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论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跨国、跨学科研究对话——新媒体与全球信息社会的公正传播

文摘 2024-12-20 17:41 云南

《学术探索》2024年第11期

主持人语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第十三届“新媒体与全球信息社会的公正传播”暑期学校邀请八位海内外著名学者聚焦全球在地化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社会性别、质化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交叉分析模式等展开具有现实主义批判深度的跨国、跨学科课程教学。暑期学校的宗旨之一意在警觉智能社会如何不为智能迷思所迷惑，保持学术思想与动态生活关联的独特品格，继而获得社会现实的反思性、批判性洞见，让思想所带来的理论想象力丰富青年学者的学术追求。

传播政治经济学源自于马克思所奠定的政治经济学这一宏大的批判社会理论，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沿袭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批判资本与传播新科技强势结盟语境中的数字文化工业既是精神控制，也不断发挥着物质性力量促进消费主义，工具理性服务于文化工业的效用，流量持存控制了网络文化再生产。这一商业法西斯模式和启蒙理性陷入强权控制的内在逻辑甚为一致，外在于生活的力量严重压抑、制约着个体的现实生活，也就是商品形式对个体具有强制规定性，无论人或是物，在商品拜物教的世界中都成为商品。新自由主义与传播新科技强势结盟之后，商品的规定性所决定的“物化是所有人的命运”更难以逆袭，资本与技术空前扩张且没有时空盲点。新自由主义最关键的逻辑是剩余价值的积累已经不是凭靠增加劳动强度和延长工作时长，而是无处不在的弹性积累体制（regime of flexible accumulation）。伴随新自由主义“公共资产私有化”的主张，大型数字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数字圈地运动，西方媒体产业的集中化、垄断化趋势在所难免。在数字技术时代，ChatGPT和Sora，作为人工智能的成果，体现了“智能合理性”（intelligent rationality）时代的构建，充满悖论的全球取向、金融导向的数字化、垄断化技术平台公司正如火如荼地形塑新自由主义经济，试图在工具合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范畴内囊括所有领域，在此进程中，区域信息技术劳工、文化工业和雇佣机会都会矛盾加剧，南北数字鸿沟也会持续扩大，智能新技术的扩张不但没有颠覆既有权力结构，反而还缔造强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联盟，媒体组织的获益目标更加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和文化特权融为一体。

作为中国致力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曹晋教授以自身长期积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社会性别理论融合的个案研究为例，引导学员们展开全球在地的微观个案研究，即从问题意识、方法论、思辨性论述逻辑、学术修辞、青年学子的学术担当等面向透视微观个案研究的实操，从而落实政经与社会性别议题整合的本土化、语境化思考，如城乡、区域、性别、科技、流量等权力轴心如何再生产数字信息社会中个体的制约性关系，尤其是“量的规定性”如何操控多重权力矩阵中男人、女人的主体性。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孙国东教授则以“哈贝马斯的商谈合法化理论”为题，从哈贝马斯理论中“communication”的翻译、沟通行动理论、“后习俗的道德意识”与商谈的必要性及商谈民主与现代法律的合法化四方面进行深刻全面的阐释。在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和理性根据双重倒退境况继续恶化的数字技术时代，哈贝马斯已经深感互联网所产生的社会离心力量不可挽救，他以激进民主路径试图限定资本的无序扩张，此举非但没有有效遏制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自疫情之后，全球性的气候变暖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和全球撕裂、种族仇恨、右翼网络民粹主义等危及社会沟通的非理性媒体文化甚嚣尘上。国际著名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们忧心忡忡，铁肩担道义，如英国拉夫堡大学文化和经济荣休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客座教授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屡次着墨数字技术与气候危机之间的紧密联系，并呼吁学界持续关注这一领域的辩论。他以“数字传播与气候急变（Digital Communication and Climate Emergency）”为题，探索全球范围内气候灾难与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态势，带来的一系列可见或潜在的威胁性后果，以及作为数字媒体技术的掌控者与社会的责任主体，人类需深刻认识到自身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中不可推卸的重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体与传播系的媒体、文化与社会变迁教授沙昆塔拉·巴纳吉（Shakuntala Banaji）带来题为“全球媒介化公共领域中的韧性批判（A Critique of Resilience in the Global Mediated Public Sphere）”的精彩讲座。近年来，巴纳吉教授致力于研究全球媒体空间内虚假信息、错误信息及假新闻的复杂议题，并深入剖析了这些媒体内容在公共领域内广泛传播可能对公众认知框架与行为模式造成的潜在影响。她以敏锐的洞察力持续关注着民主、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公民参与等问题。莫里茨·奥滕立德（Moritz Altenried）博士系德国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t zu Berlin）欧洲民族学研究所与柏林移民与融合研究所（Berlin Institute for Empirical Integration and Migration Research）的博士后研究员，他以“数字平台：基础设施、地理与流动性”（Digital Platforms: Infrastructure， Geography， Mobility）为题，娓娓道来数字平台如何成为现代社会的隐形基础设施，如何在全球范围内重塑地理空间与人员流动。跨国移民在数字经济中面临的复杂处境——他们因数字平台的灵活性而得以生存，但同时又陷入了高度不稳定的劳动环境之中。这种现象使笔者不禁反思，数字平台在带来便利的同时，是否也进一步加剧了移民群体的边缘化与剥削？

数字信息社会海量数据分析的方法是新闻传播学员们急迫需要掌握的法宝，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郭蕾教授以“‘大数据’和传播学研究中的计算分析（‘Big Data’ and Computational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为题的讲座深度阐释了计算方法的基础程序与研究案例，她探讨了大数据对传播学的深刻影响，展示了将大数据计算分析与传播学经典理论结合的研究进路，鼓励青年学子灵活运用新方法，并始终对数字技术保持批判性思维。

因篇幅所限，本届暑期学校学术委员会联合主席曹晋教授应《学术探索》编辑部邀请，特别委托李宜桐、张锦仪、程嘉虹三位同学整理了以下六位中外学者的演讲内容，再次感谢林曦教授炉火纯青的现场翻译。

——主持人曹晋

说明：该专题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第十三届“新媒体与全球信息社会的公正传播”暑期学校演讲摘录。

整理：李宜桐（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张锦仪（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程嘉虹（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

曹晋|如何进行微观个案研究

作者简介:曹晋，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社会性别理论、新媒体与社会变迁研究。

微观个案研究的训练是对青年学子学术能力的直接训练与磨砺。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第十三届“新媒体与全球信息社会的公正传播”暑期学校课程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曹晋教授基于大量研究实例，从问题意识、方法论、思辨性论述逻辑、学术修辞、青年学子的学术担当等方面透视微观个案研究的实操。

一、微观个案研究的基本要素

微观个案研究体现研究者自身具备什么知识体系与研究兴趣，着眼时代语境要挖掘什么研究问题？用什么方法来达成问题的探究？前期基本要素涉及问题意识与方法论两部分。问题意识是研究议题的建构基础，涉及论文中关键词问题化与研究动机、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等环节。问题意识源于海量的文献阅读基础与鲜活的日常生活洞察，前者奠定理论体系，后者支撑在阅读他人研究的基础上透视生活现象背后的深刻理论洞见。曹晋教授认为，电子屏幕中的滑动浏览式阅读难以形塑深度思考的见解，她呼吁青年学子将实体书籍作为优先阅读材料。

曹教授提及指导博士生进行小红书“种草”研究的实际案例，启发学员围绕“女性主义”这一关键词展开批判性思考。辛苦营生的悲欢离合构成生活的基调，但当今数字文化工业片面倡导消费，特别塑造可以自信满满地自由购买的女人形象来彰显“女性主义”的光芒，刻意忽略妇女高强度母职损耗女人生命而过度劳累或过早衰老等真实困境。如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中，“女性主义”被借用为营销概念，形成形式理性大于内容的导向，与女性主义诉诸平等的内核背道而驰，女性主义如何在当下语境被问题化就是核心的问题意识。再如一些综艺节目，借助表达女人的成就，实则是资本包装与媒介化再现中虚饰性地为“女性主义”披上华丽外衣，妇女为生活与工作奋斗的真实辛劳却被遮蔽，底层妇女的辛酸更是不可见。对此，曹教授引用文学批评中marked与unmarked理论进行阐释，曹晋教授认为在数字文化工业追求利润的语境下，个体或社群被标识（marked），或者被遮蔽（unmarked）：再现与遮蔽都是展示不平等的方式，社会科学的意义就在于层层拨开权力包裹的云雾，明察多重权力如何进行以“伪女性主义”的面目再现或者遮蔽女人生活真相的运作，切实地为权力矩阵中的女人发声。

培养问题意识必须兼顾国际视野与本土社会情境。如曹教授与其学生庄乾伟发表的《指尖上的世界：都市学龄前儿童与电子智能产品侵袭的玩乐》（2013）一文为例，该文主题建立在全球信息发展主义与网络设施扩张的时代背景下，媒介环境成为儿童家庭生活娱乐的重要载体，儿童沉迷iPad、iPhone等电子智能化产品并日渐将其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亲子沟通环境在技术影响下发生断裂。家庭成为以电子智能产品为生产资料的作坊，家庭成员通过产品使用付出免费劳动。电子智能产品在全球开发免费数字劳工，劳动娱乐化、娱乐劳动化现象在家庭中弥漫，无边界劳动成为瓦解儿童主体性的工具；与此同时，学龄前儿童的电子智能产品使用行为则使技术异化趋于低龄化，儿童在新媒体技术的吸引力下成为智能产品消费终端的低龄劳工，其童年为跨国垄断公司贡献最易驯服且有充裕时间玩乐的市场资源，垄断资本与新技术的圈地运动深入家庭与孩童。

在理论体系建构基础上，研究者应在生活中保持问题敏感性。曹教授与其博士研究生曹浩帆发表《流动民工的男女平权与代际父权制再生产——基于大都市医院“双薪护工”劳动与微信沟通实践的分析》（2021）一文，该研究最初缘起于曹教授在父亲两次住院期间的陪护经历。陪护期间，曹教授聘请一位护工帮助护理，并在此期间与护工家庭充分互动，践行一种介入式行动主义的理念。曹教授注意到，医院护工会在下午三点与儿子、孙子联系，而忽略与女儿、外孙的情感连接，她由此意识到跨代际父权制并未消亡。进城务工的双薪护工在都市面临种种压力及其家庭内部互动关系、情感纽带和个体能动性，使曹教授将这类流动至都市进行共同劳动和生活实践的农村家庭视为女性主义研究追寻的男女家庭平等关系的经典案例。研究发现，在流动农民工家庭新居模式下，妇女家庭地位不再完全取决于生育，而是取决于家庭规模小型化以及夫妻共同进城务工而具有的双薪条件和养老资源的自我储备。然而，这种平权只是语境化的、功利性的、暂时性的权宜之计，并非本土的原创文化价值，妇女难以摆脱传统代际父权制观念，并身体力行再生产新型代际父权制，实际家庭收益分配模式又构筑了更大范围的代际父权制。

由护工研究出发，曹教授围绕本场讲座主题，就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社会性别理论融会贯通例举实例。结合疯马秀舆论战等文化事件，曹教授指出“女性主义”在数字技术时代饱受流量持存的曲解，“女性主义”的终极关怀并非用女权代替男权，并非通过抗争实现女权对男权的霸权。“女性主义”的真正诉求是追求全人类的公正、平等，而非复制父权制秩序并形成女权新秩序的霸权与不公。

除问题意识外，方法论是做好微观研究的另一要素，微观研究方法论要求研究者兼顾质化与量化，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支撑研究议题的探索，切忌以绝对科学化的态度来为方法而方法，方法运用贯穿研究者的价值诉求与情感共振。曹教授以民族志为例展开讲解，民族志以沟通、对话、反馈、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作为洞察地方性经验的原则，以深描（thick description）路径来形成对新闻传播事实的解释，抑或“叙说对事象的言说”（saying something of something），从隔离于地方性新闻传播的经验相远（experience away）的局外人（outsider）到融入其中的经验相近（experience near）的局内人（insider），形成新闻传播民族志的情境化知识（situated knowledge）。她强调，民族志以“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为原则，要求研究者在研究中放下自身权力和地位优势，站在受访者角度体会其生活境况，并在与其相同经验生活的基础上达成共情。数字民族志的出现使学者得以改变过去对传统民族志的诸多预设，如一些学者将田野笔记发布在网络中，邀请被研究者阅读、评论，从而使研究分析过程民主化，最终形成超文本、非线性的研究报告，地方社群的反馈、共识成为民族志的关键环节。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社会性别权力的融合阐释最有效的路径就是交叉分析范式（Intersectionality: a mode of analysis）。交叉分析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黑人女性主义学者对边缘化的黑人妇女在当时女性主义和反种族歧视话语中沉寂以及缺席状况的反思，最初目的在于探究和揭示存在于妇女社群内部的差异性（Kathy Davis， 2008）。曹教授与孙皖宁教授“Leftover Men and Masculine Grievance: Making Sense of Rural Migrant Men's Emotional Hardships”一文作为案例进行讲解，该研究聚焦作为最边缘化社会成员的农村流动人口的婚恋问题。在公共话语中，“剩男”被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而成为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一群体受到国家、市场和文化层面的性别话语影响，其具体特点是情绪痛苦、无声绝望和低自尊，这些体验包含对特定社会性别和阶层的羞耻感。该文章提出“masculine grievance”以实现未婚男性农民工情感困境合理化。

二、微观个案研究的思辨性论述逻辑

思辨性论述逻辑在文献综述写作中得到体现，是论文写作起承转合之必须。文献综述并非纯粹堆积文献或文献鉴赏，而是研究者根据科学小史来展开研究领域的理论对话与探讨的起点。其中，“述”要求研究者进行批判性的文献反思，在形成论述逻辑的基础上挑战已有文献的现存问题。文献综述是科学小史的讨论，问题的形成与研究进程与科学小史紧密关联，研究者应站在文献积累的高度提出自己的问题，最后对话文献集成，是否超越前人研究则仰赖自己的研究如何区别或是颠覆、补充既有文献，这样才能深化问题意识。

无论给当下数字社会怎样的命名，关键问题是人们的思想被彻底物化，并且生活与思想被切割，其导致的结果为何？那就是这个人类世界充斥着极大的假象，那些成功学的指令已经远离人类生活本身。《启蒙辩证法》指出：因为世界被数学化时，看似成就了人与世界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但事实上人的主体性已经被抽象和肢解，生活中质的多样性遭遇排斥，仅有符合量的规定性的内容被接纳，人与世界共同被绩效消解。社会生活现象数学化的整理和分析数据笼罩着人们的认知，当下热门的人工智能，不过是封闭的、完善的数学模型的极致操演。学术是思想对思想进行反思，达致对既定权力关系的批判，是“有规定的否定”的展开。但实证主义的工具理性的这种反思精神被阉割，只停留于对既定社会现象的复制，研究者可以将那些停留于对既定社会生活系统和秩序无止境地延续和承认的媒介再现议题通过思辨性逻辑论述，揭穿其所谓合理化外表，结合实证数据分析或者田野考察资料对社会权力关系进行内在批判。现代生活被还原为封闭的数学体系和数学原则。个体很觉悟地适应数字实证主义的要求，积极自我量化、自我剥削来满足功绩社会的成功学标准，人们的生活世界被技术体系、市场体系等毫无盲点地殖民，那些社交媒体以种草凝聚的自信且自由购买的女消费者正是资本利润积累量化考核强制性逻辑的女网络用户劳动力商品绩效的最大贡献者，而非“女性主义”的思想先驱，恰恰是被物化的伪“女性主义”的实践标兵。而在卧室、客厅、教室、咖啡馆等空间沉浸于游戏的个体，也并非电子民主的享受者，而是数字文化工业的娱乐零工。但凡对当下数字社会的权力运行把握到位，任何个体或社群的数字劳动或娱乐生活分析都可以在人被还原为数学逻辑的层面透视其如何丧失主体性。

曹教授特别指出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社会性别理论的融会贯通拜资本、技术制造的壁垒与联袂剥夺的强度、广度、深度所赐，犹如批判社会理论得力于现代性的诸种弊端之诊断与反思。传播新科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陈出新，我们不否定其为生活便捷、工作效率、社会变革带来的利好与潜力，但本着辩证的批判与反思精神，我们不禁要问：传播新科技联袂市场经济是赋权了社会性别平等，还是再生产了社会性别的不平等？鉴于两种思潮在学术与政治目标、社会运动实践等方面的一致性和全球化进程中传播资源与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与不公正问题的紧迫性，两者对社会权力分配、不平等与压迫性的共同关注促成彼此联袂合作的趋势日渐明显(Steeves& Wasko，2002:16)，两种思想的合流丰富了“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理论建构，社会性别与多种权力关系的复杂分析深化了传播研究的理论思辨。如麦克卢比教授的两部著作《弹性政治中的女性主义》（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lience’）与《女性主义的余波》（The Aftermath of Feminism）就把女性主义与时代政治经济相互建构的进程透视得淋漓尽致，她试图将自己当下与过去的研究进行嫁接，从而展现女性主义议题的连续性与新兴矛盾的显形。

在微观研究开展中，知识生产与理论建构以探究人类境遇为价值诉求，以期尽可能免除人类压迫性力量，获得知识解放与人类身心自由。“女性主义”在数字技术时代饱受流量持存的曲解，曹晋教授指出，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社会性别研究都是基于价值理性的关怀，前者渴望实现传播资源的公正，后者“女性主义”的终极关怀并非用女权代替男权，并非通过抗争实现女权对男权的霸权。“女性主义”的真正诉求是追求全人类的公正、平等，而非复制父权制秩序并形成女权新秩序的霸权与不公。研究发现是在与既有文献对话中回答研究问题的结果，该部分的阐述就是按照研究问题的逻辑层次展开论述，理论体系是透视研究问题的灵魂脉络，研究是否具有深刻的理论阐释，就必须仰赖长期深度理论体系的积累。

三、微观个案研究的学术修辞

学术修辞涉及研究的实证分析与研究发现部分，该部分通常将量化与质化相结合，要求研究者在学术修辞流畅论述，一方面需要继承中国汉语言文学优雅思辨的论述传统，另一方面需要吸收如社会学家彼得·伯杰(Peter Berger)说：“社会学最好不要僵化为一种没有幽默感的科学主义的态度，因为这会使我们看不见与听不见社会景观的诙谐。

曹教授建议学员通过阅读经典提高修辞水平，规范术语使用，并注重印证规范，在文献引用中兼顾国内外高质量研究文献的博采众家之长的修辞。

四、作为青年学子的学术担当

在讲座的最后部分，曹教授就青年学子的学术担当向各位学员提出期望。

第一，深入阅读批判社会学的经典论著，奠定坚实的批判传播理论基础。批判理论从两个层面对实证主义提出批评，即日常生活层面和将社会世界归结为各类不同因果范式的社会理论层面。在这个意义上，诸多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尖锐攻击，因为它们缺乏形而上学想象，而这种形而上学想象能够使社会科学家从既有社会现实的表象之中看到（并且作为一种获得的途径）新的社会现实：阶级社会、父权制、种族主义及对自然的统治的终结。

曹教授以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交往行动理论》为例对此处展开说明。哈贝马斯始终捍卫启蒙以来的现代性，宣称启蒙方案（Enlightenment Project）或现代性方案（Modernity Project）能量尚未枯竭，其关键在于“公共领域”的开展和“沟通理性”的实现，从而寻求对于社会规范及公共政策的真正共识（true consensus）。哈贝马斯既守护启蒙思想家的理想，承接批判理论对于工具理性的批判。

第二，体察当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技术强势结盟的实况与危机。首先，资本已经彻底成为掌管席卷整个世界齐一体系的核心力量。资本自由流动、资本之借助于强大的金融技术在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之内建立起某种有着齐一的规则和体系在这个阶段实现。在主权国家，这种实际存在的背后是他们和一种制约性资本力量的某种共存和博弈的关系（即globalized capitalism），使得资本主义不可能再圈定在某个范围，而是吞噬所有地方所有地区的唯一体系。

其次，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之间博弈再度白热化。二战以后苦心经营起来种种现代民主政治的机制是否真正可以成为一种理性的声音和理性的力量，形成对资本实际限定的问题。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展开过程中，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一问题几乎成为决定资本主义世界中每一个人命运的话题。

此外，资本主义社会面临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生态危机、文化危机。近年兴盛的AI生成内容、元宇宙等传播新科技，既是资本扩张的画布，又是资本主义巨头企业之间竞争的空间。从 1990年代中期至今的研究开始侧重以政治经济学视角进行历史分析，这迥异于传统的传播史研究路径。近年来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特别阐释了当今媒体系统是剧烈斗争的历史产物，这不仅包含与资本家以及他们在政府中的盟友进行抗争，还包括工会、市民群体、消费者联盟、宗教狂热分子与所有致力于社会公正的组织所作的抗争的努力。

第三，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形成中国经验思考。中国东西部的差距与全球南北鸿沟具有同构性。区域民族志对积累、丰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经验无疑是将宏观权力结构的批判置入微观区域生活实践的透视，其以构连过往的历史和当下的现实生活来担当思想的事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等级鸿沟中保持自省、批判的生活事实洞察或者说“时代诊断”（霍耐特，2012），避免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逐渐丧失自我省思而遭遇虚饰性论述的沦陷，以学术的理论、方法自觉来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

曹教授建议青年学子从三个角度思考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经验。首先，齐一性与在地性是全球在地化思考的核心。

其次，在兼顾国际视野之际，全面着力本土问题意识。放眼现代世界体系框架之下，国际数字治理已经成为网络世界的聚焦点，中国如何在维护自身数据主权安全的同时，推进信息技术在本土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公正发展？当下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日趋向社会各领域伸展，由此“过劳人”与“无用人”将批量涌现，如何把握中国即将迈入的智能资本社会人之根本境况？中国既有的城乡、区域鸿沟、性别权力关系等轴心在传播新科技与市场资本的结盟语境是否被再次强化，这些都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界亟待讨论的问题。

再次，基于上述鲜活的中国经验，方法论如何与研究问题具有相适性也是研究者须慎重考量之处。曹教授建议研究者借助海外民族志之方法，建构社会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跨学科视野，将本土传播问题与全球传播相关联，寻找本土数字治理与国际社会的价值共识；要进一步拓展传统民族志与数字民族志的融会贯通，关照少数民族地区及偏远乡村的技术—文化实践，以更深层地把握国内传播资源分配与消费如何重构城乡、区域等权力轴心的鸿沟。

曹教授希望青年学子能够精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经典，厘清批判社会理论与批判传播研究的脉络，聚焦全球在地化的理论自觉的深度思考，基于此形成全球批判社会理论对话、诊断本土现实问题的自主知识体系。

孙国东|哈贝马斯的商谈合法化理论

作者简介:孙国东，男，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法哲学、社会－政治理论研究。

孙国东教授在第十三届“新媒体与全球信息社会的公正传播”研究生暑期学校以“哈贝马斯的商谈合法化理论”为题带来精彩演讲，从哈贝马斯理论中“communication”的翻译、沟通行动理论、“后习俗的道德意识”与商谈的必要性及商谈民主与现代法律的合法化四方面进行深刻全面的阐释。

德国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是罕见地将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康德主义、韦伯主义、语言哲学、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实用主义哲学、分析哲学、哲学诠释学、现象学、系统功能主义、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等理论传统融合起来，并形成具有独创性的理论体系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作为专业化、学科化时代中硕果仅存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哈贝马斯及其思想在当今时代仍具独特价值。

一、哈贝马斯为什么重要？

第一，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和商谈伦理学，为生活在“后形而上学”时代的人们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解决彼此的分歧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沟通行动理论最为系统地重构了沟通行动得以顺利开展的各种准先验的前提，商谈伦理学则最为系统地建构了在“后形而上学时代”沟通和商谈所具有的伦理学价值。

第二，哈贝马斯在法哲学和政治哲学所建构的“商谈民主”模式，是继“选举民主”这种典型民主理论之后，对民主理论的最大理论突破。他的商谈民主理论，为当代“商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思潮的兴起（或复兴）提供了最为深厚的理论基础。它既以程序主义的人民主权观建构了“人民出场”的第二种制度化形式，从西方民主的发展逻辑来看，这堪称继“选举民主”这种经典民主理论之后，对民主理论的最大理论突破。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理论，其实应当获得比目前更大的学术承认。

第三，哈贝马斯的程序正义民主观，既顺应了现代社会的合法化逻辑，也为“多元现代性”提供了理论空间，具有超越西方文化情境的普适性，其程序主义民主观可以最大限度地鼓励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积极探索既符合其现代转型之政治理想，又适合自身实践约束条件的现代转型道路。事实上，哈贝马斯本人一直是当下“多元现代性”观念的理论旗手，对非西方国家探索适合自己的“他种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持同情态度。

二、关于哈贝马斯理论中“communication”的翻译

当前，汉语学界多将哈贝马斯理论中“communication”译为“交往”。孙国东教授指出，这是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先入为主地把握哈贝马斯理论的结果。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集中探讨“交往思想”，但其中“交往”原文为“Verkehr”而非“Kommunikation”，在英译本中也被译为“commerce”或“intercourse”而非“communication”。哈贝马斯理论中的“交往”和马克思学说中的“交往”不仅不是同一语词（“Verkehr” vs. “kommunication”），而且也没有学术意义上的前后承继的关联性——相反，哈氏沟通行动理论是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甚或其整个理论的批判。孙国东教授认为，将哈贝马斯理论中的“kommunikation”译为“交往”，并与马克思那里的“Verkehr”（交往）相等同，是缺乏文本依据和学术脉络支撑的一种想当然，是用马克思理论先入为主地“标签”哈贝马斯的结果。

哈氏理论中，“communication”对理解甚或共识的强调，与汉语中“交往通达”意义上的“交通”相契合。考虑到当下中国大陆的汉语使用习惯中，“交通”几乎与“traffic”或“transportation”相等同，退而求其次，将其译为“沟通”。

基于上述分析，孙国东教授主张将其译为“沟通”。从社会理论的知识谱系上看，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中所谓“沟通”，在理论上主要受到米德的符号互动论、特别是帕森斯甚或卢曼“沟通理论”的影响；从政治哲学角度分析，他还受到黑格尔的“承认理论”、阿伦特关于行动和互动理论等的影响。哈贝马斯以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为基础，通过对行动理论的语言哲学、特别是形式语用学改造，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沟通行动理论。

在theory of communication behaviour中，“action”（行动）与“behavior”（行为）也有其不同，因行为不仅限于身体动作，还具有规则导向性、文化蕴含及政治性。孙国东教授认为，较之“交往行为”，“沟通行动”的译法更准确严谨，但前者已成定势，这一错误似已积重难返。

三、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

沟通行动理论以超越社会理论中长期存在着的结构主义/系统理论传统（涂尔干、帕森斯）与行动理论（韦伯、米德等）传统之间的二元对立为基本取向，其面向牵涉对系统理论的继承、对胡塞尔“生活世界”概念的主体间性改造以及对系统与生活世界关系的批判性拓展。

对系统理论的继承。

哈贝马斯借鉴帕森斯—卢曼系统理论对现代复杂社会的诊断与建构，承认“边界维持系统”（boundary-maintaining systems）（帕森斯）或“自创生系统”（autopoietic systems）（卢曼）可以不经行动者的沟通性参与、通过目的性行动（策略行动）的方式在超越多元化行动者的匿名化、非人格化层面上而得到整合，从而减少复杂的社会“交涉成本”、减弱社会复杂性。哈贝马斯将韦伯那里基于目的合理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官僚制理解为两个主要的子系统，即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对应于帕森斯AGIL图式中的“适应”和“目标达成”子系统）。

此外，哈贝马斯以胡塞尔“生活世界”概念的主体间性和形式语用学“改造”来对接帕森斯AGIL图式中“整合”和“模式维持”子系统，因而形成“系统—生活世界的二元论”。其中，系统的结构要素包括经济系统、行政系统，其导控媒介分别为金钱、权力，以目的合理性行动为主要行动类型，属于系统整合；生活世界的结构要素包括文化、社会、个性，分别对应客观世界（文化再生产功能）、社会世界（社会整合功能）、主观世界（个体的社会化和自我认同的形成），其导控媒介均为语言，以沟通行动为主要行动类型，属于社会整合。

进而，哈贝马斯提出“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该命题既与马克思的“异化”（alienation）的思想有关，亦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卢卡奇）关于“物化”（reification）的思想有关；但从其最初出场的语境来看，却主要与韦伯关于“自由丧失”和“意义丧失”的著名时代诊断有关。该论断的提出，顺应“后工业社会”（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晚期现代性时期）社会矛盾领域转化的趋向，是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从经济主义的“再分配”到文化主义的“承认”、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转向。

沟通行动从针对言语行为的形式与内容两方面提出有效性要求。其中，言语行为的形式应具有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言语行为的内容则应具有真理性/真实性（truth）、正当性（rightness）与真诚性（sincerity）。“沟通”（communication）与“商谈”（discourse）的区别在于，沟通即指同意对方命题所涉的有效性主张，商谈则对对方命题所涉有效性主张提出疑问。在理想言谈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中，每一个有言说和行动能力的主体都被允许参与到商谈中，并可质疑、引入任何断言，表达自身态度、愿望和需要，任何言说者不得因内部或外部胁迫而不能行使上述权利。

法律则是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一种制度化整合媒介，其作为行动系统是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的组织手段，作为知识/符号系统则是以生活世界为背景的道德—实践领域的表现，需通过“合法化系统”吸纳生活世界的道德共识和伦理共识。

四、“后习俗的道德意识”与商谈的必要性

美国道德发展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提出个体道德意识“三层次六阶段说”，即前习俗层次（阶段1：他律的道德；阶段2：个人主义的工具性道德）、习俗层次（阶段3：人际规范的道德；阶段4：社会系统的道德）、后习俗层次（阶段5：人权与社会福利的道德；阶段6：普遍伦理原则的道德）。按照科尔伯格的说法，个体道德意识发展的三个层次对应的社会视角分别是具体个人的视角、社会成员的视角和超社会的视角。即，个体道德意识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从个体化的他律性道德意识到社会成员视域的道德意识，再到超社会成员视域的、个体化的普遍主义道德意识三个阶段。

“后习俗道德”体现为两种主要特征。一是基于原则的道德意识，认为道德意识建基于原则（即规则之规则）之上，其中原则是互惠与人权平等、尊重人之尊严的原则。二是普遍主义的道德意识，认为后习俗层次上所持的个人观点具有普遍性，是任何理智的有道德的个人所具有的观点。

哈贝马斯对科尔伯格理论进行社会进化论转译，认为社会形态历经新石器时代、早期文明、发达文明、现代社会四阶段演化，前三阶段行动的一般结构均为习俗化的行动系统，现代社会体现为后习俗化的行动领域，即用普遍性手段调节的策略行动领域分化开来，以原则为基础形成政治意志（形式民主）。在新石器时代，仍与行动系统直接结合起来的神话世界观对道德与法律具有决定性；早期文明阶段，始自行动系统的神话世界观发挥使统治者合法化的功能；发达文明阶段，神话世界观瓦解，理性世界观得以发展；在现代社会阶段，普遍发展起来的合法化学说（理性自然法）决定道德与法律，制度化的法律与有约束力的道德表征的结构体现为三方面，即从合法律性与合道德性严格分离的视角调节冲突；一般性、形式化和理性化的法律；由原则导引的私人道德。

哈贝马斯对科尔伯格社会进化论的转译，旨在证明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是一种“后习俗”的道德意识结构，即基于原则的、普遍主义的道德意识成为现代人道德意识的范型。这并不意味着现代人实际上普遍现实地具有这种“后习俗”的道德意识，但现代社会的法律建制预设了这种道德意识，并且只有遵循这种道德意识才能运行良好。这种道德意识的存在，在根本上意味着公共领域的商谈和沟通成为必要。换言之，“受到影响者”作为“商谈参与者”的“同意”（consent），是现代政治和法律秩序合法化的关键所在。

五、商谈民主与法律合法化

在本部分，孙国东教授首先对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与生活世界，及行政系统与政治系统两组概念进行辨析。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与生活世界三个概念相互关联，它们同时作为规范性和描述性概念存在。其中，“生活世界”（life-world）是哈贝马斯用以建构社会理论的基本范畴，构成“公共领域”的文化背景，包括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对独立于“系统”但又与他们发生联系；“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应用于政治哲学语境（受阿伦特影响），内在于私人领域，由来自私人领域的公众构成；“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则是公共领域的社会基础、是从市民社会中衍生出来的政治论坛，哈贝马斯第一次建构了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联系。

“行政系统”与“经济系统”是现代社会的两大子系统之一，是哈贝马斯以“系统—生活世界二元论”把现代社会结构的三个核心范畴（生活世界、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应用于社会理论语境中；“政治系统”是哈贝马斯在实践哲学（特别是法哲学和政治哲学）语境中使用的概念，包含“行政系统”与“合法化系统”（以吸纳大众忠诚的立法机关为核心）两部分。

商谈民主所包含的政治理念，既包括卢梭所称的“民主的问题要诉诸更为激进的民主来解决”，还包括程序主义的人民主权论。“双轨模式”即为从“围攻模式”（1988）到“闸门模式”（1992）的转变。哈贝马斯认为：“商谈产生一种沟通权力，并不取代行政权力，只是对其施加影响……沟通权力不能取缔公共官僚体系的独特性，而是‘以围攻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但围攻模式预设立法对行政和司法的线性监控得到完美落实，但这并不符合现代法律秩序的运行。因为现代行政和司法越来越自主，其实际具有“附属立法”的造法功能，面临未获民主监控的“合法化赤字”。因此，借自于伯恩哈德·彼得斯（Bernhard Perters）的“闸门模式”（The Sluice-gate Model）被提出。

“闸门模式”形成“中心—边缘结构”，中心指政治系统的中心，包括行政、司法和包括议会、政治选举和政党竞争在内的“合法化系统”，即民主的意见和意志形成过程；内部边缘意指行政机关外圈形成的具有自治权或国家委托的监督权和立法权的机构，包括大学、公共保险系统、专业机构和协会、慈善组织、基金会等；外部边缘可分为“接受者”与“供给者”，其中“接受者”即为在透明度较低的社会部门中履行协调功能的机构；“供给者”指对社会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广泛要求、阐明公共利益或需，从而试图影响政治进程的团体、协会和组织。

现代社会，法律商谈结构可被分为四种类型。道德性商谈主要针对公民权利体系，适用“正当性”（right）原则（语义普遍性原则）；伦理性商谈主要针对（亚）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认同，适用“本真性”（authenticity）原则；实用性商谈针对具体技术性问题，适用“目的合理性”（purposive-rationality）原则；公平妥协这适用于给定时间内无法达成共识的问题，受实践理性原则制约。

讲座接近尾声之际，孙国东教授启发学员围绕哈贝马斯的商谈合法化理论展开思考。首先，该理论有哪些理论缺陷？沟通和商谈的顺利进行是否要具备除了语用学（真理性、正当性、真诚性）以外的文化条件或社会经济条件？围绕上述问题，学界呈现两种批评声音：一是以赵汀阳等学者为代表的右翼的批评，认为该理论没有共享的“前理解”，沟通和商谈无法深入；以詹姆斯·L·马什为代表的左翼的批评则认为，社会成员之间超越家庭出身、自身禀赋等社会偶然性的“相互接纳”，构成沟通和商谈顺利进行的社会前提。其次，哈贝马斯的商谈合法化理论预设的公共参与（公民“自我立法”地位、“积极公民”）是否适合中国？结合中国政治文化的“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传统。童世骏曾指出，像梁漱溟这样的中国儒者可能不会同意哈氏基于“自我立法”而确立社会—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思想。当代政治实践具有“私人参与”的惯例，即可以以特殊渠道（如决策咨询）参与，不宜在公共场合讨论。此外，数智时代社会的“再经济化”如何确保市民社会充分发挥社会整合的文化功能和政治合法化的政治功能？孙国东教授引入技术环境背景，以微博、Twitter等网络公共领域的基础设施举例，此类基础设施由互联网公司搭建，并根据特定算法运行。

讲座最后，孙国东教授与在场学员结合哈贝马斯学术思想，围绕社会性别、言论自由、学术研究的情感转向等议题开展互动交流。本场讲座主持人曹晋教授对孙国东教授鞭辟入里的深度理论透视表示高度赞誉，认为本场讲座为新闻传播专业学子提供多维思考角度，定将推动其深刻理解哈贝马斯关键理论、感悟学术思想。同时，曹晋教授也和孙国东教授磋商，在黑格尔、马克思已经洞察市民社会中绝对异化与绝对贫富分化将败坏市民社会伦理之际，各自提出自己的洞见，黑格尔以国家来统摄市民社会，马克思则认为市民社会的货币拜物教已经吞噬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到哈贝马斯这里，他敏锐提出现代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和理性根据出现了双重倒退，在承认资本主义的前提下，他试图以合乎道德的路径，也就是对话和沟通来获得相互理解和形成共识，这是非常困难的解决分化和分歧的方案，如果不消除横亘在人与人之间的权力矩阵，心连心和手拉手的沟通、交流几乎难以实现。孙国东教授从哈贝马斯的思想立场回应了曹教授的评论，并分析了哈贝马斯对经济结构问题的介入方式。他认为，哈贝马斯充分挖掘了现代政治秩序的民主潜力，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他与自由主义者（包括左翼自由主义）区别开来，属于温和左翼的阵营。

［德］莫里茨·奥滕立德(Moritz Altenried)|数字平台：基础设施

、地理与流动性

作者简介:［德］莫里茨·奥滕立德(Moritz Altenried)，男，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欧洲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数字劳动力、城市空间下的平台劳动研究。

莫里茨·奥滕立德（Moritz Altenried）博士系德国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欧洲民族学研究所与柏林移民与融合研究所（Berlin Institute for Empirical Integration and Migration Research）的博士后研究员。奥滕立德博士的学术历程广泛，学术足迹遍及德、英两国，最终于伦敦大学金匠学院斩获博士学位，其研究既汲取欧陆人文思想之精髓，又贯通当代西方社会之脉动，视野宏阔，学识深厚。目前，奥滕立德博士的研究聚焦新兴数字泰勒主义背景下的劳动变革，致力于探究劳动秩序的重塑、工人命运的沉浮以及数字时代的变迁。他的学术旨趣广泛，涵盖劳工、移民、物流与数字基础设施，亦深入探讨数字化时代的政治经济脉络。奥滕立德博士执笔之际，常以宏观之势勾勒社会结构之变，尤擅于剖析传播新科技与劳工交会处的隐秘肌理，将数字化浪潮中的政治经济法则娓娓道来。他无疑是当前国际上研究数字劳工的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奥滕立德博士所著《数字工厂》（The Digital Factory: The Human Labor of Automation）一书，于国际学界享有盛誉，2023年更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引入国内出版。此书言辞简约，文笔细腻，以平实之语描绘数字化时代下的劳动百态，深刻剖析劳动形式之变迁与传承。书中既有对新兴科技之下工人境遇的冷静审视，亦有对传统劳动精神的深情追溯，层层揭示了数字化浪潮中的人力资源运作与社会变革，实为数字劳工研究领域中的佳作。

2024年8月29日，奥滕立德博士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曹晋教授之邀，为第十三届“新媒体与全球信息社会的公正传播”研究生暑期学校倾情授课。此次讲座，奥滕立德博士以“数字平台：基础设施、地理与流动性”（Digital Platforms: Infrastructure， Geography， Mobility）为题，娓娓道来数字平台如何成为现代社会的隐形基础设施，如何在全球范围内重塑地理空间与人员流动。本次讲座分为两大部分。其一，聚焦于数字平台的理论探讨，奥滕立德博士细致剖析了数字平台如何深刻地影响着当代劳工市场的运行机制，这些平台不仅是技术创新的结晶，更是日常生活基础设施的再造者。其二，奥滕立德博士以柏林为基点，展开了对跨国劳工的深入调查，翔实描绘了跨国移民在数字经济中面临的复杂处境——他们因数字平台的灵活性而得以生存，但同时又陷入了高度不稳定的劳动环境之中。这种现象使笔者不禁反思，数字平台在带来便利的同时，是否也进一步加剧了移民群体的边缘化与剥削？奥滕立德博士深入浅出的讲解，既论及数字技术对社会秩序的深远影响，亦探讨数字平台对全球信息流动的微妙掌控。

一、数字平台与跨国移民：资本主义演变下的劳工新形态

奥滕立德博士开宗明义，以“数字平台与劳工流动”（digital platform and labor migration）为主题，细致剖析数字平台对现代劳动力市场和跨国劳工流动模式的深远影响。奥滕立德博士首先以深厚的学术根基为引，梳理出资本主义发展与劳工流动之间的脉络，指出潜藏于社会变迁中的隐秘动力为劳工流动。奥滕立德博士特别提及，数字平台的兴起不仅深刻重塑了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机制，还对劳工流动性进行了全新的定义。那些依托平台工作的数字游侠们，不再局限于一地，而是依托虚拟空间游走于全球劳动市场中。此种虚实相生的劳动力流动模式，不仅改变了劳资关系的传统框架，也对全球劳动力的空间格局带来了深远的震荡。数字平台，串联起全球各地的劳动者，使得空间上的距离不再是劳动流动的障碍。

（一）资本主义演变与劳工流动的关系：数字时代的考察

奥滕立德博士以诸多经典理论为基石，深入探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劳工流动之间的密不可分之关系，为其论述铺陈了厚重的学理基础。早期资本主义的兴起，可追溯至公共土地被圈地之际，庞大的农民群体因此涌入城市，勾勒出了初步的现代劳动市场轮廓。与此同时，殖民掠夺与大西洋奴隶贸易等全球市场的扩张，加剧了劳工流动的频繁。这些历史事件不仅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塑造了全球劳动市场的基本结构。20世纪初，泰勒制工业和大规模生产的蓬勃发展，同样离不开劳动力的广泛流动与迁移。美国的“北方大迁移（great migration north）”运动和国际上的“客工（guest worker）”等流动现象，皆促成了全球劳动市场的重新配置。这一时期的流动现象，不仅推动了工业化进程，还深刻影响了全球劳动分工格局。此外，当今全球城市（global city）中出现的“新移民分工（new migrant division of labor）”现象，更是彰显了移民劳工在城市经济中的不可或缺之地位。尽管这些实例难以穷尽所有历史中的劳工流动形式，然而，它们明确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与劳工流动之间存在深刻联系。

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浩瀚变迁中，数字技术的崛起引发了劳工流动形式的深刻革新。数字劳动，尤以零工经济为代表，通过平台化、数字化及原子化的工作形式，对传统劳动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义。这种新型劳动模式，与传统雇佣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依赖于技术平台以进行短期、按需分配的工作安排。毋庸置疑，平台经济对劳动市场的再造作用不容小觑，它不仅改变了劳动市场的运作机制，还对劳工流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奥滕立德博士接下来深入探讨了数字平台与零工经济如何成为当代劳工研究的核心议题，尤其是数字平台的全球化运作在零工经济中如何重塑了劳动市场的空间结构。数字平台的兴起，使得跨国劳工不再仅依赖传统的地理移动，而是通过虚拟平台实现了全球劳动力的再分配。这一变革不仅展示了数字时代劳动流动的新动态，也揭示了数字技术对全球劳动市场的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的演变与劳动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在数字时代得到了全新的展现。数字劳动，尤其是平台经济与零工经济，重新定义了劳动关系及劳动流动模式。劳动流动性在资本主义变迁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而数字时代的劳动市场则揭示了全球劳动迁移的新风貌。当前，数字技术的革新为劳动流动带来了新的挑战，其影响之广泛与深远，使得普遍趋势难以一言以蔽之。未来的研究亟需深入探讨数字平台与零工经济在全球劳动市场中的实际运作及其理论意义，以期更为全面地理解这一复杂且重大的现象。

（二）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数字劳工转型：全球劳动市场的重塑

在当今信息化社会，数字平台已然成为深刻的社会现象。诸如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亚马逊（Amazon）和优步（Uber）等西方企业被普遍称作“平台”，这一术语在当代商业语境中愈发频繁。而中国亦涌现出一批蓬勃发展的平台公司，如抖音、小红书、百度等。这些平台不仅在政治经济的宏观层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更在日常生活的诸多维度中逐渐显现其深远的影响力。对此，奥滕立德博士将平台界定为技术公司，其核心职能在于提供交易空间，而非直接参与生产或劳动力雇佣。例如，优步并不拥有车队或司机；爱彼迎（Airbnb）亦无自有房产；户户送（Deliveroo）更无自营餐馆或送餐车；脸书亦不生成照片或视频等内容。

平台策略的精髓在于其仅通过提供技术支持来促进外部参与者的交换，从而赚取佣金，表面上似乎未直接参与劳动力的分配与整合，而且能够将风险与成本转嫁至与平台相关的其他参与者。然而，奥滕立德博士敏锐地指出，此种描述并非全然准确。通过深度调研，奥滕立德博士发现，虽平台公司宣称以算法为主导，但实际操作中，仍雇用大量全职员工，且通过外包（outsourcing）与自雇（self-employment）模式雇用灵活的零工。尽管平台公司在运营上与传统企业有所不同，其资本与劳动投入之重要性丝毫不逊色，只是风险与成本的分配方式有所迥异。

无论如何，平台公司在数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的核心作用日益显现。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2018）使用“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一词描绘平台公司如何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这种“平台化基础设施”(platformization of infrastructure)和“基础设施化平台”(infrastructuralization of platforms)的进程，已然成为平台公司操作的中心模式，无论是亚马逊、谷歌还是爱彼迎均是这一操作的典型体现。平台资本主义的崛起带来了深远而多层次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限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再生产领域，还扩展至自由民主的转型，如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与虚假新闻（fake news）等社会现象。由此可见，这种新的平台资本主义模式，也呼唤更为细致的学理探讨，以揭示其背后隐含的全球经济不平等以及日益增长的数字鸿沟等社会挑战。

二、数字平台与零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移民新形态

持续讲座第一部分对于数字平台的整体性图绘，奥滕立德博士在第二部分转而深入探讨了零工经济这一独特的经济模式，细致剖析了其对全球劳动市场的深远影响与潜在隐患。此部分不仅展示了平台经济如何通过算法和媒介远程塑造新型劳工关系，也揭示了其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劳动者权益的深层影响。奥滕立德博士的论述如春风化雨，将复杂的经济现象与数字劳工的现实问题有机结合，为学界提供了一场理论与实证交织的知识盛宴。同时，也告诫研究者应将数字劳工议题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以洞悉其深远的社会影响，并应对未来的挑战与机遇。

（一）平台劳动与零工经济：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全球劳工流动

在当今全球化经济中，平台劳动（platform labor）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主题，尤其是所谓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这种经济模式把平台的逻辑转化为一种按需工作的模型。这一模式通过临时工作的形式，特别是按件计酬的工作，向大量并非长期雇佣于平台的工人提供机会。以2009年成立的打车平台Uber为例，该平台的模式提供了一种蓝图——优步自视为一家技术公司，主要在顾客和独立的出租车运营者之间作为中介开展工作。这种将个体、临时工作外包给形式上自雇的司机的模式，构成了当今零工经济的基础。零工经济现在几乎渗透到社会分工的各个领域，是当前劳动力市场转型的核心驱动力，它展示了数字平台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灵活地重新配置劳动市场和流动性。因此，全球零工经济是当今数字劳工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可以作为理解数字时代劳工和流动性如何相互构连的一面棱镜。

奥滕立德博士指出，德国在近年来成为全球重要的移民集散地，数以千万计的跨国移民通过优步或户户送等零工经济平台，在柏林轻松找到了工作。这些平台凭借其快速、无繁文缛节的申请流程，吸引了大量跨国移民，尤其是那些缺乏语言技能或合法身份的群体，因为这些平台的应用程序通常支持多语言操作，使得不懂当地语言的人也能找到工作。项飙和约安·林奎斯特（Biao Xiang & Johan Lindquist）(2014)将这些平台视为“移民基础设施”（migration infrastructure），是连接技术、机构与行动者的纽带，能够深刻影响移民的流动能力，代表了现代技术与全球劳动市场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

奥滕立德博士进一步讨论了平台经济如何在分层显著的现代都市劳动市场中运作。移民劳动者面临的就业选择有限，而数字平台提供的灵活性和低门槛，尽管带来了工作机会，却往往伴随着不稳定和剥削。毋庸置疑，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依赖，甚至说剥削低收入移民。对此，奥滕立德博士以罗安清（Anna Tsing）（2009）的“超剥削（super-exploitation）”概念为锚，批判性地分析了数字平台如何通过算法管理来强化对移民劳动者的控制和剥削。这种管理模式不仅降低了管理成本，还使得劳动过程的控制更加自动化，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市场中的不平等。这种由算法驱动的劳动剥削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已然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新挑战。

（二）数字平台与虚拟移民：全球劳工流动新形式与数字资本主义的交织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平台为跨国移民开辟了更多的灵活就业机会。然而，这种零工经济的运作依赖于特定的地理区位方能得以展开。于是，奥滕立德博士旋即探讨了另一种形式的数字平台和劳动，即在线零工经济。此类平台将可以通过私人计算机或智能手机，将任务外包给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数字劳工。一位27岁的罗马尼亚大学毕业生科斯明（Cosmin），在本地一家软件公司担任技术支持，同时通过云工作平台Upwork为全球客户提供远程服务，从而获得远高于本地技术工人平均工资的薪酬。这种通过数字平台实现高收入的机会，使得许多年轻人能够在国内生活的同时赚取国际工资，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受限于本地就业市场的劳工提供了新的收入途径，而且避免了传统的出国务工、家庭离散的跨国移民境况。

传统意义上的移民是指身体越过国界的物理移动，而科斯明的经历却揭示了数字平台所带来的全新劳工流动形式——在本国通过数字平台为全球客户提供服务，从而实现虚拟的劳动力流动。阿尼什·阿尼什（Aneesh Aneesh）在2006年首次提出“虚拟移民”（virtual migration）一词，用以描述印度呼叫中心工人通过计算机等设备在家乡为美国或澳大利亚公司工作的现象。这种形式的流动不涉及劳工的身体移动，但却需要劳工在提供服务时适应客户所在国的文化和法律规范。这种适应不仅包括语言和交流方式，还涉及时间管理和文化理解。例如，印度呼叫中心的工人可能需要调整工作时间以符合美国的工作时间，同时还要隐瞒自己真实的口音，以便让客户觉得他们在与本土客服交流。不仅如此，虚拟移民的劳动关系常常处于法律灰色地带。由于工人是在本国工作，但服务的是外国公司，传统的劳动法规和社会保障机制往往难以适用，这极其容易引发关于劳动权益保护的问题。

总而言之，此次讲座深入探讨了数字资本主义与跨国移民之间的共生关系，强调了移民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并指出每一次资本主义的重大转型都伴随着劳工流动形式的变革。数字平台经济及其所依赖的灵活而不稳定的劳动关系，体现了当代劳工流动实践的嬗变。这些平台不仅延续了历史上依赖移民和边缘化群体的临时劳动传统，还通过算法管理和远程控制等新特点，将这一传统推向了新的规模和形式。然而，值得警惕的是，这一数字变迁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无论是欧洲，还是全球范围内，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都伴随着激烈的劳工冲突、罢工及政治斗争。数字技术对劳动和生活的影响是由社会形塑的，而非自然或注定的，它代表了当代资本主义劳工流动的一种新形态，其影响深远且复杂。奥滕立德博士提示青年学人，将数字劳工议题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加以理解，同时保持对其发展过程中社会斗争的敏锐关注，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与机遇。

三、数字资本主义与劳工流动的交织：平台经济的挑战与历史维度

在当前全球化经济的大潮中，数字资本主义与劳工流动的关系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次讲座以数字平台与零工经济为核心，深入探讨了资本主义变革中的劳工流动演变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深远影响。奥滕立德博士强调，历史上每一次资本主义的重大转型，都伴随着劳工流动形式的深刻变革。数字平台经济作为当代的一种新型实践，正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与动态。数字平台的兴起不仅为劳工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机会，也深刻改变了劳工迁移的模式和形式。零工经济作为数字平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平台化和按需工作的模式，重新定义了劳工的流动性和工作关系。

奥滕立德博士引入“数字泰勒主义”这一概念，理解当今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工厂。泰勒主义，源于20世纪初弗雷德里克·泰勒所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其核心在于通过科学化的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这一理论以其对劳动过程的细致分解和精准管理，试图在工业化背景下实现劳动效率的极致提升。奥滕立德博士洞察到，数字技术的兴起正以出乎意料的方式，使泰勒主义的经典元素再度浮现于现代劳动关系之中。通过将劳动关系平台化、虚拟化、原子化，平台赋予零工工作者极大的灵活性和临时性。在这一新型经济模式下，算法和数据使得劳动过程的细节化高效管理得以再现，并凭借算法剥削在现代环境中提升劳工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奥滕立德博士进一步指出，数字技术不仅延续了泰勒主义的管理思想，还通过平台化的形式，使得这种管理模式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精确性和规模性。平台化劳动的核心在于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通过数字平台进行实时匹配和调度，达到劳动过程的精细化控制和资源的最优配置。由此，零工经济不仅延续了泰勒主义对生产力的追求，还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呈现出对劳动管理的创新与再造。

纵观全局，数字资本主义与平台经济在当代资本主义演变中无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数字资本主义不仅再现了历史上灵活劳动的传统，还通过平台经济这一新兴形式，将劳动关系定义为一种按需工作的灵活就业模式。平台经济以其独特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模式，深刻地改变了劳动流动的方式和特征。通过算法驱动的管理，平台经济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精准控制与优化，使得劳动市场变得更加灵活与碎片化。然而，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进程充满了社会冲突与变迁的复杂性。未来的研究需要深入探讨数字平台经济对劳动市场的实际影响，全面审视其在全球劳动市场中引发的深层次社会与政治挑战。唯有在技术创新与社会变迁的交会处，寻找到更加公正与可持续的解决之道，方能为未来的劳动市场发展提供有效的指导。奥滕立德博士在此呼吁青年学人对数字时代的跨国移民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与政策探讨，以期在这场变革中寻求对于来自全球南方的移民的更为公平与和谐的发展之道。

［英］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数字传播与气候急变

作者简介:［英］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男，英国拉夫堡大学传媒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传播学与文化研究。

英国拉夫堡大学文化和经济系荣休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客座教授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为我们阐明了数字传播与气候急变（Digital Communication and Climate Emergency）之间的紧密联系，并呼吁学界持续关注这一领域的辩论。在全球范围内，气候灾难和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繁发生，如洪水、干旱和飓风等，毋庸置疑带来了一系列可见或潜在的威胁性后果。数字媒体技术是现当代社会相较于过往历史进程的突破性变革。我们不仅要展望技术进步如何塑造传播实践的光明未来，也有必要深入思考这些变革如何与全球性的挑战如气候危机相互交织。数字媒体与气候危机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我们又能够采取哪些具体行动来应对？首先默多克教授明确指出：两者唇齿相依。默多克教授认为，气候变化与数字媒体技术快速发展密切相关，人类对数字媒体的合理使用和控制，在缓解气候危机方面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一、气候危机的根源：温室气体排放和全球气候变暖

默多克教授表示，以地表和海洋温度持续上升为鲜明表征的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对全人类构成普遍且严峻的威胁，而气候危机主要就是指由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种种异常现象。人类目前消费的各类资源都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和甲烷这两种关键的温室气体，它们在排放过程中，会使碳氧化合物在空气中滞留，这就是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成因。二氧化碳主要来源于化学能源的使用，约占全球气候变暖诱因的76%；而甲烷则多产生于农业工业化（industrial agriculture）过程，约占影响的16%。如果要剖析全球变暖的根因，就必须追溯到这两种气体的产生途径之中。应对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寻找全球变暖解决方案的核心要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见证了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急剧上升，这一上升趋势在90年代之后变得更加迅猛，这一时期也被称为第二次大加速（The Second Great Acceleration）。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化石能源消耗量的持续增加，这主要是因为全球众多国家为了推动本国的工业化进程而大量使用化石能源。许多国家，如印度和韩国，近年来都经历了类似的工业化过程，虽然带来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也伴随着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世界范围内对化石能源的深度依赖，使得气候变化的负面形势愈发严峻。值得关注的转变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必要性，并开始探索替代能源和清洁能源的使用方式。尽管二氧化碳因其化学特性，在排放后会在大气中存留至少一百年，这意味着从排放到清除的过程漫长，短期内凭监测数据可能看不到显著效果。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采取的行动是无关紧要或无效的。相反，这昭示了改变观念、采取行动以维护代际正义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二、数字传媒技术与环境破坏：过度消费的中介作用

默多克教授指出，数字传媒技术在推动社会进步和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对环境退化和气候危机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首先，数字传媒技术已经成为过度消费（hyper consumption）的首要平台，消费实践在数字平台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广和便利化，几乎所有的过度消费行为，包括物品消费和体验消费，都在数字平台上发生，这种消费模式加剧了资源的消耗和废弃物的产生。其次，数字传媒技术运转的背后是一整套基础设施和设备，如大数据中心、服务器、网络设备以及数以亿计的个人电子设备，它们构成了消耗稀缺资源的集合体。媒体基础设施从制造到使用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消耗大量能源，还产生了不可逆的污染。

那么，什么是过度消费呢？默多克教授对过度消费的概念进行了阐释，他不仅揭示了这一现象的表面特征，还深入探讨了其背后的社会和技术动因。过度消费是指人们购买更多商品、购买更加频繁，并且更快地丢弃这些商品的现象。这一现象是由数字传媒技术驱动的复杂利益链条所支撑的。数字媒体在促进消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生活在一个广告无处不在的环境中，广告营销推动了消费的蓬勃增长。在过去30年中，媒体系统的创新和进步主要围绕着广告和金融这两方面展开。从单一电台到多个广播电台和地方台的市场份额竞争，再到有线电视的发展，企业家们意识到可以通过商业系统的创新来吸引用户，并凭借对用户数据的收集和征用来实现盈利。这些个人数据对于理解用户的身份、喜好和需求非常有价值，使得广告商能够更精准地投放广告，不仅助推了消费，也加剧了过度消费的现象。数字媒体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我们陷入了24小时不间断的购物状态，闲暇时间与平台深度捆绑，随时随地都可以访问商店和下单购物。消费便利性改变了我们对金融和支付方式的看法，信贷支付越来越普遍，即时信用卡和电子支付方式已经被各个地区广泛采纳。默多克教授透过个人生活经历说明了信用卡支付的普及化。默多克教授提到，30年前在加州的一家餐馆，他想要使用现金结账，却被店员告知只接受信用卡支付。这反映了信用卡不仅是支付工具，也成为社会信用体系的一部分。现代支付方式的便捷性加速了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减少了人们在购买前的思考时间，无形助长了冲动消费行为。商品的快速更迭缩短了使用周期，消费者对物品不断弃置和更换，永远不会停止寻觅新产品的脚步。商品不仅是被使用的对象，更承载了自我表达和彰显美好生活的象征意义，消费成为市民身份的象征。

默多克教授指出，快餐文化不仅是现代社会快节奏生活方式的一个缩影，也是过度消费行为的一个典型代表。在快餐的普及化下，为了满足连锁快餐行业对食物原材料的需求，畜牧业快速发展且集约化程度提高，这不仅大幅度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也给公共健康，特别是儿童肥胖问题，带来了负面影响。此外，人类为了提高植被生产力而大面积开垦土地，大片森林被砍伐用于畜牧业，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我们不仅丧失了具备吸收二氧化碳功能的“地球之肺”，也侵占了野生动物的天然栖息地，人类与非人类动物的生存边界消弭，增加在本就拥挤不堪的城市中人畜共患疾病的传播风险。那么，数字媒体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默多克教授指出，餐饮业发展与品牌广告投放密切相关，而媒体的经济属性和监管不力，可能导致其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缺位。因此，对广告这种媒体文化现象的干预显得尤为重要，广告是一种“有毒”的文化形式，它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心智，而且广告的无处不在使得解决社会问题变得更加困难。默多克教授提倡，要建立一个不以商业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公共媒体系统，鼓励青年学者们积极参与公共辩论，将传播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默多克教授通过深入分析一部iPhone的生命历程，揭示了一个与大众的心理预设不同的事实：高达80%的温室气体都是在智能手机生产过程中排放的，而非手机使用过程中（16%）。一部智能手机的生命周期包含多个关键节点，从金属原材料的开采、电池制造，到生产组装、运输分销，再到消费者使用和数据存储，每个阶段都会消耗资源和能源。当使用完毕后，产品的可持续性、循环再生问题也亟待纳入考量。电子垃圾的妥善处理已成为全球性议题，电子垃圾问题日益严重，部分原因是制造商和市场营销策略鼓励消费者淘汰旧设备，导致大量废弃电子产品堆积成山。这些电子垃圾中含有多种有毒元素，对环境和垃圾处理者的健康构成威胁。尽管电子垃圾通常会在专门的处理厂中进行报废处理，但实际操作中，许多人为了回收有用部件而选择冒险翻捡这些垃圾，他们面临巨大的未知风险。这提醒我们要全面地审视数字媒体的生命周期和产业链的各环节，解读每一个要素的介入可能带来的潜在或直接影响，以及分析这些活动给环境可能造成的沉重负担和我们要付出的惨重代价。

默多克教授还关注到了全球能源贸易中对自然资源富集地区的土著剥夺问题（indigenous dispossession）。默多克教授以澳大利亚昆士兰的煤矿开采问题举例，当地的煤矿被大量挖掘、开采和出口，不仅改变了自然环境，也改变了经济模式，对原住民以土地为中心的生活习俗和身份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土著沦为了国家发展主义和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牺牲者。

近现代集装箱船运的发展也对环境造成巨大影响。随着全球贸易的增长，集装箱船运的需求不断上升，轮船运力和吞吐量的增加，意味着其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力也在上升，船舶运营过程中不仅产生了温室气体排放，还会给海洋生态系统带来潜在破坏。

除了物质性消费之外，数据消费也在增长。流媒体是当代人重要的文化消费渠道，人们玩电子游戏、浏览视频网站等，都会增加数据的流量，导致海量数据在网络数字空间中流通和存储。在现代数字经济中，数据占据着中心位置，用户和公司生成的数据量不断增加。这些数据通常不再直接存储在本地设备如USB驱动器中，而是外包给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存储在复杂的服务器矩阵中。看似简单的网络搜索和数据传输背后，实际上是数百万台终端设备和大规模数据中心的协同工作，它们为了维护服务器的高效运转而消耗着巨大的能源。这种数据消费的增长，如果不加以遏制，其对能源的需求将呈指数级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公众容易忽视的。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游戏玩家的耗电量竟然超过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总耗电量。这一事实不仅证实了数据消费对资源的巨大消耗，也暴露了全球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平等。在推动公正和公平的能源转型的目标下，我们不仅要倡导清洁能源的使用，更要关注和解决区域性的能源贫困问题。

默多克教授还指出，人工智能在未来可能会成为能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虽然在医疗、工业生产等多个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但全行业应用也增加了对能源的需求。随着智能手机和其他设备中AI功能的增加，用户可能被迫更新换代以获取最新功能，进一步推动了能源消耗的增长。具备强大计算能力的AI系统的运行通常需要消耗大量能源，这引发了关于能源分配和使用权的后续问题。

三、支持气候行动：关注代际正义和全球南方问题

默多克教授介绍了由英国经济学家Kate Raworth提出的，近年来非常流行的甜甜圈经济学理论（doughnut economics）。甜甜圈的内圈指人类生存所需的社会基本条件（如教育和医疗、住房、社会平等），外圈“生态天花板”则是地球生态系统能够承受的人类活动影响的临界点。身处人类世界中，我们本身既是招致问题的一部分，环境变化由人类直接或间接引起，同时我们的行动也是解决方案之所在，我们要支持可持续发展与气候行动。通过援引甜甜圈经济学理念，在考虑数字媒体系统的未来发展时，我们需要拷问传播活动对环境意味着什么，它们是否可持续，以及我们如何减少对环境的危害。我们必须将这些问题纳入学术研究日程，以避免不负责任的人类行为。如果我们只关注传播体系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而忽视了环境可持续性等不公正问题，我们可能会无意中成为破坏环境的帮凶。譬如人工智能的运行显然消耗了大量能源，大型AI开发公司却对未来的能源需求和生态后果尚不明确、视而不见，这就不是可取的长久之计。

默多克教授通过展示2017年全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统计数据，向同学们生动地揭示了大多位居全球北方的发达地区在人均碳排放量上远远超过了全球南方地区。然而，当我们放眼2070年的全球宜居地区预测图时，却发现这些高排放的地区依然占据了大部分版图，即它们没有明显受到气候危机影响。这一现象意味着，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的同时，却由全球南方承受了气候危机的后果，资源剥削的重心和风险都被转移到全球南方。因此，气候正义不仅是一个关乎代际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横亘于贫富之间的问题。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分配极为不均衡，全球排名前10%的排放主体对大约50%的温室气体排放负有责任，而排名后50%的个体仅贡献了0.2%的排放。这种不平等的排放责任引发了公众关于气候变化政策的讨论，包括是否应对高排放群体征收更高的税，以及是否应将税收用于转移支付，帮助社会中更弱势的群体。总而言之，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不仅对历史累积和转移的排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应当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承担起主要的义务。

默多克教授向我们分享了一位加纳酋长之子——20岁的Ibrahim的故事。Ibrahim的工作地点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垃圾焚烧场之一，他的工作任务是将电线外面的塑料涂层剥离，以回收里面的铜线。这份焚烧工作让他承受着巨大的健康风险。尽管Ibrahim身患慢性疾病，他仍无奈地坦言：“我们燃烧的不仅是电子垃圾，更是自己的身体。我们在这一过程中伤痕累累，我们清楚这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但我们别无选择。在北方的生活就是步履维艰。我们需要依靠这份工作来养家糊口。”在个体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背后，我们不应忽视气候变化对那些原本自给自足的农业生态系统所造成的毁灭性冲击。这样残酷的现实无独有偶，我们必须铭记那些在所谓“发展”叙事下被边缘化和遗忘的人群，构建一个更加可持续和公正的未来。

默多克教授的讲座极具反思性，提醒我们不断追问数字媒体的社会责任，在日常生活中避免被技术迷思侵蚀。面对新兴AI技术，更要从生态环境视域去考量其开发的适度，批判传播研究的责任就在于要保持思想的独特品格，不能被技术迷思抑制人文价值、绝对肯定性地推崇工具理性，警醒用户的需求与公司利润需求一体化的隐形支配。

郭蕾|“大数据”和传播学研究中的计算分析

作者简介:郭蕾，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新闻媒体议程设置效果、大数据传播、社会网络研究。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郭蕾教授带来了题为“‘大数据’和传播学研究中的计算分析（‘Big Data’ and Computational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的讲座。郭蕾教授由传播学研究中大数据的概念讲起，深度阐释了计算方法的基础程序与研究案例，为青年学子们奉献了一堂精彩纷呈、前沿新颖的研究方法课。

郭蕾教授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在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以卓越的研究和教学获得波士顿大学终身教职，2022年回到母校任教，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传播效果分析。郭蕾教授从博士阶段就开始与计算机专业的老师同学合作研究项目，她指出，计算传播学作为一门综合学科，跨学科有机合作可以带来新的灵感，且更能保证研究的有效性。作为计算传播学领域的传播学学者，并不一定需要有计算机专业背景，而是要充分发挥自己在传播学领域学问的同时，知道如何将计算机领域的技术融合到自己的研究当中，以保障合作的效果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一、大数据时代下计算传播方法的优势与局限

在本次讲座中，郭蕾教授从三个方面带领同学们认识大数据与计算传播，介绍了大数据与计算传播概念、常用计算方法以及所在团队的研究案例。

首先，郭蕾教授对大数据（Big Data）这一概念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她摘录了来自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的定义，并纠正了同学们对大数据可能存在的误解和成见。大数据是一个庞大、复杂的数据集，其规模和复杂性远超出传统数据处理应用软件的能力。不过，大数据的“大”是相对的，取决于特定领域的数据处理工具的能力，而能力也是因时而异，随着技术进步在不断变化。在处理大数据时需要综合考虑技术和领域特点。

此外，大数据涵盖多种不同类型的数据，不等于社交媒体数据，而是包括文本、图像、声音、时间空间数据等。例如，在传播学领域，可以使用计算机视觉技术来研究人物的表情，从而了解情感和情感反应。在郭蕾教授及其团队新发表的“The Emotional Power of Partisan Media: A Computer Vision Analysis of the 2020 Democratic Party Presidential Primaries”一文中，就运用了计算机视觉分析的方法。她们希望分析党派电视新闻中呈现的六位政治候选人的面部表情，但鉴于新闻数据量庞大，于是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建立了一个模型来自动识别每帧面部表情意味着什么情绪。研究人员先是手动编码候选人的面部表情（即积极、中性和消极情绪），再由模型学习并预测所有剩余视频片段中人物的面部情绪。该方法属于计算分析中的监督式机器学习，在后文会详细介绍。

郭蕾教授继而探讨了大数据时代对传播学的重要影响，她以大数据的概念为切入点，详细阐述了在数据规模急剧增加的情况下，传统的研究方法面临的局限性和挑战。比如，早期研究媒体议程设置效果时，主要采用定量内容分析法。但传统的研究方法与当今的庞大数据量已不匹配。新闻源和公共话语表达数量过多，无力人工编码；即使可以人工编码，选择的部分编码样本也不具备代表性。利用大数据这一分析工具，我们可以对新媒体空间中巨大量体的信息进行分析。

然而，在选择具体的研究分析工具时，也应对大数据分析方法的局限性进行充分了解。郭蕾教授以一项个人研究举例，其团队曾尝试通过社交媒体分析来预测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在研究中，他们采用了一种基于大数据统计的方法，通过统计互联网中提及某一位候选人名字（并且不包含另外一位候选人名字）的推文数量，作为衡量讨论两位候选人的“推特量”的指标。同时，他们还考察了人们对这位候选人的态度，包括正面和负面的情绪。最终判断出一位候选人呈压倒性优势，然而实际选举结果却和预测相反。可见，大数据分析与现实可能会存在偏差。

郭蕾教授指出，在社交媒体分析和问卷调查之间选择时，必须考虑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样本质量。学者需要反思，是谁在使用某个社交媒体平台发声？如中国很多人并没有触网，或许某些情况下，问卷调查、入户调查更具样本代表性。第二，数据可得性（data accessibility）。很多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数据无法获取；用户的真实观点可能不显露在公开页面上（如微博），而是倾向于在私人社交平台上表达（如微信）。不过，社交媒体平台可以访问过往数据，问卷调查只能得到近期想法。第三，数据质量。社交媒体数据往往是用户主动提供的（unsolicited），问卷调查则存在回忆偏差，参与者的回答也会刻意迎合社会期望。第四，数据分析。社交媒体数据非常杂乱，很多数据来自机器人而非真人，在数据的清洗环节较为麻烦。第五，成本。

郭蕾教授提醒青年学子们，要谨慎使用市面上泛滥的“即点即用（click-and-run）”的大数据分析软件，这些软件存在黑箱问题，从数据输入到输出过程中的算法原理不为使用者所知，因此结论可能不够可靠。青年学子要学习专业方法，缺乏计算机背景的人也可以尝试团队合作，而非过度依赖“捷径”。此外，方法创新性永远在一篇高水平研究论文中占次要位置，研究方法只是工具，最重要的是使用数据和方法来验证和发展传播学理论，不断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并做出理论贡献。大数据分析并不能完全替代小数据分析，数据分析的关键在于解决问题和推动学科发展。最后，要在计算方法面前保持批判性思维，没有放之四海皆可行的方法，需要结合人工验证来进行准确性检验。

二、自然语言处理：常用的计算传播分析工具

在对计算传播学领域最基本的概念进行了介绍后，郭蕾教授介绍了传播学研究中常用的计算工具之一——自然语言处理。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以下简称NLP）是一种用于研究文本的工具。自然语言处理的基本分析单位是文档（document），基本预设是词袋模型（bag of words），词袋模型是指将语句中所有词汇一同作为文本的表示，一个词袋模型之内的所有词汇之间并不具有逻辑关联。在使用自然语言处理工具进行数据分析之前，必须要完成数据清洗。数据清洗包括词干提取、词型还原、去除停用词等过程。通过这些步骤，我们可以避免“同一单词的不同形态被理解为不同含义”等情况出现，从而确保数据的有效性。数据清洗是一个权衡的问题，目的是为了节省时间和资源，但也要注意误将重要信息排除的可能性。

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基础文本挖掘（basic text mining）可以了解词频等最基本的文本特征，而若想将意涵相近的词汇一同进行处理，以便对文本含义进行大概的把握，则可以使用基于词典的分析（dictionary-based analysis）。例如情感分析（sentiment analysis）就是通过建立一个有关情绪的词典来判断一段话所表达的情绪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不过基于词典的分析的局限性在于，很难穷尽所有词汇，而且没有办法细致考虑包含某个关键词的整个文本的上下文语境。

接下来，郭蕾教授介绍了其他两种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分别是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和众包编码（crowdcoding）。人工智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存在，指涉了计算机模仿人类行为的技术。机器学习的概念则诞生于1980年代，这一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计算机可以通过学习人类的行为来实现一些任务，而不必明确告知如何执行。机器学习包含两大类别：无监督式和监督式。无监督式机器学习中，计算机通过自动发现数据中的模式和结构来进行分类，而无需人工标签。无监督式的机器学习通常在研究者对数据不太了解的情况下使用，以便对数据进行初步的了解，一般作为研究的第一步，而不会将结果直接用作研究假设的验证。主题模型（topic model）是无监督式机器学习中最常用的，可以根据文本数据输出主题矩阵（topic matrix），以及文档中每个主题的占比。值得注意的是，其一，主题数是变量，需要人工不断测试最优主题数。其二，使用主题模型最终还是要基于自动生成的关键词来人工确定不同主题的名称，需要至少两位研究者通过反复观察主题词来标注标签。

相比之下，监督式机器学习需要提供人工标签，让计算机学习如何分类。在对新闻报道进行分类时，应该注意到“gold standard（黄金准则）”或“ground truth（基准真相）”，即已经打好标签的文档，这些标签是通过传播学的内容分析方法得出的。例如从1万条微博或推特中抽取1000条，然后对这1000条进行内容分析并打上正面、中立或负面的标签。郭蕾教授描述了如何使用这些已经打好标签的数据来训练机器学习模型。她提到了机器学习的模型建立过程，机器会从已有的标签数据中学习，研究者再使用部分数据，对训练出的模型进行检验，准确率达到一定程度，模型就可以继续用于剩余大量数据的预测，来分类其他未被标记的文档。

在介绍完机器学习以后，郭蕾教授向同学们介绍了众包编码。众包编码（crowdsourcing）是一种将任务分配给网络上的许多人来共同完成的方法。对于打标任务，可以考虑使用众包来解决，因为一般来说，标签打标是通过传统的人工内容分析方法进行的。众包（crowdsourcing）的核心原理是将一个任务分发给多个网络用户，让他们独立地为任务提供解决方案。在标签打标的情况下，可以将每篇文档或每句话分发给多个陌生人，然后询问他们对该文档或句子的理解。例如，在分析一条关于希拉里·克林顿的推文时，可以将该推文分发给多个网络用户，询问他们认为该推文是正面、中性还是负面的。常用的平台包括亚马逊的Mechanical Turk 和 Figure Eight，以及在线调查问卷平台。如果预算充足，可以使用众包方法迅速标注大量数据。这种方法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标签数据，但需要确保参与者之间的独立性和任务准确性。郭蕾教授发现，通过适当的研究设计和实施，众包编码可以得到与定量内容分析一样有效的数据，而且一般可以更高效地完成任务，但并不一定有价格优势。不过，众包编码可能并不适用于很复杂的编码任务，例如框架分析，这些任务通常需要招募编码员并对其进行大量专业培训。

三、计算传播学研究：数据分析与理论发展并重

最后，郭蕾教授以团队发表的、围绕美国枪支暴力及媒体议程设置这一主题的高水平英文论文“Agenda setting， cross-cutting effects， and political expression on social media: the gun violence case”为案例，展示大数据分析在学术研究中的具体应用。美国枪支暴力严重，且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枪支管制上存在意见分歧，使得枪支暴力问题可以作为研究议程设置效果的一个典型案例，用来考察新闻媒体报道（主流媒体和党派媒体）在影响个人对枪支暴力的看法以及随后的社交媒体表达行为方面所起的作用。郭蕾教授及其团队将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选择性接触理论和认知行为理论等经典理论相结合，做出了多个极具理论创新性的研究假设。他们通过关键词检索，收集了 2018 年全年的枪支暴力报道，共得到42917 篇文章。人工编码员分析了2392篇随机样本，用于训练机器学习模型。内容分析的单位是新闻标题，用于识别新闻属性或框架，并对报道进行分类，包括枪支权利、枪支管制、心理健康和公共安全等类别。利用人工标记的数据，他们使用了一种先进的深度学习模型——BERT（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 from Transformations Transformers），来预测剩余新闻标题的相关性和属性。她强调了这种模型相较于传统方法的优势，即这种模型能够考虑词语关系和上下文。随后，她进行了两轮问卷调查来采集公众观点。最后，她将媒体分析的结果和调查问卷的数据结合起来，分析了媒体对公众观点的影响，得出主流媒体使用片段式框架有议程设置效果、党派媒体有交叉性议程设置效果（cross-cutting effects）等结论。由此可见，大数据分析方法与研究者的学术巧思相结合，使以前难以实现的研究变得可能，提升了科研效率，研究者能够更好地观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并在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寻求突破。

在本次讲座中，作为计算传播学领域杰出的传播学学者，郭蕾教授向同学们展现了如何在跨学科研究中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以实现团队协作的最佳效果。郭蕾教授别开生面的演讲，启示同学们保持与时俱进的态度，深刻理解数字技术和前沿研究方法，同时不忘传统学科的深耕，精准地提出有价值的传播学问题，并思考如何妥善解答这些问题。青年学子们可以积极尝试将计算方法运用到学术项目中，在大数据领域的方法实践比较薄弱的同学也可以勇敢开启破冰之旅，但亦要时刻明晰适用性和必要性，让方法真正成为科研的有力武器。

［英］沙昆塔拉·巴纳吉（Shakuntala Banaji）|全球媒介化公共领域中的韧性批判

作者简介:沙昆塔拉·巴纳吉（Shakuntala Banaji），女，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体与传播系教授，主要从事创造性、民主参与、误导信息、新媒体与技术、儿童及青少年研究。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沙昆塔拉·巴纳吉（Shakuntala Banaji）教授带来题为“全球媒介化公共领域中的韧性批判（A Critique of Resilience in the Global Mediated Public Sphere）”的精彩讲座。近年来，巴纳吉教授致力于研究全球媒体空间内虚假信息、错误信息及假新闻的复杂议题，并深入剖析了这些媒体内容在公共领域内广泛传播可能对公众认知框架与行为模式造成的潜在影响。她以敏锐的洞察力持续关注着民主、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公民参与等问题。在讲座中，巴纳吉教授分享了她在该领域的深刻见解与研究成果。

一、全球媒介化公共领域中不平等的参与

在本次讲座中，巴纳吉教授向同学们展示了她的一项关于韧性与参与的前沿研究。这项研究的核心议题是探究全球各地人民在公共领域发声的权利。自21世纪伊始，众多学者便投身于“参与”这一主题的研究，并在广泛的学术讨论中形成了一个共识：在全球公共领域中，人们的参与权是不平等的。随着21世纪初互联网的全球普及，人们曾预期互联网将促进公共领域的平等参与。然而，现实情况却是，无论是在网络空间还是现实世界，参与的不平等依旧根深蒂固。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Web 2.0时代，移动互联网技术历经了本质性的变化。最初，社交媒体如YouTube和Twitter被看作是促进民主和公正参与的工具，但很快，它们迅速被政治力量裹挟，成为信息操控与舆论操演的舞台。在欧洲，社交媒体被用来大肆表达对难民入境的反对意见；而在其他国家，如印度和巴西，原本期望提高参与度的社交媒体，却沦为极端右翼势力散布偏见、煽动情绪的温床。因此，社交媒体虽然强调交互性，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参与范围，推动了公民权利的觉醒与伸张，但当它被用于极端目的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和挑战。

巴纳吉教授引领我们深入反思公共领域中公众参与的现状与所遭遇的深刻困境。在数字化时代，尽管社交媒体看似搭建了一个连接全球的对话平台，为个体的声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渠道，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参与已然实现了公正与平等。事实上，在诸如新冠疫情的全球性危机面前，针对特定群体，如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现象，如一面棱镜，清晰地映射出公共参与体系内部的巨大裂痕与不公。我们必须认识到，后殖民国家公民在试图融入并积极参与公共生活时，常常需要克服更为严酷甚至威胁生命的环境障碍。这种困境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可能会以不同形式与强度，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结构中显现。因此，我们需要超越表面的平台繁荣，深入探究并解决参与中的不平等与偏见。

二、赞美“韧性”导致参与不平等的永久化

巴纳吉教授剖析了既有文献中“韧性（resilience）”概念的运用，并揭示了它对民主参与理论家的吸引力，继而对此概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巴纳吉教授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解释“韧性”这一概念，将其比作游乐场中的充气不倒翁，不倒翁无论受到多大的压力或击打，都能再次站立起来。这个比喻帮助我们理解韧性的核心思想，即韧性强调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的恢复和适应能力。教授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了韧性在个人和社区层面的体现。她提到了美加籍华裔移民跨文化适应的故事，他们往往来自中国偏远地区，通过艰苦的努力成功移民到北美，并在那里通过工作奋斗让下一代得以接受良好教育。

随着韧性这一概念从生态学和发展领域扩展到媒体、传播和政治科学领域，人们开始更加关注那些在社会不公正和仇恨的压力下依然能够生存甚至蓬勃发展的活动家们。在数字信息领域，尤其是在虚假信息、错误信息和假新闻的研究中，学者们不断探索那些对虚假信息具有抵抗力的社区和个体的特征及其生活世界。韧性作为一个隐喻，通常被视为积极的象征，因为它似乎激发了对压迫性系统的抵抗，并使社区能够在面对歧视或几近灭绝的困境中存活下来。然而，巴纳吉教授提出，韧性并非总是如其被宣扬得那样全然正面，美化它实际上可能带来危险。对韧性概念的理想化可能过于简化了复杂的社会问题，或者可能被用来为不公正的现状辩护。教授认为，对韧性的轻率理解是需要被批判和深入探讨的。她挑战了对韧性概念的无条件赞扬，而这也是本次讲座的核心论点。

为何学术界对韧性的过度追求可能带来负面效应？巴纳吉教授指出，对韧性概念的盲目崇拜可能导致不公正的具体化。她通过生动的比喻说明了韧性的多面性：一杯茶可以是简单的饮品，也可以是情感联系的纽带，或是展示友好的姿态。她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货币概念来进一步阐释这一观点。她指出，虽然货币本质上只是一张纸，但人们赋予了货币交换价值和其他重要意义后，使我们对货币的认知产生变化。同样，韧性的概念也可能被赋予过多的含义，从而掩盖了它在现实中的应用可能带来的问题。在韧性话语的影响下，那些本就处于风险之中的群体被刻画为，不得不适应由历史和当代新自由主义化力量所引发的压力的群体。这种压力的根源，是对他们的剥削与掠夺。进一步地，系统的所谓“韧性”实际上可能加剧并永久化了结构性的不平等，加深了特定群体的脆弱性，反而使得现有的社会、经济和环境不公正更加根深蒂固，特别是对贫困人群和有色人种造成了不成比例的重负。

譬如，在印度发生的针对穆斯林的暴力事件中，主流媒体选择了沉默，而一些艺术家则勇敢地收集现场素材，制作成纪录片以揭露真相。印度的穆斯林女性不顾个人安危，走上街头参与抗议游行，她们的行动在某些进步政治圈子中被视为韧性的象征。巴纳吉教授呼吁大家深思这种对韧性的期待，她提醒我们，当研究边缘群体的政治参与时，那些坚持不懈、坚韧不屈的人群中的一小部分人在某个特定时刻受到赞扬，而这一时刻通常发生在重大的社会运动取得历史性胜利并变革国家或国际法律框架之后——如废奴运动、妇女参政运动、民权运动、反种族隔离运动等。而绝大多数战斗并牺牲、被监禁、失去家庭、失去工作的人则被边缘化和遗忘。巴纳吉教授强调，韧性这一概念，本质上关注的是如何在外部干扰的情况下，更好地维持现有系统的运转，但这种关注往往忽略了对“系统”的本体论本质及其规范性可取性的批判性审视。巴纳吉教授指出，赞美韧性，即认定那些边缘群体在当代有毒的公共领域中已经成功地“发声”，其与“效率”等概念一样，已被用作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邪恶话语工具。

三、现实和网络公共领域中权力的复杂交织

作为身处象牙塔的青年学子，我们可能不曾亲历那些令人心碎的生命故事。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未见之事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存在。放眼全球，暴力与仇恨无时无刻不在上演，主流社会对少数群体的歧视与暴力行为愈发泛滥。以巴纳吉教授的祖国印度为例，自2014年纳伦德拉·莫迪上台以来，印度的民主基石逐渐被侵蚀。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家园及土地被高种姓群体非法侵占，用于非法采矿、水坝建设等工业项目。在新冠疫情期间，医院拒绝接收这些社群的成员就诊，他们还会遭受酷刑、焚烧和性暴力。主流媒体对这些不公事件选择性沉默，这与西方学术界所倡导的公共领域理念背道而驰。当我们将视角转向巴西，会发现国家机构和大企业通过操纵立法，对亚马逊雨林的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以获取巨额利润。这些企业背后往往有着美国商业集团和政治力量的支持。那些捍卫土著人民权利的社会活动家们被视为障碍。过去十年间，在巴西有无数社会活动家遭到暗杀。这些捍卫者经常遭受到残酷的对待，例如被骑摩托车的蒙面人枪杀或碾压。巴纳吉教授特别提到了Marielle Franco的悲剧，她本是巴西政坛的新星，身为黑人女性，她是边缘化群体权利的坚定捍卫者。然而，在一次驾驶途中，她惨遭警察暗杀。这一事件揭示了巴西警察与总统、极右翼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紧密联系，展现了仇恨与权力的交织。

不过，巴纳吉教授提醒我们，不应理所当然地认为类似上述的案例，只会发生在巴西、印度或全球南方的发展中国家。她特别提到，网络空间中暴力、仇恨和虚假信息的传播如今已经成为主流社群用来压制少数群体的武器。在分析成千上万的仇恨案例的过程中，教授触目惊心地发现，每日网络上都充斥着数以百万计的仇恨言论，其规模之巨，影响之深，令人忧虑。巴纳吉教授特别提到了一位英国年轻政客的例子，这位身为有色人种移民后裔的政客，在论及移民问题时，竟使用极端仇恨的言辞，将来自印度、中国和孟加拉国的移民贬损为“蟑螂”，并鼓吹阻止难民船只靠近英国，以保护白人生活空间的纯洁性。在英国脱欧的语境下，她揭示了脱欧公投期间网络空间被错误与虚假信息全面渗透。这些信息往往夸大其词，刻意渲染移民对英国经济的负面效应，以图误导并操纵公众舆论的走向。部分主流群体成员滥用身份政治，声称自己正遭受少数群体的歧视，此举无疑加剧了社会分裂。

在二战结束后，人们普遍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已经彻底灭亡的思想。然而，通过近年来，比如在新冠疫情期间开展的研究，巴纳吉教授发现，社交媒体提供的参与平台被极右翼网络社群用来传播多模态的话语和文本，这可能意味着另一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的复辟。如，在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和印度的印度教至上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推动下，越来越多极右翼团体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相关思想，导致这些极端思想逐渐侵入主流公共领域和媒介话语空间，可能促使政客对这些日益主流化的意识形态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接纳。巴纳吉教授提醒我们，社交媒体上的话语有可能将特定的思想和观念迅速传播开来，使其渗透进公共领域，网络媒介与现实社会情境互构，社交媒体上的仇恨言论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

巴纳吉教授认为，在探讨公共领域的民主、自由与人权议题时，一个显著的悖论浮现而出。比如，美国政府虽在公开场合大力倡导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理念，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对持有异议政治观点或与政府政策相悖的社会群体施以压制。这一矛盾现象既显得荒谬又无比真实，深刻揭示了民主与人权理念在实践中的复杂性。值得注意的是，此类行为并非美国独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也可能存在类似的行为。我们亟需深刻反思民主与人权的真正含义，并探索如何在多元化的社会情境中实现这些核心价值的平衡与公正。

巴纳吉教授深刻地指出，仇恨、歧视、错误信息和网络诽谤的传播，其根源往往深植于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与根深蒂固的偏见，而非仅仅归因于个体的无知或偶发事件。这些偏见和歧视行为是有组织的、系统性的，并且表现形式多样。她强调，在推动仇恨言论扩散、散播错误信息，乃至研发、资助相关技术平台以助其传播的过程中，一群受过高等教育、隶属于社会主流阶层、持有优势信仰的男性扮演了尤为关键且不容忽视的角色。权力结构与偏见交织作用，加剧了社会不公。此外，那些历史上长期遭受边缘化、背负殖民创伤的群体，在网络空间中成为了仇恨、去人性化与歧视行为的主要受害者。在少数群体中，那些拥有多重边缘化身份的人士——如女性、黑人、穆斯林以及LGBTQIA+群体成员——所承受的网络仇恨与歧视攻击尤为剧烈，他们的声音与权益在数字世界中屡遭忽视与侵害。

巴纳吉教授认为，众多大型平台实际上默许了所谓的“仇恨泛滥”现象——这并非仅仅是偶然的疏漏。平台的审核培训、来自最高层（包括所有者和董事会）的指示以及算法的运作，都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共谋，为仇恨言论的蔓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种默许行为迎合了某些具有侵略性的法西斯主义政府和公众的意识形态偏见。巴纳吉教授分享了她的个人经历，她曾经尝试就仇恨言论向平台投诉达200次之多，但令人失望的是，仅有一次成功，相关帖子被删除。在其他未能成功的案例中，她收到的反馈千篇一律：这些言论并未违反应用程序的使用条款。仇恨言论在平台上肆意蔓延，却很少受到应有的处理，而与此同时，行动主义者的言论却常常被迅速删除。这种现象表明，大型社交平台似乎对某些类型的仇恨言论更为宽容，而这些言论往往针对特定的群体或地区。我们需要反思社交平台内容监管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以及对言论自由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复杂性。当公众就社会问题提出与政府立场相左的见解时，即便是那些标榜新自由主义理念的科技巨头，也可能悄然站在法西斯主义的阵营中，与极端立场同流合污。科技巨头和政客的行为背后可能有复杂的动机，因而社交媒体上的许多内容都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和值得深入研究。

近年来，一种观点在社会中广为流传，即网络上泛滥的言论背后，总有某某势力在操纵。这是右翼反公众（counter-publics）否定精英或专家的说法。然而，讽刺的是，这些否定者本身往往就是精英的一部分，或者至少是受到精英阶层的保护和资助。巴纳吉教授聚焦印度极右翼社群在政府纵容甚至资助下的猖獗行径。这些社群针对穆斯林群体发起了无差别的攻击，其背后所宣扬的极右翼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思想，被精心包装成对左翼或自由主义霸权的反抗——这种反抗还被冠以正义的去殖民化名号，试图在道德上占据高地。在仇恨性虚假信息的传播、极端言论的鼓吹以及所谓“抵抗”行动之间，存在着惊人的连续性。

在讲座的尾声，巴纳吉教授留下了一段引人深思的话语：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社群，他们所展现出的能动性与韧性，反而讽刺地成为了加害者逃避责任的庇护伞——这一说辞同样适用于我们这些无法想出任何切实有效的行动来扭转不公的旁观者，尤其当我们的行动意味着，必须对民主公共领域——这一理性审议的理想空间做出妥协。传播中的暴力歧视与身体暴力，如同烙印一般刻在了这些社群成员的身心之上，然而我们却轻易地将其搁置一旁、视而不见。

巴纳吉教授的演讲极具反思性和批判性，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交媒体如何加剧仇恨情绪的传播、韧性概念的产生及其应用等议题，她的研究与“智识（精神）真正的关切是对物化的否定”这一理念相呼应。数字文化工业侵蚀了公共领域，破坏了民众形成共识的理性根基，而公共领域本质上应当是一个促进沟通、协商、对话的平台。作为批判传播学者，我们的任务是通过交叉分析模式（intersectionality model）层层揭示多种权力如何在公共领域中运作并操演舆论。

THE END

云南省社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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