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势必将扰动世界贸易市场，也会再次影响中企出海的方向。
2018年，特朗普政府开始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并在拜登政府期间持续，最终覆盖约4千亿美元的商品。在此期间，中国工厂为规避制裁等，到东南亚和拉丁美洲投资建厂。
紧邻美国，墨西哥有区位优势带来的物流效率，同时2018年签订的“美墨加协定”降低了出口北美的关税。
墨西哥还有全球领先的汽车制造产业链，从上游的矿产、零部件到整车，奥迪、宝马、本田、特斯拉等车企均有在墨西哥建厂。有的中企即是作为特斯拉的供应商而出海至此。
与亚洲国家相比，出海墨西哥的中企可能面临着更困难的处境。相似的问题是，在中国新能源行业高速发展中，中企在世界各地大举收购矿产，而各国政府在近年相继调整相关政策，对矿权归属产生纠纷。
特殊之处在于，墨西哥各种法律在执行中的灰色空间，和一贯存在的劳工保护问题、工人效率较低等，使一些中企的投资项目因不适应劳工法律保护而终止。相对较大的文化差异，缺少华人提供有效可信的服务、弥合裂隙，令企业水土不服。
国际投资过程中，与东道国政府产生纠纷，需要律师提前审查有关贸易协定和仲裁条款，将国际仲裁作为最后保障。而具体项目的实施，涉及与当地行政部门、劳动者打交道，或有鱼龙混杂的中介可以快速解决，但长远发展，还是需要合法合规的保障。在此方面的法律服务，可能还有较大缺口。
资源争夺诉诸法律
近些年，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收购锂矿，纠纷随之产生。
从2019年，赣锋锂业逐步对Bacanora公司进行收购，后者主要资产是位于墨西哥的锂黏土Sonora项目，这是全球最大的锂资源项目之一。
2021年底，墨西哥政府批准上海赣锋以自有资金对Bacanora公司所有已发行股份（已持有股份除外）进行要约收购，交易金额不超过1.9亿英镑。2022年8月，赣锋锂业宣布用1.9亿英镑，完成对Bacanora公司100%股权的收购。
然而，2022年4月和2023年5月，墨西哥政府两次修订《矿业法》，将锂列为战略性矿产，并规定禁止向私营企业授予锂矿特许权，将锂矿的开采权授予了国有实体。之后，墨西哥政府宣布对所有已颁发的锂矿特许权进行审查。
这一收购被墨西哥锂资源“国有化”战略打断。2023年8月，墨西哥矿业总局取消了赣锋锂业子公司，在墨西哥持有的Sonora锂黏土项目的9个矿产特许权。同年11月，墨西哥经济部驳回了赣锋锂业墨西哥子公司就此提起的行政复议。
2024年1月，赣锋锂业墨西哥子公司向墨西哥行政司法联邦法院，提交行政诉讼申请，要求撤销此前取消特许权的决议，该行政诉讼申请已被受理。
同年4月，据赣锋锂业业绩会，根据墨西哥的法律，此事最终结果将由墨西哥行政司法联邦法院作出判决。公司代表律师认为，依据过往判例和事实证据提起的本次行政诉讼，可能使他们在中立的法院胜诉，但仍无法对本次行政诉讼的最终结果进行判断。
赣锋锂业升级了法律行动。2024年5月，赣锋锂业多家相关子公司就此，向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提请仲裁程序。
仲裁的援引文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墨西哥合众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互惠保护投资的协定（China-Mexico BIT）、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和墨西哥合众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互惠保护投资的协定(UK-Mexico BIT)。
金杜律师事务所苏畅等撰文指出，国际投资协定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双重保护：实体上，协定要求东道国为投资者提供一系列实质性待遇；程序上，若东道国未遵守规定的投资保护义务，投资者可以申请国际投资仲裁，寻求金钱赔偿。
在全球锂矿争夺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政治风险加剧的背景下，中企海外锂矿资产面临监管和政治双重风险，国际投资协定是保护企业海外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与商事仲裁相比，国际投资仲裁可作为投资者向东道国政府施压、寻求和解补偿的有力手段。近年来，中国企业利用投资协定发起投资仲裁的数量逐渐增多。
这类纠纷并不少见。2023年，锂资源大国智利表示将推动该国锂矿产业的国有化，成立国家控制的锂矿公司，天齐锂业因此陷入纠纷。此前，加拿大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三家中资企业从加拿大关键矿产企业撤资。
关键矿产资源对国家安全日益重要，各国政府通过制定新政策，加强对其供应的干预。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京川等在文章中称，世界各国先后密集发布了关键矿产领域的外资监管新政，通过扩大审查范围、提高税率和特需使用费、增加环保要求等，收紧外资监管。这些方式总体都围绕着，提高本国的自主能力，降低对单一第三方国家的依赖。
营商环境水土不服
投资项目落地涉及的选址建厂、雇佣员工等具体事务，是出海墨西哥企业的另一重难关。中国企业在墨西哥建厂，法律诉求多集中于土地交易、劳动争议等领域。
墨西哥的土地是私人所有，租地、买地要通过咨询公司或中介。兰迪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汪蕴青曾有客户，在工厂运行多年后，突然收到法院传票，村社主张拥有这块土地的所有权，要求企业返还土地。由于墨西哥土地政策及改革多变，工厂购买土地程序没有问题，但村社也有法律依据。
劳动争议则可能涉及，墨西哥对员工福利待遇的各种要求，和本地工人散漫、重视尊重与平等的文化，这令惯于管理中国工人的企业受挫。
在财经的报道中，对此给出了一些细节。在中企集中的地区工人平均工资为4000元人民币，较贵的另一地可达4400元人民币，基础工资外还有社保、两三倍的加班费和其他福利，每周工作时间也有严格限制。
墨西哥有规定，每年法定最低工资上浮20%，以冲抵通货膨胀，这使企业的用工成本上涨，带来营收增长的压力。且企业盈利后，每年要拿10%的利润给所有员工分红。不过，企业分红不一定能激励员工努力工作，有企业分红后，隔天员工的出勤率大跌。
周一，墨西哥工人的出勤率最低。由于墨西哥有每周发薪的模式，周五领工资后就不愿上班了，还有周末的宿醉要醒。中国管理者时常要亲自下车间干活。
若想雇佣更多勤劳的外籍员工也行不通。当地《联邦劳动法》规定，外资企业墨西哥籍员工所占比例至少达到90%。没有达到标准的企业，会被罚款。
墨西哥人或许天性散漫，但在他们眼里，中国的管理者“比较严肃，很少笑”，较少有中企强调“快乐”的企业文化。此外，还有部分企业缺乏契约精神，有中企与房东签订了租赁厂房的意向书，明确房东为其保留30天，超出后有权租给别人，但超出时限后这家企业又找回来，要求被拒绝后起诉房东，最终败诉。
而在一些中企看来，墨西哥是一个高标准立法，选择性执法的国家，有很多灰色空间需要额外花钱。
建厂初期，选址后开工，要一笔“清表费”，因建厂会破坏地表树木。有中资工厂被市政府索要了约合320万人民币的清表费，如果找人，可以减到80万人民币。交完这笔，还要交“建筑许可费”。甚至清关、工厂通电，企业都要花钱找中介。
诸如此类许多程序性环节的“阻碍”，催生了大量良莠不齐的中介。部分原因是中企不熟悉墨西哥的相关法规政策，总希望快速解决问题。
墨西哥有不少服务于中国企业建厂的咨询公司，帮助企业处理关务、人事、选址、建厂等事务。在这些环节存在前述，企业通过中介的灰色手段达到目的的情况，不过若长远发展，应当合法合规，否则被查到后就是巨额罚款。
中国律所也发现了其中存在的机会。2023年，京师律师事务所在墨西哥开设了办公室。截至2023年5月，盈科、大成、兰迪律师事务所，以不同形式在墨西哥布局。
官方也为企业出海联络了当地法律服务。2024年10月，宁波国际法律服务中心与墨西哥的Mexcentrix和Bravo Abogado律所，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建立了墨西哥分中心。这两家律所能为中国企业到墨西哥投资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包括公司设立、土地购买或租赁、人力资源管理、税务、争议解决等。
当下，特朗普入主白宫，据外媒报道，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原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可能被任命为财政部长。这或影响2026年迎来第一次审查的“美加墨协定”，使将墨西哥作为出口美国中转地的企业，观望未来是否继续投资。面对变幻的国际局势和当地环境，中国企业也需要更多法律咨询帮助决策。
本文作者
万笑天 智合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关注行业发展与律师动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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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吴梦奇Scott
编辑 / 顾文倩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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