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吴梦奇
来源 | 智合研究院
又一起国际律所间的跨洋合并，正在催生更具时代特点的律所合并新形态？
许久未有大型合并的中国律所，需要在未来跟进这股潮流么？
跨洋大合并
今年第二起
合并消息是在11月11日传出的，一方是起源伦敦久负盛名的史密夫斐尔（Herbert Smith Freehills），另一方则是纽约收入水平最高的律所之一克雷默·莱文（Kramer Levin Naftalis & Frankel LLP）。
如这一合并顺利完成，将缔造出一家拥有25个办事处和超2700名律师、年创收超20亿美元的全球Top20新巨头。
上一起如此大规模的跨洋合并还是今年5月，安理国际（Allen & Overy）与谢尔曼·思特灵（Shearman & Sterling）正式完成合并，彼时圈内对这一事件的关注也是最热烈的——毕竟两者的联手缔造了一家总创收超35亿美元的巨头A&O Shearman，按营收排名足以跻身全球前四，对全球格局的潜在影响也为业内所广泛讨论。
两起合并都是英美律所间这轮相互竞争和拓展市场潮流的延续：都是大体量英国所向小体量美国所发起的邀约，都是为了业务互补并更进一步开拓对方所在的法律服务市场。
当然，如果严苛一点，史密夫斐尔也并非一家“纯血英国所”：它由英国银圈所史密夫（Herbert Smith）和澳大利亚“Big Six”斐尔（Freehills）在2012年合并而来。当时，两家律所的律师人数分别为1300+和800+。
根据目前的计划表，两家律所将在2025年2月中旬投票，以确保在2025年5月1日完成合并（刚好还能放个五一）——唯一被排除在外的是克雷默·莱文的巴黎办公室，该处63位律师将不会参与这一合并。
有消息人士称，如何协调两家律所不同的薪酬结构可能会成为新管理层的首要任务——从A&O Shearman的种种前车之鉴来看，这起合并也必定还有一大堆挑战需要迎接，比如频繁的律师流失。
不管怎样，从A&O Shearman半年来的经验看，合并带来的增长颇为可观——这也是为什么史密夫斐尔和克雷默·莱文选择跟进。
以最不显著的亚洲为例，11月11日，A&O Shearman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则讯息，宣布自己以最高分入选中国商务部律师事务所库。此时，A&O Shearman正代理商务部处理一项进行中的投资仲裁案件，是少数代理中国商务部承办投资仲裁的国际律师事务所之一。
且合并已然箭在弦上：合并前，克雷默·莱文2023年全体合伙人的净收入下降了3.6%，PEP则面前增长了1.2%——与此同时，很多英美头部律所当年度的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史密夫斐尔稍微好点，但最近3年间全球排名也已经下滑了3位。合并对双方来说都称得上一剂效果有待观察但十分迫切的强心剂。
律所合并新常态？
ALM的一篇分析文章认为，在A&O Shearman和Herbert Smith Freehills Kramer之后，一条新的路径正逐渐成为现代律师事务所合并的常态，包含了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比起合并更像并购。分析文章认为合并一词更适用于对等量级的机构，而不是一家营收16亿美元，另一家只有5亿美元。两者间的收入比达到了3.7:1，甚至比A&O Shearman的3.2:1更高。文章认为，这种合并量级的差异致使一方在管理决策中居于主导位置——这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对等合并更容易带来激烈的权力斗争，进而更难在各类事情上达成一致。
二是直接公布消息而不是先合伙人内部讨论。无论是此前的A&O Shearman还是最近的Herbert Smith Freehills Kramer，合伙人得知合并消息的时间点并没有比知情媒体早多少。分析文章认为，这种谈判完才通知合伙人的“小伎俩”非常有效，未来可能为成为律所合并的标准程序。
三是“打不过就加入”。A&O Shearman的诞生让很多人期待更多律所效仿，而Herbert Smith Freehills Kramer的诞生则让更多人确信会有更多律所效仿——合并带来的交叉销售机会会给律所带来立竿见影提升，A&O Shearman的内部人士表示，5月以来他们一直忙着和对方共享各自的原有客户群并寻找交叉销售业务。
四是盈利能力越来越不是合并障碍。本次合并中，人数弱势方克雷默·莱文的合伙人人均利润（PEP）为240万美元，远高于史密夫斐尔的160万美元，而在国际律所更看重的律师人均收入（RPL）上，克雷默·莱文（128万美元）更是近乎史密夫斐尔（低于70万美元）的2倍——在此之前，考虑到管理和财务上的各类问题，收入差异这么大的律所一般会通过瑞士联盟形式而非合并形式实现合作。而今，合并双方似乎更倾向先宣布合并，再寻求解决方案。
最后是品牌重塑环节的后延。这个倒算是国际律所的遗留问题：由于普遍以人名组合为律所名，合并时免不了要确保所名兼顾多方品牌利益。从前这是一个大问题，不过最近两起合并里，双方似乎都倾向先完成合并动作，再来决定所名并完成品牌重塑。
目前这条由A&O Shearman开拓，Herbert Smith Freehills Kramer跟进的路已经动摇了不少国际律所的心。某顶级国际律所的一位合伙人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一些律所正在遵循有机增长战略来建立美国业务，而另一些律所则看到了合并路线的优势。”
“我怀疑合伙人会开始说‘看，Herbies已经做到了，我们也能做到吗？’”
是否适用于国内律所？
像A&O Shearman和Herbert Smith Freehills Kramer这样量级的合并案例，在国内已经多年未见。
最近一起相对较大规模的国内律所合并案例，是2023年10月上海瀛泰与吉林功承的官宣合并，合并后的功承瀛泰在2023年底突破300人——这一规模在当时亦未能排入中国律所前100位。根据功承瀛泰方面披露的规划，律所计划在2030年前跻身“千人所”——这一体量在当前大致能进入国内规模排行前30位。
往前数2年，2021年安杰与世泽的合并规模要更大些，合并后法律专业人员和辅助人员超过500人；再往前1年，2020年的博和与汉商合并，体量刚刚达到百人量级；再上一次的大体量级合并，可能就得数到2016年的观韬和中茂了，双方合并后体量超过500人。
而真正能够达到千人量级的大型合并，需要将时间前推到2015年和2012年。2015年，大成与Dentons完成合并，全球律师人数超6600人，其中大成律师人数超4000人；2012年，金杜与澳大利亚万盛（Mallesons）结成紧密联盟，全球人数超3000人。
明面上看，上述两者似乎和A&O Shearman和Herbert Smith Freehills Kramer类似，也都是通过本国律所与国际律所跨洋合并形式，体量上也都是千人级别的大型合并。但实际上，无论是金杜和万盛，还是大成和Dentons，都是采取瑞士联盟架构进行的合作，也即共享战略、资源和客户网络的同时，保持自身在盈利、成本和合伙人薪酬等上的独立性，而不是类似后两者“宣布合并，然后寻求各方面融合”的深度合并形式。
换言之，国内真正意义上完成财务、管理等方面一体化的超千人体量的大规模合并案例，其实还未曾出现。
原因不难分析：
从内部看，国内市场规模相对有限，整个法律服务行业产值约在2000亿出头，而经过十余年的规模化进程，国内千人规模以上的头部律所大多已经实现了全国范围的基本布局，规模上逐步趋向自然生长，需要横向合并来快速提升规模的主要是数十人规模的中型律所或数百人体量的中间律所。
而对于中国律所+国际律所的跨国合并，由于国内律所仍在实体出海的探索阶段，架构和模式方面还不足以对外大规模输出，在最为发达的英美头部市场影响力也仍有限，相对并不具备大规模合并的成熟条件。倒是类似金杜和大成的瑞士联盟相对仍有可能出现，尽管具备对等规模和条件的律所也仅有头部少量几家。
从外部看，随着中美关系的日趋紧张，中美律所间深度合作的难度只会越来越大，而中国律所“出海”潮流指向的“一带一路”沿线（如东南亚），法律服务市场大多仍由头部国际律所宰治，本土力量相对偏弱，缺乏中国律所主导大型合并的基础。可以说，在中国律所尚未将力量真正投射过去时，谈论跨洋合并也为时尚早。
合作不一定需要合并
“世纪合并”是手段而非目的。
归根究底，合并也只是律所实现规模化发展的多种手段之一。即便单论合并这条路，相较于两家或数家巨头之间的对等合并，吸收式合并在国内要应用得更为广泛与普遍。
比如道可特仅在2021年8月至2022年4月的短短半年间便先后吸收合并了俨道、五环、达晓、大器、知元5家律所，多轮吸收合并累加起来，规模成长速度并不一定逊色于单次大型对等合并。
此外，合并带来的不仅仅只是增益，也有各种挑战——制度、分配、文化、利冲，等等。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失败的律所合并案例也都比比皆是。
单论国内，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前提下，合并带来的积极价值有限，形成又一个巨头的结果可能仅仅是徒增管理成本或耗费大量时间融合——至少以普遍理性而论，事实似乎如此。
除非合并两方对后续发展有深度思考且具备真正的互补性。以最近的功承和瀛泰为例，两方对“适度规模化”存在共识，地理辐射范围和业务领域也具备互补性，又都想要真正突破“区域所”的天花板，最终才在长期接触和沟通后完成合并。
跨国合并也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跨国合作一定是个好方向：比如在金杜和安睿顺德伦于去年7月签署排他性业务转介合作协议后，两方都收获了不少好处——金杜将欧洲业务交给了安睿顺德伦，另外从安睿顺德伦这边承接国内业务。安睿顺德伦首席执行官李·兰森（Lee Ranson）在合作半年后称：“这对我们来说非常有效，所以我们对此持乐观态度。”
而今，随着特朗普在新一轮美国大选中胜出，不少行业观察者认为中美间的局势会进一步恶化下去：这对律所来说绝非好消息，未来美国律所撤离中国的趋势很可能继续。
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其中可能存在一些机会：比如涉及国内资产的复杂跨境调查，多数国内律所尚不具备处理这类复杂高风险跨境事务的能力，这既会激发中国律所想办法提升自身服务水平和质量，也让不少国际律所看到了在中国继续开展业务（比如帮助中国企业应对美国制裁、调查）的价值。
比起合并，各展所长寻求合作共赢要来得更为合适。
本文作者
吴梦奇 智合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关注行业动向与律所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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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吴梦奇Scott
编辑 / 顾文倩Aro
分类 / 原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