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季”征文选刊｜李新：我的心呀在老校区
文摘
文学
2024-07-12 00:00
安徽
我的心呀在老校
作者：李新
英国诗人彭斯有一首诗叫《我的心呀在高原》，套用这一题目，我的心呀在安师大老校区；毕业三十年聚会的时候，组织者带我们到新校区——花津校区看看，没感觉，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与我们无关。老校区我们也去了，也变化很大，我心中的老校区还是记忆中的那片校园。我是半夜到安师大的。刚到校门口，行李就被高年级的同学给拉走了，我跟在后面，走过长长又弯曲的林荫道，路灯像睡着了一样，灰灰朦朦，我浑浑蒙蒙的，如同做梦一般进入黑咕隆咚的宿舍。有的同学已经睡着了，翻滚下身子，哼哼唧唧，我将被子一铺，头一落枕头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一位留小胡子的男生说：“我见过你，体检的时候。”原来我们是一个县的，他叫孟凡啟，还有一位是他同中学的同学，叫辛卫华，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作的“濉溪三剑客”。原来我们是来自淮北二号病疫区的，来自淮北、阜阳的要临时隔离，所以我们暂时在一个宿舍，等隔离结束，我们又按班级重新被分配了宿舍。班级怎么分的？就是把我们拉到操场上，按高矮次序排队，男生一队，女生一队，按1、2、3、4报数，报到1的是1班，报到2的是2班，共4个班级，带有抓阄的性质，也是缘分，我们1班的同学，因为缘分在一起学习、生活了四年，成为一生的同学。我们住在一号楼。一号楼底楼有个盥洗间，里面是厕所，男高音往往从里面传出来。有个矮矮胖胖的师兄，冬天在盥洗间洗澡，一盆盆冷水往身上浇，我说：“你怎么这么不怕冷？”他说他准备去青海，现在做准备。这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鲍鹏山。还搞不清大学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大学一年级是混混沌沌过去了。我的底子薄，在中学时读的书很少，说起《红楼梦》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写的，后四十回是高鹗续的，还有曹植的七步成诗，被辛卫华嘲讽了一回，说人所共知你还当作新鲜事，我羞愧难当，赶紧到图书馆借书——恶补。我借书是根据《文学概论》中所提到的，不然老师在上面说到某某作品，我没读过，像听天书一般。可我们寝室的许伦柱不一样，来自金寨，大概同我一样，中学里没读过什么书，专门到图书馆借小说，从《苦菜花》读起，一本一本地借，除了上课之外，其余时间全倚在床上看小说，看着看着往往不由自主笑起来，还自言自语评价一通，他那金寨话，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咕哝什么。我们的教室在教学楼一楼西头的那间，阶梯教室，女同学进来，高跟鞋踩在木地板上，咯噔咯噔地响。我们和2班的同学在一个大教室上课，所以1班、2班的同学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同学”。老师上完课就走，一般很少停留，很少和同学交流。印象最深的是方可畏老师，据说是方苞后人，讲课激情澎湃，但他的桐城话我们很难听懂，笔记往往记不下来，他个头不高但步子很大，精神抖擞来到讲台，讲义一翻就开讲起来，讲完之后皮包一夹，又昂首阔步地离开教室，头也不回。喜欢和同学交流的是潘啸龙，他是蒋立甫的研究生，他在蒋老师之后给我们讲屈原，考证屈原的生卒年月及行踪很严谨，说一直想写《屈原》，直到我在上海见到他还没有写成，大概屈原太复杂、太难写了。他喜欢和同学交流，也仅是张健那几个对屈原特有兴趣的同学，张健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他先是中师毕业，工作两年后再考取本科，特别爱学，方向明确，他常向潘老师请教，也经常到潘老师家里，有一次他说潘老师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染上了肝炎，潘老师的一儿子潘高峰现是《新民晚报》首席记者。所谓大学和中学不一样，一般上午有课下午没课，下午即便有课也是选修课，而每个同学所选修的课不一样，分配在不同的教室，所以我们下午的时间基本是自学，像许伦柱就窝在床上看小说；我呢，基本去图书馆。去图书馆除了借书，就是进阅览室看书，学生证押在那里，你可以随便看，可以翻阅报纸和杂志，也可以选一本书看。在阅览室看书要有公德，有的同学在书上乱画，还有的把自己觉得有用的某一页偷偷给撕掉了，我同学汪建旺在校报上发了一篇抨击翻墙头的小文章，我也想发表，于是就撕书现象写了篇小文章，投给校报也发表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文章变铅字，得了两块钱稿费，为此得意了好几天。我们那时读书真的是如饥似渴。星期天没地方去，最好的去处是图书馆。图书馆如果开门开迟了，汇聚的人流会将图书馆大门冲开，有几次真的把图书馆大门给挤破了。平时下午连晚上都泡在图书馆里，有的同学去吃晚饭了，就把书包带子绑在椅子上，不然，回来座位就被别人占了。我那时没什么目标，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就想早早出来工作为家庭减轻负担，没打算考研究生，但我欠缺的太多，一心把欠缺的给补回来，也不好意思跟同学说我什么书没读过，再普通习而为常见的书，没读过就是没读过，补读就是了。就这样，利用图书馆，我把中国四大名著、外国古典戏剧、莎士比亚的悲剧及喜剧，基本读完了。那时我有个老乡叫张德勇，他一心考研，我就陪他读书。图书馆晚上熄灯之后，我们转战生化楼，生化楼11点熄灯。我在《我的大学》一诗中写到的“女厕所事件”，有人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这里细说一下，就是某一晚上，一男同学护送女友回宿舍，男同学刚离开，就听到女友惊叫了一声，男同学赶紧回去，女友战战兢兢说厕所里有一个人，是个男的，男同学则迅疾把女厕所门反锁上，然后喊人，我们这边体育系的那帮精力愁着没地方发泄的哥们儿，一阵旋风一样地刮过操场，刮到女生宿舍那边，把那变态男从厕所里揪出来，是艺术系八三级的团支部书记，第二天就被开除回老家了。我们大学生被称作“天之骄子”，我们的现代文学老师胡叔和在一食堂给我们做报告就一遍遍称我们是“天之骄子”，还逗我们说芜湖市的小姑娘都看着我们呢，我倒没感到自己是什么“骄子”，反而很自卑，多数来自农村，家庭贫困，穿着土气，再加之上的是师范，出来是穷教书的，所以校徽往往别在裤腰深处，哪像人家安大的，校徽骄傲地别在胸前，出去不是法官就是记者，走起路来趾高气扬。下午没课或不去图书馆，我就上后山。我们安师大的校园环境很好，背山面水，所谓山就是赭山，所谓水就是镜湖，所以特别有灵气，虽处在市中心，但特别幽静，适于老教授做学问、学子读书，故出现刘学楷那样的名教授，鲍鹏山、朱良志、江弱水那样的优秀校友是一点不奇怪的。我上山一半是散心，一半是读书。光影照在石级上，松树布满山坡，小鸟喧鸣，环境一片清幽。我经过艺术楼，那楼在半山坡，往往有幽灵一般的咏叹调飘下来，还有钢琴的声音。我上到山顶，远眺能眺望到一道明线一样的长江。我拣一片石坐下，我捧起书来读，高声朗读巴金的《家》、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它们也就吓跑了。我突然有写诗的感觉。我不知什么时候堕落为诗人的，大概是在大二的时候，第一个教师节，我在校报上发表了一首叫《九月》的诗，它大概是我平生发表的第一首诗，我的一位朋友花2分钱在食堂门口买了一张校报，说我买你的诗看了。我没有诗才，也不浪漫，想象力不丰富，和一帮诗疯子们学着童自荣讲话“啊，你这个卑鄙的女人”，多数也是装疯卖傻。专心考研的同学是不理我们这群疯子的，也瞧不起我们，我心里知道，要写好诗光凭一点才气不行，要多读书，要有涵养，要将笔头练得更锋利些。于是我拼命读书，拼命写日记。晚饭后趁夕阳西下在教学楼和图书馆之间的小花园转一圈，回教室就写，描绘花花草草，无病呻吟，目的只为练笔。我发表的诗很少，与钱叶用、查结联、袁超、陈寿星、朱孟良他们没法比，他们常聚在教学楼和图书馆之间的那片草地上，仰望月亮，想象那是块金黄的烧饼，我真想咬上一口，我没有那样非凡的想象力。有时在荷花池边遇到微笑着过来的校报编辑凤群，他说：“李新，你有一首诗准备发表。”我心里激动，忙问：“什么时候？”他就压一期，因为我问了，发表欲太强，他要压制一下我的发表欲，如果我不问，可能当期就发表了。要说大学校园里什么是最浪漫的事，当推谈恋爱。大一的时候我们懵懂，从大门口进来，翻过一个小山包（小山包几户亮灯的人家，住着教职工），下到操场，围墙根下阴影里就有一对对人，能听到他们比蚊子还轻的窃窃私语，后来发展为移到操场中间，再后来就看到成双成对地到食堂吃饭，共用一张饭桌。我只有当观众的份，心里自卑，自己那个条件，和谁恋去？当然学校不允许恋爱，恋爱者多数还是地下工作者，我们教学楼东首有一棵大雪松，人躲在里面根本看不见，有一晚学校保卫科的用手电筒扫出了一对，第二天我同宿舍的朱小波到学校礼堂开了个会，回来说一位领导说“有同学在校园内公开接吻”，开始没听懂，“接吻”是什么东西？后来才明白，是“接吻”，那时接吻还不流行，所以连这个词都是陌生的。那时候在老校区内，我们活动的范围基本就那么大，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后山，本以为大学校园很大，实际上不大，活动范围很小。教师最好的住处是凤凰山，我只是到那里散散步，教师家我是不常去的。从凤凰山下去就是劳动路，劳动路我们不常去，常去的是镜湖，因为它就在我们大门口，绕镜湖我们可以到中山路去，到大众电影院看场电影，或在影院边上的新华书店买点书。穷学生也只有这点消费，晚自习期间，溜到墙外，在昏黄的路灯下吃点臭豆腐，就是不错的享受了。可老校区给了我很多，我虽然读的书不多，也还是为以后的工作打了些底子，我读书专业性不强，不像考研究生的同学，专门读某一类的书籍，我杂七杂八，这可能对我从事基础教育工作更有利些。安师大的创作风气很浓，有一批才子，食堂的饭菜不好，他们能在墙上贴出漫画，画了一盘螺丝钉，讽刺排骨只有骨头没有肉。名诗人、名作家代代出现，对我的激励作用很大，他们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在校园我和他们一起切磋诗艺，写诗谈诗，创作小说，创办刊物《一代人》，邀请著名诗人、作家为文学社员作讲座，以至于我也成了校园里小有名气的人。我从刚参加工作到退休都没有放弃文学创作，这对我从事语文教育工作是有帮助的。今年3月，我在我的学生鼓励和支持下，出版了诗文合集《平原上的河流》，他说：“一个语文老师，他能始终不停地写作，这对学生的影响是终生的。”这一点也是安师大老校园传承给我的。
校对：秦婧
（图片来自网络）
李新，男，原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青浦分校正高级语文教师，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82级学生，曾于《北京文学》、《诗歌报》、《西藏文学》、《飞天》、《长安》、《作家报》、《时代文学》、《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报刊发表诗文近千件，曾获《上海文学》散文征文二等奖、上海市民诗歌大奖赛一等奖，出版诗文集《平原上的河流》（文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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