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行更远还生 | 纪念刘文英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

刘文英先生是兰州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在兰大哲学系奉献了其诸多心血，也培养了一批今日的少壮学者，正如兰州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严纯华教授所总结的那样：

“作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哲学家，刘文英先生在兰州大学工作生活了三十年，既是哲学界的翘楚、更是兰州大学师生敬仰的大先生。”（严纯华：《国际易学与哲学学术研讨会暨〈刘文英文集〉出版研讨会开幕式致辞》）

刘文英先生一生著述颇丰，先生在兰工作期间，创发了其思想洞见的基础，同时推进了兰州大学哲学系的建设，特别是中国哲学的开拓工作。先生虽自言其“我的性格内向，平时交往很少，长期待在西北，在学界属于无名之辈” 《刘文英文集》第一卷《漫长的历史源头：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新探》），但先生的默默耕耘与勤恳治学，是同仁与师友学生们有目共睹的。先生在兰大期间，产生了其关于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的独特见解，特别在对于梦的研究中表达出来，而先生的具体研究方法，则被称作“溯源”，陈来教授进行过准确的概括：

刘文英教授之所以能够独自去探寻这样一个幽远甚至有些神秘的研究领域，并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得益于他对学术问题具有一种寻根问底的精神，或者说溯源的意识。他主张对哲学观念发生发展史的研究，认为只有“由流溯源，再由源及流”，才是一个完整的研究过程，而将这种溯源的方法全面引入到中国哲学的研究，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更为完整、客观、准确。（陈来：《国际易学与哲学学术研讨会暨〈刘文英文集〉出版研讨会开幕式致辞》）

张加才教授也强调了先生这一方法的可贵与重要：

观念史的研究必穷其源，要寻根究底。如果源头不清楚，那就很可能只停留在描述“什么样”，而不能彻底回答“为什么”，也就是说，可能仅停留在对既成史实的概括和描述，而不能彻底回答其深层次的问题。（张加才：《面向世界做最扎实的中国学问——刘文英先生哲学之路述要》，《国学论衡》2024年第1辑）

对于先生为何秉承此法为学一生，我们亦可作一“溯源”。1957年，先生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就读。那时的北京和人大，不仅资料丰富，学生们也常能参与冯友兰等先生的讲座中，先生正是在这样的一派欣欣向荣中走出了其哲学事业的第一步。1962年，先生大学毕业，初拟留校任教，后响应国家号召来到西北的兰州大学工作。1964至1966年几年间，先生在《哲学译丛》发表了《关于意识研究的几个问题》等三篇译文，在初步的翻译工作中，精神学和思维学研究走入了先生的视野：

说来也巧，精神学和思维学研究后来成了他倾注大量心血并做出卓越贡献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他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兴趣与日俱增。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刘文英先生仍凭着对学术研究的执着劲头，在崎岖的学术道路上艰难跋涉。（张加才：《面向世界做最扎实的中国学问——刘文英先生哲学之路述要》，《国学论衡》2024年第1辑 ）

而后十年的文化萧条期间，先生也可贵地保持着对于学问的坚守，但在一个动荡的环境下，这种坚守无疑是不容易的。但幸运的是，先生遇到了他的数位学问导师——辛安亭与方孝博等老先生。辛先生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不仅长年躬耕于具体的人文研究领域，同时也于事功之上颇有建树。辛先生十分重视和青年学生及学者们交流，也十分珍视这些年轻人的才情与灵气，刘文英先生便在那时同辛先生有了学术和生活上的交往： 

那时，刘先生从哲学角度重新分析屈原的《天问》，得出了和古今名家不同的许多新结论，心里很没有把握。一天，他没打招呼，直接去找辛老。辛老不仅热情接待，还对刘先生大加鼓励，并找出几本书让其参考。他们这对忘年交经常切磋琢磨，辛老对刘文英先生也非常欣赏，他们还曾合作发表过教育哲学方面的论文。辛老辞世后，刘文英先生在《甘肃日报》撰文纪念，称辛老是“诲人不倦的导师”，其“道德和学问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张加才：《面向世界做最扎实的中国学问——刘文英先生哲学之路述要》，《国学论衡》2024年第1辑）

方先生的祖父是桐城派后期名家方宗诚。1930年，先生入国立中央大学修读物理学，同时兼修理学、文字学；先生在家学渊源背景下，又受教于黄侃、徐中舒诸先生，自己也于文字学之上用功深厚，因而在此有着许多灼见。毕业留校后，方先生教授光学、先秦哲学及文字学等课程。1951年，先生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建设，来到兰州。刘文英先生在那时就《墨经》其中之问题向方先生多有请益：

有一次，刘文英先生就《墨经》中的“宇：东西家南北”的问题向博学的方老讨教。因梁启超、胡适等人对于“家”夹在东西和南北之间，并与四方并列而作为一个空间方位，颇感奇怪。于是他们改“家”为“冡”(“冡”古同“蒙”)，并前移为“蒙东西南北”。空间包括东西南北，语义似乎讲通了。但方老答疑，明确表示不同意这种“大胆怀疑”，并认为这种做法是大胆篡改。他先是引用《淮南子》的话做了解释……方老接着强调，学术研究要严谨，实事求是，譬如：“《墨经》中的条文，文字极为简少，而且字字精严密切，不可游移，科学性逻辑性极强；如果更改一字，或增删一字，则意义全非。”因此，必须以十分谨慎的态度从事。刘文英先生后来治学愈加严谨，或许与这件事有直接关系。（张加才：《面向世界做最扎实的中国学问——刘文英先生哲学之路述要》，《国学论衡》2024年第1辑）

1978年，随着“科学的春天”到来，国内的学术环境逐步得到恢复，刘文英先生于先前所积攒的思绪和想法也终有可以迸发的空间。1980 年出版了先生出版了《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一书，在这部当代哲学界研究时空观念的开创性著作中，突出地研究了道与时空的关系问题：

在《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中，刘文英先生深入研究了中国古代的时空观，特别是他深入地思考了中国古代时空观的哲学意义，这一点在中国时空观研究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沿着刘文英先生的思想路径，对中国古代时空观的哲学意义做进一步的思考。在中国古代时空观中，经验性的认识并没有和其他文化体存在质的区别。经验性的时空观起源于人类的日常生活，人们对于时间的认识首先源自于白昼与黑夜的区分，继而会察觉到日月、四季和年岁的意义，最终经过融会贯通的领会，产生出系统的时间观念即历法。从空间的角度来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逐渐产生方向、方位与几何形体的观念，最后形成较为系统的空间观念。（李晓春：《中国古代时空观与道观念的演变》，《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在这一阶段，先生便溯回上古，以一种类于“发生学方法”的方式，对于诸多古典时代中国哲学问题的起点进行探索。在这一道路的探索中，先生将目光投入了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的研究域之中，于1987年立项“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这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期间重点项目，并在1996年将此项目之成果《漫长的历史源头：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新探》出版：

善恶观念是道德意识的集中表现，且是伴随着道德意识的产生而形成的。就道德本质而言，善恶作为对人们行为的价值判断，“原始人和文明人之间没有什么不同”，但从思维特征上来看，则存在着巨大差异：“原始人从不把、也不能把‘善恶’看作是一对道德概念或范畴。他们也曾对‘善恶’的意义进行过某些概括，可是就其思维形式和语言符号而言，总是具体的、意象性的。”（赵忠祥，方海茹：《探本穷源阐幽发微——刘文英先生关于原始道德的探索》，《国学论衡》2024年第1辑）

而在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的研究之中，“梦”这一需要跨越哲学、心理学、医学等多学科的考察领域引发了先生的极大兴趣。1989年，先生出版《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一书，来较为详细地阐释自己的想法：

刘文英教授主张：“应当把现代世界梦说的成就同中国古代梦说的精华结合起来，同时用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双重眼光，去审视人类精神的这种特殊现象。”……《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 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好评如潮。钱学森先生称之为“中国人的胜利”。（兰州大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平台：《青山未老，星河长明——礼敬刘文英先生》）

在“梦”研究的基础之上，先生进一步提出了“精神学”的概念。先生在对梦、原始思维、时空观念和意识观念深入研究之后，进一步对于精神概念的界定、精神活动的历史形成、基本结构、运作机制及一些哲学史上极为重要的精神现象做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诠释，并在1998年出版的《精神系统与新梦说》一书以系统表达：

精神自古有之，但精神学并未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而获得其独立性。近代以来，实证，仿佛已经取代神意，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裁判权。在人的精神现象与精神活动中，潜意识至今仍然无法获得科学的青睐。但意识和潜意识，作为一个对立统一的完整精神系统的基本成分，都是每一个正常人内在的精神世界……纯意识视域下的解读，总给人雾里看花一般的朦胧感。如果借助于潜意识以及潜意识与意识的渗透、转化来理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刘文英先生在《精神系统与新梦说》中所提供的，就是这样的智慧。（刘成有：《精神学视野中的“尽心”与“明心”》，《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在“梦”学与精神学等研究之外，先生同样也有对于现实的关切。国内对于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研究，大体上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不过当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但先生仍以前瞻的眼光探究了这一在今天成为热点的问题，思虑吾国与吾民之未来，并在1999年出版《儒家文明——传统与传统的超越》一书以阐明自己的立场： 

刘文英先生是国内最早研究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精华主要蕴涵在“参赞化育”这一命题中，并集中进行了两点阐释，其一是人类参赞化育的前提以及人类何以能够参赞化育，其二是人类以何种方式参赞化育。刘文英先生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概括为“泛仁论的生态伦理”，认为儒家主张人类以道德自觉的方式来参赞天地自然万物的化育，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建立一种具有道德情感的和谐关系，并由此承担起参赞自然万物的生长发育的责任和义务。（白奚：《论儒家的道义型的人类中心论——从刘文英先生对儒家生态伦理观的研究说起》，《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从学生时代的问题冲动，到从教以来数十年间的耕耘探索，刘文英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走出了一条具有个人风格的道路，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中国哲学史观，也于晚年主编了《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两部教材，在中西汇通的背景之下，表达了一种突出中国哲学主体性而不失开放性的态度： 

具体而言，其（笔者注：刘文英先生）中国哲学史观至少包括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通天人之际”；中国哲学史分期的前提是将之作为一个历史系统来看；要重视通盘性地通论中国哲学；要重视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研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是中国哲学史的分支学科，而非基础学科等五个方面。刘文英不赞成中国学者仅在中国视野中或西方学者仅在西方视野中去体察中国哲学的做法，而倡导在世界哲学的视野中去比较中西哲学，这样就既能深入中国哲学之内，又能超出其外，进而达到凸显中国哲学特质的目的。（曹树明：《刘文英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观》，《国学论衡》2024年第1辑）

一代代的中国先哲和时贤在中国哲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不断探索、追寻和践行“知道”“成道”与“行道”的思维行程和理论逻辑，创造了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辉煌。（孙熙国：《国际易学与哲学学术研讨会暨〈刘文英文集〉出版研讨会开幕式致辞》）一代代的中国先哲和时贤在中国哲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不断探索、追寻和践行“知道”“成道”与“行道”的思维行程和理论逻辑，创造了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辉煌。（孙熙国：《国际易学与哲学学术研讨会暨〈刘文英文集〉出版研讨会开幕式致辞》）

2005年4月27日凌晨1时40分因病医治无效，先生逝世于天津，享年66岁，先生致力于中国哲学研究与发展的一生，也迎来了终章。白奚教授对于先生的治学历程，进行过一个整体的概括：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刘老师的学术成就同兰州大学密不可分，他最主要的学术成果是在兰州大学期间完成的，他的主要荣誉则是在南开大学期间获得的。在我看来，刘文英先生堪称独步和辉煌的学术生涯，可以概括为：在兰州大学开的花，在南开大学结的果。（白奚：《刘文英先生学术往事几则》，《思想者》总第8期） 

刘文英先生的学术展开是围绕兰州大学和南开大学而进行的，先生在兰大塑造出了其一生做学问的基础和底色，在南开喷涌出其先前沉淀下的思想成果：

1993年时，方克立先生调到北京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我们这个学科点就需要一位老先生来支持，刘先生就应邀由兰州调到了南开……教学之外，刘先生在南开的这12年也是他学术上的一个喷发期。当然，他的学术积累是在兰州大学这30年积淀的，到了南开之后，他的学术才实现了喷涌。（卢兴：《国际易学与哲学学术研讨会暨〈刘文英文集〉出版研讨会闭幕式致辞》）

但刘文英先生的学问影响到的绝不仅仅是兰大和南开两校：

先生的贡献不仅是兰大的、南开的，更是中国的和世界的。 我们今天深切缅怀刘先生，不仅要学习他的精神、他的品格，更要继承和发展他未竟的事业。（翟锦程：《国际易学与哲学学术研讨会暨〈刘文英文集〉出版研讨会开幕式致辞》）

刘文英先生的逝世，纵然可称作是一个终章，但绝不是终点，2021年，先生的学生们整理了他的著述，出版了《刘文英先生》文集，收录了先生1963—2005年期间出版的专著、主编或参编的图书14部，遗著1部，发表的论文或未刊文稿111篇。内容涉及原始文化与原始思维、精神系统与梦学理论、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和儒家文明等诸多方面，字数总计548万。在先生在世时同学生的交往，以及文集的编撰和出版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先生之风的山高水长，是持久而蓬勃的生命力：

师生之间如果总是墨守成规、陈陈相因，学生对老师的学术观点不敢说一个不字，学术就很难有什么新的进步。从这一个案我们可以看出刘文英先生的治学精神主要表现为：既解放思想又实事求是，既慎重假设又刨根问底，既挑战权威又精深论证。（范鹏：《从刘文英及其学生白奚对“仁”的研究看刘文英治学精神及其传承》，《思想者》总第8期） 

通过今天的聚会，我们发现竟然有那么多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服务于全国乃至全球的哲学界，这真是我们兰大哲学系的荣幸。这里，更要提到张加才师兄，他是刘文英先生最早的硕士生、第二届的博士生，在此次会议的筹办上、在《刘文英文集》的出版上，加才师兄承担了很多额外的工作。说到《刘文英文集》，还必须感谢兰州大学出版社以及甘辉副校长、陈文江老师以及很多人……（陈声柏：《国际易学与哲学学术研讨会暨〈刘文英文集〉出版研讨会闭幕式致辞》）

南唐后主李煜曾写下“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的词句，以叹哀怨兴亡，但我们不妨只取“更行更远还生”的“春草”生机勃发之意，而去“离恨”的绵绵哀婉之情。如此“更行更远还生”，也是刘文英先生其治学精神于今时今日之展现，这样的展现是先生毕其一生扎实学问以及后学们返本开新共同造就的，这样的展现也绝不是暂时的，而是会愈发深沉和悠长的。先生其身虽去，而余思不尽。 

我们永远怀念刘文英先生！

知行合一｜宁静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