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编者按：

2024年12月18日，活跃在华侨华人社会的李振溪先生因病离世，无数与他有过交流的人陷入了悲痛和追思。我们特此节选了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25辑——《海外天津人》中李振溪先生撰写的文章《我是海外天津人李振溪》（曾发于公众号天建联），从中可以感受他融入日本社会并成为中日民间交流桥梁的岁月，藉此重温李振溪先生的音容笑貌，表达我们的缅怀之情。从此，我们再也看不到他手捧相机为华人社会热心拍摄的身影了。李振溪先生安息。——《中文导报》编辑部

1963年出生的我，一直成长在天津。父亲李江岸是1954年从印度尼西亚回到祖国的归国华侨，他在本职的大学工作之余，长年从事归侨相关的公益工作，曾被评为全国侨联工作先进个人。我自幼耳濡目染父亲对侨务工作的热情，也对侨务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我后来侨居日本，一直做着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日友好交流。为旅日侨胞服务的工作。

李振溪与家人

了解社区民众，参与小学活动

我是南开大学外文系日语学科1990年毕业的硕士研究生，1993年赴日留学，最早参与日本当地的社会活动是我当时所居住地琦玉县新座市的一个市民组织”与亚洲留学生就学生交流会”以前新座市曾经有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留学生，因语言不通、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而饿死在街角，事情发生后，当地市民很是震惊，反省自己对留学生们关心不够，于是一些有志市民自发组织了这个交流会，目的就是关心来自亚洲的留学生和就学生们，与留学生加强交流，帮留学生们找房找工作等，为留学生解决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我和妻子李军最早参加这个交流会是作为留学生，得到过交流会成员的关心和帮助。尽管以后我有了工作，生活比较稳定，仍旧一直参加参加这个交流会，为的是同市民们一起关心和帮助留学生。我的妻子李军还为日本市民义务开办中文教室，回报这些乐于助人的善良市民。这个组织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成为我日后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动力和起点。

而正式参与日本的社区活动，是在我孩子上幼儿园时开始的。在日本随着孩子的出生成长，从保育同、幼儿园、小学直到大学，都有一个叫PTA的组织，意为“家长教师联合会”，这是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组织，目的是家长配合学校举办一些文体修养等各类活动。孩子所在的每个班级每年轮流选出几名委员，再由这些委员组成全校的PTA委员会，从中再选定会长、副会长及下属各部的委员长等。作为PTA委员，不得不牺牲许多个人的时间参加活动，为学校的各种活动做细致的准备和后勤工作。

2005年，我的孩子上小学三年级，学校召开家长会时，我去参加了。会上要选出PTA委员，看到大家都不做声，我就“自告奋勇”地当了班级的PTA委员，由于参加家长会的大都是孩子妈妈，孩子爸爸极少，结果在孩儿妈妈们的包围之下，我又被推举为PTA的会长。一个外国人的爸爸担当统帅40多位孩儿妈妈的领头人、这个消息在当地学区一时被传为珍闻奇谈，我也成了传奇式的人物。但我从事的是教育学专业，我将这看作是一个实际了解日本教育体系的难得良机，抱着深入了解，认真学习的心态，我认认真真地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和日本普通母亲们在一起边学边做。

PTA会长看起来没有大块的工作，但做起来工作是很多很琐碎，如大到学校开运动会、音乐会等活动时安排治安细节、组织治安巡逻；小到研究怎样说服不交会费的家长，尽快交费；研究运动会时发给孩子们的小礼品等。平时每月一次例会，向校长、老师和会里的委员通报情况，有活动时一周要开两三次的会，做每件事.每个细节都要落实具体的时间和负责人员，每次活动结束后，都要写总结报告，反省没做好的地方，给下一任PTA会的工作作为参考，这些工作加起来工作量还是很大的。就这样，我做会长的一年间，努力发扬了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任劳任怨，不管什么活动都身先士卒，认真去落实、去做。这一年PTA会的全面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在学校和PTA会组织的音乐会上，我还特意邀请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的琵琶演奏家孟仲芳前来演奏，激扬清脆的弦声为日本的小学生和家属们带来了新奇的享受。大家对我这位中国爸爸会长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赞扬，我也颇有收获，通过一年的PTA工作，了解到日本学校教育和地域社会的协作体系，更深地理解了普通日本女性细致入微的心理和一丝不苟的态度。

纯属机缘巧合，当回社区"领导"

刚刚卸任PTA工作不久，2006年为了改善居住面积，我们一家搬进了在相邻的志木新城购入的新居。这是一个有近30年历史的生活小区，区内有3000多户人家，人口超过一万。相当于志木市总人口的七分之一。区内再分成八个小区，每区都有居民组织的“町内会”(居民委员会)，居委会委员每年改选，居民有责任轮流担任委员，为所在街区做贡献。

2007年4月，我家所在小区的“町内会”改选，征求我的意见，问我可不可以来做委员，我想，作为本区新住户，本着在这里居住，就要尽自己身为居民的义务和责任的想法，就爽快地答应了下来，让我没想到的是，虽然答应了做委员，但在新旧委员交替改选之际，大家看到我这个貌似年富力强的中国肯为大家工作，就推选我做了“町内会会长”。这职位相当于中国的街道“居委会主任”。小区内有480户人家，1500多人口，町内会由 20多位委员组成，常务委员有10多位，最主要的有一位会长、两位副会长、一位防灾委员、一位治安防范委员、一位民俗祭活动委员，负贸组织区内居民的防灾活动、治安防范、民俗祭活动等。

当了小区町内会会长后，还要负责所在小区与相邻小区的协调等。而志木新城有8个小区，按规定每个小区的町内会的会长和两名副会长，共计24人再组成整个新城小区的“町内会联合会”，再分摊整个新城小区的各项整体活动，联合会长的职责势必要比各小区会长更为繁重得多，大家都是远远地避开，选举的时候只好抽签决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上上签”。竟然被我抽到了!就这样我只好当上了志木新城“町内会联合会”的会长，竟然成了日本万人社区的老外会长。

幸好我的职业是在大学里做非常勤讲师，除教课之外有些自由时间，于是在这一年我所有的自由时间几乎都耗在了"町内会"上，作为代表上万户居民整体利益的会长，首先是处理市政各方面的信件，包括防灾、治安、福祉、环境等，然后就是传达诸多信息，安排区内联欢活动等，每周末几乎都是被各种碰头会议占满。“町内会联合会”的职责主要也是防灾活动、治安防范、民俗祭活动三大项，只是规模比较大。本街区三个委员会每月会有一次例行会议；联合会每月一次例行会议；而 8个町内会及各会内的三个委员会，每月都有一次例行的碰头会；遇到有重要事项商讨时，联合町内会会长都要到会。因而这一年，我很少晚上在家。我的儿子因为总是很难在家里看到我，遇到有人找爸爸，都会很习惯性地告诉对方“去町内会开会了”。

日本的社区组织成员虽然.由居民义务担当，但工作起来却一丝不苟，工作内容也非常繁多。为了举办一项活动，往往要从几个月前就定期召开几次计划推进落实的会议，尤其是小区自建成以来，每年一度的夏季民俗祭，这项千人规模的活动要动用数百万日元的资金，牵涉无数个活动项目，动员上百人的委员及家属的骨干人力。未雨绸缪，总之在活动前的一个月我就忙上了，每天都在联系协调落实各种事情，事有凑巧，这年小区的夏季联欢节，偏偏与全市举办的防灾训练和县长选举投票的时间地点赶在一起，事前缜密的统筹安排必须做到天衣无缝，其难度远远超出往年任何一次。所有的委员们都暗自捏把汗，在一些老资格委员的协助下，我和大家一起在几个月前开始的每周一次的碰头会上，逐步仔细地推敲计划日程，严谨地落实每一个细节，活动进程表详细制定到每5分钟的单位。为预防发生临时情况又制定了第二套、第三套备用方案。终于民俗祭就要启动了，从前一天开始，我就组织委员们到现场准备，当天清晨又开始布置会场，就这样有条不紊地使联欢节的各项活动顺利展开，民俗祭当天无论是小区内的商业街还是设在小学操场内的主会场，孩子们的鼓号乐队、大人们的神轿巡游(我也是其中的抬轿人)，小区内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夜晚，在焰火的映衬下，鼓声的伴奏下，男女老幼一起跳着盂兰盆舞，将欢乐祥和的节日推向高潮，夏季民俗祭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民俗祭是一年中活动的重头戏，这场戏唱得出色，也就奠定了其他活动顺利推进的基础，在这良好的基础上，我又开始组织其他诸如防灾训练、治安巡逻等活动。在四年一度的全市防灾训练大会上，我在开场的致辞中现身说法，讲述了少年时代经历唐山大地震的情景，阐述防灾训练的必要性，令在场所有没有经历过巨大震灾的日本人耳目一新。日本的社区活动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每次活动后都会写一个报告，总结经验反省教训，以备下一任的委员们参考。我在这一年里，仅看的、接的、写的总结报告就厚厚的一叠，远远超过了自己的备课笔记，而在社区工作所花费的时间精力也远远超出了专职工作所花的精力和时间。我的付出也得到了当地居民的肯定，至今小区内居民见到我这个中国人会长，还都表示出一些表切感。几年后在陪同“与亚洲留学生交流会”成员访问志木市长时，市长还念念不忘我这个老外会长。

既然融入社区，就要服务社区

随着华侨华人在日本的生活越来越安定，融入日本的主流社会，树立中国人的良好形象成了每一个人都面对的课题，而参加社区活动，尽自己对社区的义务和贡献，是日本社会特有的良好传统，也是日本社区的生活实态。那么要融入日本社会，融入社区的生活必不可少。

2008年联合会换届改选之际，我介绍了自己担任联合会会长的感受，号召各位代表抛弃抽签选举的方式，令大家心悦诚服，果然一位从未参与过社区活动的男士自告奋勇，接过了会长的重担，而这位新会长从此进入角色，连任至今，令人钦佩不已。卸下町内会的领导工作，又坚持做了一年的普通委员协助新委员的工作。2009年町内管理组合改选，又找上了我。那时我的面部手术后不久，尚未痊愈，又被大家推举为本小区管理组合的理事长。日本的大型住宅社区管理往往有两套班子“町内会”也叫“自治会”，相当于中国的街道居民委员会，管理的是民俗祭、治安、防灾等等软性工作。而“管理组合”相当于中国的业主委员会，负责与物业公司沟通以保障居民住宅的修缮、小区的绿化、环境、卫生等硬件方面的工作，并负责公益费的花销等，但有一点与中国不同的是，居民邻里之间因为噪声或宠物等引起的纠纷，也主要由管理组合理事会负责出面协凋解决。这些在中国也许是应走司法程序的。我又走马上任业委会理事长后，面对的是协调绿化、设施的修缮等，研究公益费的开销计划等等，每到周末也会被例会占去大半时间，比起联合町内会会长时期的工作，又体验了另一种“难度”。比如，新城内临近河边的街区，因苦于每年春季赏花时节蜂拥而至的游人在垃圾点擅自丢弃的垃圾，而不得不修建铁网围栏。也许是出于日本人惯于从众的心理，其他街区也纷纷效仿，在自己街区的垃圾点修建铁网。而我所在的小区距离赏花河堤较远，几乎没有外来客流，一味效仿其他小区修建垃圾站围网，势必花费金额可观的无益支出，为此，我大胆地对上一届预定的计划提出异议，并由新理事会决议实行面向全体住户对此问题的问卷调査，结果大半住户表示不赞同修建围网，由此节省了数百万日元的开支。

20世纪80年代小区新建之际，曾严格规定住户一律禁止养宠物，但时过境迁，老龄化日渐明显，许多家庭养育猫狗等宠物的现象已经不足为奇，这种与正式规定互相抵触的状况也引起了不少纠纷。为营造与时俱进的和谐环境，由“业委会”牵头首先成立宠物管理小组，沟通信息，而后召开全体业主大会通过了在严格管理的前提下允许养育宠物的改定条文。如今在小区内经常可见左邻右舍在遛狗散步之际交流谈天的祥和场景，和谐的环境也吸引了诸多年轻家庭入住，儿童游玩的欢声重新为小区增添了希望的生机。

我虽然做了大量的日本的社区工作，自己也得到了颇多的收获，对日本社区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认识。日本的社区虽然是居民义务工作，但工作很细致、很扎实。例如，时刻保持救灾食品人手一份，救灾线路清晰无阻，搞什么活动都有几套预备方案等，根据小区内各家情况，成立救助与被救助的邻里机制，以备遭遇天灾之际的有效自救。这些细致认真的工作保证了居民遇事不乱，凡事有章可循，减少了危机发生的风险和救灾防灾的社会成本等，构成了整个社会、民政工作的基石。

居民有义务和责任为所生活的社区做工作，这也是日本社区的优良传统。外国人生活在日本，享受这种社区服务，同时也应尽自己对社区的义务和责任，要融入社会首先要融入社区，融入社区就要服务社区。而越是参与社区工作，对日本社会了解得越多，也会使自己的在日生活越轻松，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时，知道怎么解决，不会感到茫然无措。国与国的关系很大等分依赖于人与人的交流，对这种国民之间的“草根式”交流的意义，是我们每一位在日生活的华侨华人应该认识到的。

聚拢天津同乡，营建社团组织

我所尊敬的王克昌先生是中国人的骄傲。他1915年生于天津市东丽区大郑村，童年家境贫困，辍学去学徒。1946年东渡扶桑艰苦创业，与日本夫人黑琦得子女士齐心协力，经过30多年艰苦创业，建立起著名的得昌股份公司。曾在日本36个大中城市里，凡是挂着“天津饭店”招牌的正宗中国料理，都曾是王克昌的买卖。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华料理店的经营之神。

王克昌深感童年因生活艰辛而辍学的痛苦，因此他不希望下一代人也走同样的路，要让贫穷子也能上学。他总是念叨一句话：“国富民强都要从教育入手。”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王克昌先后为天津教育事业捐出两亿日元。1989年他以一亿日元率先在南开大学设立王克昌奖学金，其后奖学金扩大到天津市各高校，早在1990年10月，天津市人民政府便授予王克昌先生“天津市荣誉市民”称号。

“王克昌奖学金”是天津最早的海外奖学金，20年来，“王克昌奖学金”发放金额超过800万元，至今获王克昌奖学金的优秀学干数以万计。日本东京同源中文学校成立初期，我将该校的情况汇报给王克昌会长，他爽快地说：“我愿意给同源中文学校的孩子每人送一本《新华字典》。”老人为支持孩子们学中文也不遗余力。

1993年，我从南开大学的工作岗位到日本留学以及工作定居后，一直积极参与“在日南开大学校友会”的组织建设。我把王克昌先生作为榜样，并辅佐他主持在日天津同乡会的日常工作，被众多在日天津同乡昵称为“乡长”。

记得1996年的冬天，在日本东京都新宿的天津饭店九河楼宴会厅里，由王克昌先生发起，由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外国语学院三个校友会构成核心力量，聚来了50位天津人的代表，举行了在日天津同乡会成立大会。发刊词中写道：“东瀛游子意，津门故里情，何当勤共勉，开创锦绣程。”王克昌先生任首届会长，而后由赵新为任二届会长至今，我自成立以来一直担任事务局长主持日常工作。如今会员已经扩大为320多人。我自2016年担任第三任在日天津同乡会会长……

侨居日本20多年，我每年都要回国一两次，为促进中日人民的团结、经济技术交流贡献绵薄之力。所以“李大哥”“李老师”“乡长”……对我诸多亲切的称呼早已在乡友、侨友或日本友人之中叫开了。虽说从本职工作来讲似乎“李老师”比较贴切，但我还是觉得“乡长”的称呼最顺耳，因为这里面饱含着浓浓的乡音和乡情。

今年4月，李振溪在他参与主办的活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