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 | 试析数智时代传播领域的三个关键性改变

《学术探索》2024年第9期

　　人类历史的发展已经历了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现在正处在向数字文明时代深刻而巨大的转型中。所谓“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就是对当今这个时代的特征描述。被誉为“创新理论”鼻祖的约瑟夫·熊彼特对于这种“大变局”用了两个关键词来加以定义：“断裂式发展”和“破坏式创新”。所谓“断裂式发展”是指传统理论、发展模式及底层逻辑已经难以为继，其效用正在中断和终结，未来发展的可能必须建立在创新逻辑和模式的基础之上。对这种创新熊彼特加上了“破坏式”这样一个彻底否定式的定语，足以说明，在他看来，新时代的发展与创新绝非对于旧时代遗存的小修小补，以及某些环节、要素的效能的改善与效率的提升，而是一种凤凰涅槃式的重构。因此，“革命”是定义当下时代转型特征最为恰切的关键词——它发生在转型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过程当中。

　　事实上，这种深刻的革命已经发生而且必将在更多的领域、更多的过程中以越来越猛烈的方式发生。就新闻传播的学科发展现状而言，总体上是一种用大众传播时代的理论与实践来认识和把握今天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现实，并试图让人们以此去面对数智时代的未来。尽管其中有不少研究的精华在“点”的意义和某些过程性的环节中仍然具有真理的价值和力量，但在其总体结构和基础底座的意义上已经千疮百孔、乏善可陈了。那么，在传播领域及其学科构建中，到底发生了哪些革命性的转变呢？我们不妨择其要点，略加分析。

　　一位智者曾经指出，历史不仅仅是关于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些故事，对于一个学问者而言，那些隐藏在历史书写背后的人和事才是更值得关注的。所谓学术研究的过程，其本质就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去寻找那些缺乏答案的、被遮蔽的和我们不知道的，但对于我们解释历史、把握现实和面对未来非常重要的那些未知的、空白的和被遮蔽的知识、信息以及贯穿于其中的事实、逻辑和理论范式。因此，满腹经纶已不再是学术的光亮之所在，重要的是：你的贡献在哪里？哪些未知是经由你的努力转化为已知的？哪些混乱的东西经过你的处理而变得条分缕析、洞若观火？哪些学术范式和学术方法是由你的研究而创立了新的研究基础、研究视角和研究进路的？这就是今天乃至面向未来的学术逻辑的全新定位：打开未知的力量与能力。

　　本质上，人工智能是依赖数据、算法和算力的一种机器智能，它对已有的、可以数据化的知识、经验和信息，并可以被算法解析和把握的那些知识和内容，大语言模型有着较之人类更好的认知、把握与再生成能力，它虽然也可以进行某种“趋势外推”逻辑意义的创新，但总体上是属于一种对既有知识和信息“向后整合”的智能技术。然而，人类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问题，很多都不是可以用现有的知识和经验能够完满解释和把握的，更不必说，涉及那些非逻辑、非理性的道德、艺术、宗教等领域的问题更非是以概率逻辑的“接龙式”生成的AI技术所擅长。因此，目标的设定、边界的打破、解决复杂问题的直觉式判断、建立在人的感受性评价性反馈基础上的“规训”以及独属于人类的“远离平衡态”的执着，等等，都是大语言模型崛起后未来人类之智着力的方向及关键。因此，在我们看来，大语言模型本质上凸显了人类智能的核心价值，它是对智力劳动的一种划类和分工，是对人类智能的一种致敬，而不是简单的替代和超越。换言之，大语言模型剥离了智力劳动中逻辑的、理性的、可被数据描述、可被算法解析的部分，而把非逻辑非理性的、无法用算法解析与表达的那些人的激情偏好和目标性的画龙点睛式的赋魂之智，交给了人类来执行和主导，这实质上是人本地位的进一步强调而不是削弱。

表1　机器智能与人类智能的不同特点与价值分工

　　我们以前理解一件事情，总是喜欢问有没有“先例”可循。但人工智能带来的智能革命没有成功的先例，如果你照着“先例去学”，你基本就做错了——我们需要的是找到一条新路。而这条新路的开辟是从面向未来的提问能力开始的。虽然对于未知的提问能力一直都是理论和学术发展的关键，但在时代发生深刻转型的今天，这种面向未知所产生的力量与能力极为重要。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变动的世界，这是一个由无限不确定性与无限可能性交织的混沌态，从“未知”的新发生中学习，从现实数量庞杂的元素“动态的群体选择”所生成的自由秩序中学习，是在AI时代人类不得不面对的过程。在这种不确定的时刻，当我们在与时代的对话中不假设自己拥有所有答案（如某些批判学者用旧标准评判一切，其结果只是拉历史的倒车）时，一种重要的研究就会发生。事实上，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以及我们如何应对它，将在未来使我们对于文明的发展有所贡献。概言之，“未知”世界常常就横亘在每个人面前,胆怯的止步了，守旧的人困住了，创新者超越了。其实，“空白”很少是虚空的，它往往是充满力量和新知的。我们“不知道”的部分，往往能够讲述最有力的故事和最为深刻的道理，这一个个的故事和道理就是我们奔向未来的新路之所在。

　　在互联网之前的传统时代，人们一般是借助于口语、文字、图像、视频等介质来了解和把握知识、信息及现实环境，从而完成自身认知上的“文化地图”中知识图谱的构建与个体的社会化进程。但随着数智技术的迭代发展，人类可以借助AR/VR/MR等沉浸式媒介，特别是作为“世界模拟器”的Sora，用户可以在虚拟环境中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了解感受环境，从而实现从知识和信息的“灌输时代”到“体验时代”的跨越与转型。

    （一）在体验时代，非逻辑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日益凸显、关系连接在社会化结构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强化，而具身化沉浸交互体验日益成为人们获得信息和知识的主要方式

　　首先，情感、情绪等非逻辑、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日益凸显。在印刷媒体时代，文字作为一种媒介，使人的信息接收限于单一化的信息流动。这样就强化了其中蕴含着的理性思维，它凸显了富有逻辑性与抽象性的话语权力。而在电子媒介时代以及当下的互联网时代，以视频为代表的富媒体，其信息表达更为感性、直观，且更易被接受。但这种超文本信息的传播是一种复合、混杂和具有相当冗余度的“非线性、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的方式进行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思维的连贯性和明确性。到了今天的数智媒介时代，数智技术的媒介化呈现更加呈现了用户的高沉浸化体验与具身化交互，用户的活动空间被无限拓展，穿梭于各类场景中交互体验。此时人的情感、情绪等非理性要素在信息的社会性传播、社会交往的认同与共情，以及社会注意力的吸聚、筛选与交融过程中起到越来越关键性的作用。

　　其次，关系连接在社会化结构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强化。媒介的本质就是其作为桥梁和中介的“连接者”的角色扮演，媒介表面上看是形形色色的内容的载体，但其本质上是其“全部社会关系”的隐喻：互联网的Web1.0 时代，海量存储和超级链接等数字技术将网罗于网络上的海量信息资源一网打尽，实现连接，用户通过搜索、点击和浏览所谓“门户”网站就可以获取丰富多彩的资讯及内容。此时的互联网仍然是以“内容为王”的，其全部的连接基础仍然是以内容为核心的连接。而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互联网进入到了Web2.0 时代，用户间的连接是建立在彼此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关系网络的价值凸显出来，互联网的价值基础呈现出“关系为王”的特点，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在互联网世界的价值、功用和影响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源的多少、质量及其激活整合能力，人类实践相关的资源配置越来越依赖于关系网络中的流动及其质量。而平台型媒介的崛起，也是凭借自身的技术和资本优势，掌握大量的关系资源，成为了许多服务的入口。即所谓“无关系不传播”“无关系不价值”成为这一发展阶段上的铁律。发展至当下的Web3.0 阶段，以生成式AI为代表的各种智能媒介技术以数据、算力和算法所形成的强大整合力和价值匹配能力，重新创造了人与万物、人与环境之间的全要素、全环节、全过程连接，实现虚拟和现实交互交融的“万物皆媒”的场景时代。作为人工智能底层技术的算法，在体验时代，已经不仅仅是过去将用户个人喜好与信息资讯进行匹配的认知中介，更多的是人与内容、人与平台、人与物以及人与人关系的连接纽带。关系数据成为了算法优化的关键要素之一。

　　最后，“第一人称”的具身化沉浸交互体验日益成为人们了解信息、获取知识的主要方式。一部传媒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人类凭借传媒的升级迭代不断地突破现实世界的种种限制而走向更大自由度的发展过程。比如，“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延伸了人们的眼睛，广播及电视等电子媒介则延伸了人们的耳朵和眼睛，但在这一发展的过程中，同时“延伸也意味着自我截除”，当媒体与人处于一种“离身化”的状态时，即便它可以大大地丰富和延展人类各感官的机能，但仍无法有机地融入个体的日常感受与生活中。而通用型智能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将使得视觉和听觉的局限日益被打破，但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AR/ VR机Sora等技术的不断突破和统合集结，嗅觉、 味觉、 触觉和神经系统领域在高沉浸、高保真的虚拟环境中也能得到满足，实现体感与环境的融合统一。身体卷入度和身体实践自由度的大幅提升使得用户可以在虚拟世界中进行通信、购物等具身化实践，由“半沉浸式”体验过渡到全感官的体验，由此，具身化沉浸交互体验将越来越成为人们了解信息和获取知识的主要方式。

    （二）在体验时代，用户认知逻辑迎来巨大转型，即人们往往不再根据客观事实来认知世界，而更多地依靠非理性因素来建构对于自我和社会的认知

　　首先，人们将在体验中依靠关系的感知而实现关系的过滤，进而形成趣缘圈子与共同体的想象。生成式AI所建构的价值网络可以理解成一种价值关系的过滤器，体验时代人们越来越依靠或显或隐的价值关系来建构自我和社会认知。其背后的底层逻辑在于，人们需要并渴望通过价值关系进行自我定位和身份建构，从而将自己归入某种虚幻的“共同体”之中，而互联网“连接一切”的特点使得传统社会中难以被感知到的共同体身份变得更加具体，因此人们更加习惯于通过定位和想象自己所属的圈子来规范自己的认知和行为。

　　其次，人们在体验中依靠情感来阐释其全部社会关系，进而实现其群属的符号建构与认同感的获取。互联网去中心化、匿名化、虚拟化的技术特质使得持有对立观点的人常常陷入一种鸡同鸭讲的无效交流之中，社会共识的达成变得极为困难。因此，“情感”取代“理性”、“主观”取代“客观”成为突出的时代特质，尤其是Sora等平台技术更使人们意识到，与其陷入一种彼此无法说服的交流困境，不如彻底追求一种具身的、情感意义上的满足。在互联网社会中，随处可见的是各种缺乏逻辑与理性的交流，认知与观点不再是一种崇尚客观的理性结论，而是一种用来区分“我们”与“他们”，获取情感认同的方式。

　　最后，人们在体验中依靠主体的具身参与获得交互体验与代入感的满足。体验时代之前，人们大都作为客体处于一种“被言说”的状态，即使大众传播时代的专业规则要求媒体必须站在用户的角度进行需求洞察与内容设计，但人们始终无法实现真正的“自言说”，进而难以获得具身意义上的参与感和沉浸感。互联网，尤其是基于算法的智能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颠覆了这一局面，使得普通人也能拥有一定的表达权利，进而激活了人们的主体意识，使得人们不再满足于“被书写”的地位，并通过各种反叛性与解构性的方式对过去那些由权威所建立的不平等的话语结构与权力关系进行抵抗，进行自我书写与创作，体验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用户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深度的社会参与。

　　（三）Sora驱动信息模态与价值连接的升维，人类社会将进入全新的场景体验时代

　　在Sora等智能技术的作用下，大众内容的生产开始从以文本为基础的单模态升维到以影像为基础的多模态，由此，个体的主体意义得到极大增强。ChatGPT等基于大型语言模型的智能媒介前所未有地改变了大众内容生产的效能，增强了个体感知、认知和表达水平，使传播的内容生产跃升到全新的层次。尽管如此，我们需要看到的是，ChatGPT立足于文本模态的价值赋能受到单一模态的限制，其价值创造的规模是十分有限的。而Sora和ChatGPT的不同在于，Sora以视觉模态为基础，能够囊括整个物理世界的全要素，能在算法算力的加持下对这些要素进行极大规模的整合、浓缩和提取，并能在个体意志的引领下形成更加丰富、立体和饱满的表达。其实质是大众内容生产从语言到非语言，从抽象到具象，从逻辑到感觉的革命性跃升。这种跃升系统地深掘并表达了人脑中无穷无尽的，模糊隐晦而无法凝练为语言的思绪，并能与前述万千物理世界的要素进行细腻的整合、匹配、连接，形成更加广阔的可供性。这种可供性的剧增会形成人与世界连接的全新方式，正如从传统的功能手机到乔布斯所创立的智能手机的“iPhone时刻”。功能手机作为具有特定功用的终端，连接的对象和内容都是有限的。iPhone从功能机的语境中脱离出来，以“应用（Apps）”的方式重构了手机的功能逻辑，使手机成为人与外界连接的超级终端。Sora也将改变信息生产传播的语境，使人在与外部环境连接的过程中，不但能够进行单薄的话语交流，更能让人们以具象的形式分享创意，分享构想的场景。人们能够在具象的呈现基础上进行沟通，进行游戏，进行复杂的行为协同。因此，Sora驱动的大众内容生产的模态跃升，其关键意义在于人们能够超越信息交流的范畴，能够在近乎于真实的实践场景中进行会话和深度协同。

　　具体地说，人类的认知、学习、沟通将全面进入“场景体验时代”。Sora能够模拟如视频游戏的数字化过程。未来Sora将可能被应用于建模、生成游戏动画和场景等。这意味着无限生成个性化的数字场景成为可能。换言之，每个个体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构造亦真亦假，虚实交融的数字场景，也能够进入到万千场景中获取新知，获取体验，实现学习和对话。这不同于传统的“场景”概念——如打车、外卖、网购等理性逻辑构造下的分众场景，在智能媒介模拟物理世界的能力加持下，个体的每一个思绪都能够形成更加直观、更加细腻、更加立体和饱满的场景，在这些场景中我们能与故人对话，能在未来遨游，能让每一个奇思妙想成为现实。因此，Sora代表的智能媒介将开启不同以往的、全新的“场景体验时代”。这种全新的“场景体验时代”将具有四个重要特征：其一，个体将以第一人称进入到场景之中，具有学习和探索的自由度。在沉浸传播时代，人类传播将第一次真正地进入到了“我的场景我做主”的发展层次上，将传播中的选择权、主动权赋予用户。其二，在全新的场景体验时代，个体能够以相对具象的方式呈现话题，极大地削减语义不明的灰色空间，使会话多方能够对话题形成共通的基础的认识，从而减少网络中各说各话的沟通困境。其三是场景体验将成为个体消除认知差异，达成共识与共情的新路径。在全新的场景体验时代，用户个体可以基于数智技术来实现对于场景的构建和场景的共享，通过消除认知不匹配帮助不同立场的个体彼此理解，形成换位思考的可能性。其四是场景体验将成为个体认知改变的关键要素，能够很大程度上弥补语义模糊带来的认知偏态和刻板印象，使不同立场的话语能够在理论上处于对等状态。总之，泛众化构建多模态场景的能力对人类认知的完整性、自主性和可操作性具有关键性意义，智能媒介将成为未来人类学习和认知的关键平台。

　　一直以来，游戏在我国的传统观念中是一个被严重污名化的事物。众所周知，人类曾长期处于严重的物资短缺的约束之中，这便造成了我们的先人对于任何令精神和感官愉悦的事物都充满了警惕和拒斥。其实，与此相对立的，历史上也有相当多的思想家、哲学家很早就指出：游戏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生活的一种高级形态。譬如，柏拉图就认为，仪式和游戏具有天然的同一性，游戏是人对神的最高崇敬。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游戏是劳作后的休息和消遣，是本身并不带有任何目的性的一种趣味活动。而席勒更是从人类文明的高度上认为人只有在游戏的时候才是一个“完全的人”。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中后期，由于物资短缺这一长期困扰人类生活方式的梦魇被解除，让人类长期被压抑的游戏欲望得以释放和满足。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实现了物质与信息的供给从短缺到盈余的巨大改变，所有这一切，使得娱乐与游戏正在越来越强势地走向人类生活舞台的中央。有研究表明，在未来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中，作为虚实相融、能够创造出丰富社会场景的游戏将越来越成为未来人类实践的主平台。

　　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逻辑上的重大失误，一直以来，我们并没有将游戏视为一个媒介，事实上，游戏不但是全功能、全要素媒体（即作为媒介所应有的要素与功能游戏统统拥有）而且游戏内含的重视用户的心理体验，以及通过游戏机制所产生的吸引力、沉浸度、融入感等都是在今天所谓的“传播盈余”时代特别重要的，且值得学习和效仿的传播模式、传播机制与传播法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以用户为本”的传播逻辑在游戏里的实践与体验中体现得最为纯粹与充分，这实际上对其他所有类型的媒介在改善和提升其传播效果方面都有很好的标板意义。须知，我们只有先把人们吸引到自己构造的话语场当中，才能对其施加预期的影响。在元宇宙和生成式AI的视域下，游戏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现代型的重要媒介，从游戏的内在逻辑和未来发展的角度来说，游戏更是未来社会发展中的具有升维意义和特征的全新媒介。所谓升维媒介就是它跟现有的所有媒介是不一样的，它作为媒介的性质和功能远远超出了现有的媒介，低维度媒体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它同时还拥有低维媒介所不具备的升维意义上的全新功能。研究表明，游戏将成为一种承担未来社会主流传播的升维媒介，具体地说：

    （一）游戏是一种实现“知行合一”闭环学习机制的新型媒介

        什么叫知行合一？孔夫子讲“学而时习之”，意思是真正的学习的过程是分成两个阶段完成的，一方面要告诉你相应的知识、技能、技巧，另一方面还要让你亲自动手去操作和体验，再根据这种操作和体验的反馈来总结经验，以便实现对相关知识真正意义上的掌握和“占有”，这本质上就是人类习得知识、获得成长的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而我们现有的所有类型的媒介，本质上其实仅仅是一种告知型的媒介，它可以把相关的知识、技能和经验信息告诉你，但它并不提供操作和体验的实际场景，以至于人们常常有一种“纸上得来终觉浅”的缺憾感。而游戏，尤其是数智化意义上的游戏，是既可以告诉你知识、技能、规则与任务，同时又能够通过实际场景的构建，在真实场景的沉浸式体验中让你依据已有的知识和方法去操作和实践。如此便能够形成知识学习、技能提升的完整闭环。所以我们把游戏称作是一种“知行合一”的媒介，就是说，人们不但能够学习，还能够在学以致用中亲身体验，在沉浸式场景中去尝试运用知识解决问题，把握所学到的东西是实是虚，哪些方面还有欠缺、还需要补充，使认知上的知识更加丰满和立体。

    （二）它是一种与未来元宇宙社会得以无缝连接的虚拟与现实“混合态”的全新媒介

        未来数智文明社会（即元宇宙）是一种虚实相融相生的社会形态，是现实世界与概念世界编织起来的数智世界。这个数智世界需要一种媒介能够在这一全新世界中贯穿始终、无缝连接、无所不在。但在我们可选择的所有媒介类型中，除了游戏（主要是数智技术加持下的游戏）能够做到之外，还有哪一种媒介类型可以担当此任？实际上，除游戏以外的所有现存的媒介形式都无法在虚拟和现实的数智世界中实现全要素、全功能和全程的无缝连接，从而有效地连接和构造起一个混合现实的世界样态。只有游戏作为一种全新的和具有升维意义上的媒介，其所具有的性质和功能，才是现实跟虚拟无缝连接的最为匹配、最为有效的媒介形态。

    （三）它是跟未来“分布式”社会的圈层化组织形态最为匹配和具有“破圈”能力的媒介

        游戏是用某种普适的文化趣味（趣缘关系）来构建的社会（虚拟）场景和实现各社会要素的连接的，是最符合未来社会形态的一种组织方式。具体而言，人类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组织的底层逻辑都是基于基础性的关系连接：如原始社会，人们是靠血缘关系、亲缘关系来形成社会的组织和协同，所以原始社会的族群是比较小的，几个人几十个人在一起协同协作。到了农耕文明时代，为了扩大生产力，人们依据地缘关系来建立彼此之间的劳动协同和社会分工，所以就有所谓“远亲不如近邻”之类的说法——远处的人或事跟我们是没什么关系的，既不产生交换也不产生协同，而我们的近邻哪怕没有血缘关系，也会相处得非常好。而到了工业文明时代，业缘关系在形成社会组织中全新崛起，它根据经济的不同属性类别的要求，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寻找适当的劳动力来进行资源配置，因此大工业时代是靠业缘关系来构造社会基础的组织形态。而到了数字文明时代，人们是用趣源关系来构造起整个社会的基础联系，这种趣缘关系所构造起来的社会基础组织在互联互通的网络世界就是DAO（被称为“岛”）。DAO即是社会圈层，而游戏实际上与其最具有文化上的普适性和契合度，跟这种组织形态最为匹配，因为人们有不同的爱好，有不同的追求，需要不同的场景体验，游戏可以构造个性化发展的交集点，用来形成人们的社会存在、社会发展和社会体验。此外，圈层的发展会带来社会的“部落化”，而这种“部落化”会造成未来社会政治的巨大风险，所谓“隔阂产生偏见，偏见酝酿冲突”，因此未来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实现“破圈化”的社会沟通与协同，而游戏则是基于人们底层“趣缘”的一种联结，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吸引不同圈层的人们在游戏的平台上的聚集与交互，并且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形成彼此的认知、找到社会最大公约数，进而形成社会共识，并消除因“部落化”的割裂所造成的可能的社会关系上的“撕裂”。换言之，游戏作为匹配这种组织形态的一种媒介，它的文化内核就是“趣缘”。所谓“趣缘”，它既包括价值观、人生观等，也包括人们的个性喜好和基础意义上的普适需求等，这种趣味上的普适性，就可以成为让大家聚在一起来交流沟通、整合协同的一种社会的“破圈”连接的有效介质。

    （四）游戏的场景预设的丰富的可供性，可以使其成为提升人类社会实践探索丰富性和经济性的“预演式”媒介

      前辈和师长经常教导我们：人生只有现场直播，没有彩排，无法预演，关键处的选择只有三两步。如果选择错了方向，人生就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在此前形形色色的人类实践中，人们为选择和选择错误所承担的压力和付出的代价都是极其巨大的。而游戏，特别是具有无限丰富的场景构建的可供性的数智型游戏是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来设置某种特定的社会场景来进行体验和操作的，所以它是可以“预演和彩排”的。由此可以说，游戏可以极大地降低人类社会探索和社会选择的成本与代价，提升了人们选择的丰富性和经济性。这一点也是当我们进入到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创新型社会时，对于游戏的这种“预演和彩排”的特征是有着非常自然而紧迫的需求的。实际上，过去人类文明发展一直有一个确定的方向——就是增加物质财富。而当人们进入到今天乃至未来的个性释放、潜能开发的数字文明时代，发展的方向越来越难进行统一的明确。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人们在一种无定向选择当中，成本代价是很高的，而游戏可能会成为我们探索未来社会的发展目标、发展形态的最重要的预演平台。这也是游戏作为一种升维媒介跟未来社会发展非常匹配的重要特性之一，更不用说作为一种未来媒介，其游戏化的传播机制和传播模式，在盈余传播时代对于其他媒介改善传播效率和用户体验是一种重要的借鉴。

      我们正处在一个时代发展的关键期，这时候需要我们的想象力和基于这种想象力的勇气和决心。今天，在新的数字文明时代已经开启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而且必须要有自己的时代责任和使命担当。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