一个达到极致，便会转向另一个。

吴重庆教授肯定了杨立华教授的解释方式，他进一步补充南宋在一种挤压的状态下，道统的构造因而显得重要，朱子正是在这种挤压的状态中塑造了道统，构建一个天理的世界，一个天成的秩序世界，具备承着天道的文明正统性所在。李晓春教授则表示从中西哲学的汇通和比较来看，在主观认识客观的过程中为找寻真理性的答案，产生了横截面中的争议。相比于西方以事为核心的逻辑推演系统，中国则生发出理一分殊的体用思维，这些在杨立华教授的表达中同样也有体现。

现场同学也就“性体心用“与“心统性情”和“性体情用”的异同点、理一元论中的具体问题及朱子与阳明的比较向杨立华教授请益。杨立华教授以心之用总是体现在具体的情中，也可以说情是心之发、庄子“伟大的转身”意涵与朱子和阳明思想处境及理论侧重分别回应了同学们的疑问，并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哲学的特色所在。同学们的热情与素养，在交流的过程中，给杨立华教授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最后，陈声柏教授对讲座进行了总结，他表明杨立华教授与一些儒家学者不同之处正在于其思考路径不仅关乎于中国哲学内儒释道的交互，也包含了与西方哲学的关联和其自身的体认与理解。青年学生们需要体会杨立华教授所谈的庄子“伟大的转身”，探寻自己的学问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