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年来，中国自由攀登者在山上跨越生存和死亡。他们是中国特有的一群人，只有寥寥几百人，却是中国死亡率最高的运动群体。遇难者的平均年龄仅有31岁。宋明蔚《比山更高》所书写的就是个群体的故事。
《比山更高》上市3个月以来，加印3次，豆瓣1385人评价，评分高达9.4。
有读者评论：非常用力地推荐！我看到这个选题的时候并没有提起多大的兴趣，对自由攀登也一无所知，这件事情太小众了，与我们的日常也没什么关系。特别是每天都在被大词和抽象概念包表围绕，不断对各种事物祛魅，缺乏热情又渴望热情，又一次看到“自由”“理想主义”“生活方式”“燃烧生命”这些帽子的时候，内心几乎毫无波澜。不过打脸光速出现，还没有读完第一章我就迅速被点燃了，那些我们平时滥用的词汇只是之前被放错了位置，在这本书里它们又得到了应有的重量。我不懂，我好奇，我张大嘴巴，看他们做出了另一种选择，他们所焕发出的生命最本质的力量在某一刻透过文字与我连结。
也有属于这个群体的自由攀登者评论：这是一部非典型残酷青春物语。对于我来说，看这本书的,感受可能跟大多数读者不太一样，因为我自己也算是这个自由攀登群体中的一员。其中详写略写到的大几十个攀登者，除了较早退出国内攀登舞台的马一桦等刃脊众，差不多有七八成是我在现实中认识的，一起攀登过，共事过，至少是打过照面的人。还有他们登过的那些山，绝大多数在我脑中都有清晰的画面。看这本书也相当于回顾了一遍我过去二十年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经历。书中的自由攀登者们，出身阶层各不相同，但都从无意义的内卷中抽身出来，只为寻找有作为的空间。攀登确实带给他们最大的快乐和自我实现，如临梦幻高山；但攀登也给过他们最深的重创，伤痛、遇难，留给至亲无尽的悲伤……但他们面对时代和现实的困境，曾经努力过——稳定与动荡，自由与束缚，人生可能有另一条路。
本书入选本书出版以来，入选《中华读书报》月榜、世纪好书、刀锋图书奖月榜、凤凰网读书月榜、新京报月榜、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月榜、百道好书榜月榜、界面文化一周荐书，入围“探照灯好书”人文社科佳作月榜等媒体榜单。
其中，新京报给《比山更高》的推荐语写道：在现代登山运动中，喜马拉雅式登山和阿尔卑斯式登山是两种不同的风格。相比较之下，阿尔卑斯式登山更强调登山者的自给自足，他们凭借较为简单的设备，以相当快的速度挑战难度很大的山峰。处在公众视野中心的，往往是大型、官方，甚至带有政治属性的喜马拉雅式攀登。与之相对，无数的自由攀登者只是默默地挑战自身的极限。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有的人从清华这样的名校肄业，有的人失去高薪工作、居无定所，还有的人与家人矛盾重重。非虚构写作者宋明蔚的这本书，正是为这个隐秘的群体立传。正是他们，书写了中国过去二十年来最壮丽的登山史诗。我们不可能回避的一系列问题是：有时候，挑战极限与尊重生命之间确实存在张力；活出自我，与承担责任之间，也难免冲突。自由攀登者的故事，交织着荣耀与悲情，也幸动着我们对这种拉扯的思考。
本书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与热评，《解放日报》为本书做了专版选题报道。
今天，小艺给大家带来《比山更高》的节选。
精彩选摘
队员们从北京的秋天一直操练到寒冬。冬天，队员们被拉到云南昆明，在长虫山进行为期七周的负重、攀登、耐力专项训练。来年2月，火炬队被拉到西藏拉萨适应海拔：上午，他们在海拔3700米的西藏体工队田径场长跑10公里；下午，队员们轻装爬上拉萨城北一座海拔4000多米的小山。在拉萨每天5小时训练之余，严冬冬正以每天2.2万字的速度翻译《黄金罗盘》。
菲利普·普尔曼的“黑暗物质”三部曲中的《黄金罗盘》（The Golden Compass）是风靡全球的奇幻小说，也是严冬冬非常喜爱的一部书。他觉得这本书的中译本质量实在糟糕，索性在没有授权和邀约的情况下，纯粹为了兴趣而自发翻译。他把自己翻译的《黄金罗盘》译本视为付出心血最多也最得意的一部译作。
在3月的最后一天，奥运火炬接力珠峰传递登山队终于进驻了珠峰大本营，立即参与到艰苦的运输与操练当中。在同一时期，大学生登山队的最后一重选拔正式开始。队伍里一时人心惶惶。九名大学生登山队员中，只有三位才有机会冲顶。
其中要数严冬冬的表现最为亮眼。他第一次来到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只休息了一天，就和周鹏各背负两顶沉重的高山帐，用三个半小时运到了7028米的一号营地——无论是负重量还是速度，都远超出其他队员，甚至不逊于藏族队员。他还在一天之内，背着三瓶氧气，与藏族队员一起从6500米一路运输到海拔7790米的三号营地，又在极端的狂风中，熬了一整夜。即便是在这样的高强度拉练中，他还利用一切时间翻译“黑暗物质”系列的第二本《精微匕首》（The Subtle Knife）。
火炬队反复操练了半个月后，学生队伍的攀登节奏缓慢下来。四月的一天，严冬冬和周鹏已经在前进营地驻守了十来天。在日复一日的单调拉练中，二人丝毫感觉不到攀登的激情，也隐隐感觉到自己未必会被选进冲顶的队伍中。严冬冬写道：集训只有单调的体能训练，几乎完全没有攀爬与技术训练；训练方法陈旧而不够科学；集训队里弥漫着功利性的竞争气氛；攀登中的关键决定完全要看领导的脸色……我觉得窒息，我想要的是真正的、自由的攀登，不是这些东西。
《极限登山》所倡导的阿式攀登理念是自由，是灵活应变，是每个人只对自己负责，这几乎与珠峰上的喜马拉雅式攀登风格背道而驰。在珠峰火炬传递的活动中，每名队员都要严格听从攀登队长、总队长、总指挥的命令。这无比接近于军事化的战斗。与阿式攀登相比，喜马拉雅式攀登体现的是另一重组织艺术：行军布阵的艺术，把握好天气窗口的艺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艺术，把一个个螺丝钉与螺母调试完备从而组装出一套强大系统的艺术。这跟登山有关，但又与登山的本质无关。
两名年轻攀登者所感受到的“窒息”反而让他们更渴望呼吸自由的空气。“他们不让你爬，限制你的攀登欲望，就会让你特别想爬，”严冬冬说，“原本我就很想爬，但被憋了一年半之后，就真的特别想爬。”
严冬冬和周鹏在小帐篷里约定好，等火炬队解散之后，他们俩要用书中倡导的理念，自由地攀登半脊峰、玄武峰、雪隆包、雪宝顶、雀儿山、田海子、博格达峰七座山峰。他们的登山组合就叫“自由之魂”。
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登山的自由？严冬冬后来在《登山的自由》一文中写道：“有谁不渴望自由呢？登山的人尤其如此：远离尘嚣的羁绊，在广阔雄浑的山间让生命力恣意飞扬，这样的向往，应该说是驱使我们中许多人开始投身登山的动力源泉之一吧。自由是登山者能够追求的终极目标。自由就是随心所欲。在登山这方面，理想程度的自由，应该是随便任何一座山、任何一条路线，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都可以攀爬……”
然而，在自由之魂刚刚成立的那一刻，任他们的心灵恣意飞扬，他们的身体却被桎梏在那顶不足两平方米的小帐篷里，渴望着被赐予冲顶珠峰的机会。
在严冬冬和周鹏畅想未来的时候，5月4日一早，奥运火炬被秘密运输到了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出于安全考虑，一周前中登协就已对外宣布，奥运火炬早已被运上珠峰。这天晚上，中国国家登山队队长王勇峰、总教练罗申、西藏登山学校校长尼玛次仁，把所有队员召集起来。他们在奥运火炬旁，宣布了正式冲顶的队员名单。严冬冬、周鹏二人都没有在这份名单里。
周鹏被安排在了7790米的二号营地，而严冬冬被安排在了接应组，留在8300米的突击营地。在那一刻，巨大的失落感压在严冬冬心头，“仿佛千斤重担一般，比背包上的包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火炬队冲顶珠峰前一天，严冬冬随接应组抵达了8300米的营地。第二天，世界瞩目的珠峰火炬接力活动就要上演了。这一天，除了在营地好好休息、等待接应冲顶队员之外，严冬冬再没有其他任务。下午，严冬冬在适应海拔的同时，溜达到了王勇峰队长的帐篷处，想着再碰碰运气。他刚走到帐篷门口，只见王队长正朝他招手。凑近以后，王勇峰对他说，你明天跟罗教练一起上吧。严冬冬怀疑自己听错了。王队长又补充道，一切顺利的话，你们可以一起登顶。
与此同时，次落、阿旺扎西、罗布占堆、小扎西次仁、严冬冬等五名冲顶珠峰的火炬手的名字，被写在了珠峰大本营帐篷外的石头上。严冬冬心中的石头也落了地。明日冲顶珠峰的安排已确凿无疑。在那一刻，站在世界之巅，成了严冬冬当下最大的愿望。
严冬冬即将冲顶珠峰的消息传回了母校。清华大学的官网发布了这一还未发生的喜讯。尽管清华大学没有给这名逃课大王授予本科学位，但这丝毫不妨碍严冬冬即将成为“清华登顶珠峰第一人”。整个清华大学都轰动了。严冬冬的同班同学们纷纷奔走相告，分享着这份骄傲。那些见证过严冬冬曾为了登山而穷困潦倒、靠翻译度日的朋友们也激动不已，以为他终于要熬出头了。
5月8日凌晨1点30分，8300米营地。严冬冬没有吃东西，只喝了一小杯水，戴上头灯，扣好氧气面罩，和罗申教练在满天繁星中出发了。他的背包里装着热水、相机，几乎有一辆自行车那么沉重的三瓶氧气。其中两瓶留给自己，一瓶留给教练备用。在黑暗中，头灯只能照亮眼前几米的路。他们沿着山脊走了五六个小时，直到头灯照亮了眼前的金属梯子。一架六七米长的梯子，自1975年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时起就斜放在陡峭的岩壁上。他们来到了珠峰第二台阶处著名的“中国梯”。
通过冲顶路上的最大难点之后，他们继续跋涉。二人的速度并不快，时而会被后出发的队员们超过。严冬冬越走越疲劳，手脚冻得发麻。他们经过了第三台阶。远处的天际线被一丝光亮刺破，划开的口子逐渐照亮整片天空。繁星隐去，东方渐白，通往顶峰的最后100米雪坡就在脚下。坡度越来越缓。十步，五步，三步，两步，一步…… 珠峰火炬手严冬冬站在了世界之巅。他没有自己想象的那般兴奋，而是出奇地平静：哦，终于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