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真善美意蕴
方世南1,2
(1.苏州大学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 2.苏州大学 东吴智库,江苏 苏州 215006)
追求真善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价值诉求和重大价值目标。现代化作为人类追求真善美的理论与实践,显示了人类社会的一次深刻转型和人类文明形态的一次重大转换,开启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全球化进程,理应有着一种深厚丰富的真善美意蕴。然而,以西式现代化为代表的发展模式却制造了人类与自然的严重对立而引发出现代化与人类美好愿望相背离的一系列重大危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要以全新的现代化和全新的文明形态彻底告别、永远终结传统现代化带来的人与自然对立状态,而真正走向真善美相统一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中的一条重要方略,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类现代化发展道路和人类新文明形态发展方向所做出的一种原创性贡献。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从人与自然关系正确定位的角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科学地界定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揭示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既体现在为人民创造和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更多的精神财富和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这“三个更多”上,又体现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两个美好需要”上。“三个更多”和“两个美好需要”的价值诉求,彰显了将自然与人文、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当下发展与永续发展等紧密结合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核心理念的真理之光。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合规律性之真、合目的性之善以及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辩证统一之美的人类历史上最为理想、最合乎人类本性和人与自然友好关系本性的价值诉求。努力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条件,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和必然结果,充分反映了新时代党之所求、国之所需和民之所盼,符合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潮流,切合地球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实际情况,适合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概念有着十分丰富多样的深刻内涵,具有鲜明的真善美相统一的内在品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追求实现现代化的合规律性之真、追求实现现代化的合目的性之善、追求实现现代化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辩证统一之美,超越了以西式现代化为代表的将人与自然关系对立起来的背离真善美发展方向的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模式,全方位地展示出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将以富强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安全中国等方面整体性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成就而进入自然与人文、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当下发展与永续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的绿色经济社会并着力构建地球美好家园的一种全新现代化和全新人类文明形态的真善美璀璨之光。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追求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合规律性之真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一样,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关系和永恒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应然和本真状态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自从人类诞生和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从人与自然关系角度看,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在不断协调中发展的演进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是对工业文明以前的人对自然的臣服关系以及人类以工业文明跨越农业文明而开启现代化进程后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关系的一种超越和调整,是人与自然关系以一种合乎客观规律性的本真状态的新型构建,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则是一种人与自然关系合乎客观规律性之真的现代化,是充分反映了人与自然在现代化进程中朝着两者具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这一客观规律方向不断地发展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的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看似十分简单的问题,却长期以来成为人类发展史特别是现代化发展上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而没有获得正确的解答。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与自然具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这一规律性的理论高度作出了科学界定,揭示出自然对人具有先在性和制约性的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认为人和人类社会都来自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必须依赖于自然界,人的理性能力再强大、智商再高超,都无法超越于自然界而生存和发展,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既是自然存在物,同时,人又具有“类意识”“类本质”“类属性”,又是社会性的存在物。人通过能动性的发挥能够认识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去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了人与自然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会形成双向生成的和谐共生关系,环境改造了人,人也改造了环境,“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内容以及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必然是合乎客观规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一种建立在人必须正确地认识自身在自然界的位置,正确地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自觉地在认识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中朝着人与自然的客观本真关系迈进的现代化,体现了人类必须按照自然界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现代化建设规律发展的一种求真的认识方式和实践方式。马克思在1866年8月7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引用了比·特雷莫于1865年在巴黎出版的《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一书中的这样一句话:“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说明了马克思对这句话的高度认可和高度重视。人类的现代化实践也印证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的时代背景下,适时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概念和重大历史任务,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对策意识和前瞻意识,体现了中国在现代化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愿景问题上对传统现代化或经典现代化的深刻反思和自觉超越,回归了现代化就是追求实现人与自然在协调平衡中达到双向生成和双向发展这一客观规律。中国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决不沿袭传统现代化或西式现代化将人与自然置于决然对立状态而不得不震荡发展的模式,决不走西方现代化国家普遍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或者污染对外转移的发展老路,而是要以求真的心态和行动,回归人与自然客观本真关系之真,要自觉地遵循人与自然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生命共同体的客观规律,走出一条在敬畏自然、敬畏生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呵护自然中创造更多高质量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自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推动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型进程进而开辟了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以来,人类能否正确地对待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社会关系,能否推动现代化航船持续健康发展,能否构建地球美好家园以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就成为直接关系现代化发展价值取向和现代化发展结果的重大问题,决定着人类必须在两种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和发展结果中予以选择。一种是传统现代化或西式现代化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紧张对立的发展逻辑和发展结果,这种现代化因其种种无法克服的弊端和灾难带来了为人们所质疑和诘难的“现代化的悖论”“现代化的陷阱”“现代化的危机”“现代化的灾难”“现代化的终结”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违背人的本质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中国式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体现了要以绿色发展超越传统现代化而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和发展结果,会带来人的价值与生态价值协调兼顾、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紧密联姻、当代价值与永续价值相得益彰的结果,这是一种合乎自然界发展规律、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规律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规律的现代化。传统现代化或称为经典现代化是西式现代化普遍奉行的发展模式,是以工业化、城市化、智能化和高生产、高消费、高浪费为显著特征的现代化,将现代化建立在人与自然相互敌对、无法和谐相处的基础上,人处于现代化的主体地位,自然界则处于臣服于人的统治、人的剥夺的客体地位,其结果,人通过高扬主体性和能动性,全然不顾及自身的受动性以及对客观规律的尊重性,凭借现代化大生产、大市场、大消费,凭借现代科技的强大力量,肆意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从自然界获取人类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和财富迅速积累,形成建立在高生产基础上的高消费、高浪费的生活方式。在西方漫长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由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以及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现代化发展逻辑,人为地制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立,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矛盾和人与社会之间的社会矛盾交织并存,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叠加频发。这种西式现代化带来的危机,从根本上来说,基于对于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错误价值观以及在此指导下的错误发展方式。在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占据传统现代化发展模式主导地位的错误价值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突出表现,一方面认为,现代化的法术在于能够推动科技无限创新而实现经济无限增长。在对科技创新能力的依赖以及所谓“办法总比困难多”的自我狂妄心理支配下,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人的理性、知识、能力、创造都是无限的,因此,科技创新是无限的过程,科技发明创造推动产生的生产能力是无限的,经济增长必然是无限的。与此同时,又想当然地认为,宇宙无限大,地球资源无限多,人类所需要的资源、能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球乃至地球以外的星球都具有容量无限的垃圾存放空间和污染承受力,自然界也有着无比巨大的自我净化能力,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根本不用担心环境污染问题,即使环境污染了,人类仍然可以通过先污染后治理的方式予以解决。另一方面认为,现代化就是经济价值优先,生态价值必须服从于经济价值,经济价值是现代化的唯一价值追求和目标导向。由于将经济增长、财富积累和消费特别是当代人的价值取向等同于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形成了以高生产、高消费、高浪费支撑现代化和助推现代化的发展模式。由于以物质生活水平来定义和衡量人们的生活质量,评价人们的生活幸福,就将不断提高生产力发展程度进而助推物质生活水平以及倡导高消费、高浪费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物欲和感官享受作为现代化的标志。同时,把追求经济效益、金钱利润、财富增值作为市场经济的主要原则,为此采用威力巨大的现代生产技术体系,工业生产体系和市场体系,不断地向自然界索取材料和能源,在物质享受中造就了一大批“单向度的人”,阻塞了以绿色文明培育生态文明理性人进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通道,完全背离了现代化发展规律、自然界发展规律、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规律。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倡导并践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西式现代化在深刻反思基础上的自觉超越,将现代化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提条件这一基础上,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合乎客观规律发展的一种全新定位。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的指导地位,又坚持和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同时还吸收了世界有识之士反思和批判西式现代化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紧张的积极的思想成果。借鉴了马丁·耶内克、约瑟夫·胡伯以及阿瑟·莫尔等人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借鉴了赫尔曼·代利、博尔丁以及乔·罗根等人的稳态经济学的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有基本共识,就是主张在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将环境保护与经济活动对立起来,而应将保护生态环境当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起来,通过经济增长和生态治理协调推进,达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目的。还借鉴了乌尔里希·贝克、吉登斯、道格拉斯、拉什、齐格蒙特·鲍曼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他们提出了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会引发生态风险、金融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社会风险等诸种风险问题,防范和化解风险是保证现代化行进方向的重要任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充分体现了遵循客观规律发展的现代化逻辑。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不否定现代化,而是将现代化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现代化当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和必由之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否定的是不按照人与自然有着本质的必然联系的客观规律推进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特别强调的是,给人与自然都带来福祉的现代化必然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其重要的先决条件,也作为其重要的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也必然要以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理念指导生态文明实践以大力促进人与自然在协调平衡中的双向生成和双向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更必然要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感性世界的一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的思想去推进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现代化多维价值实现的辩证逻辑,是将现代化必备条件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作为不可分割、不可视为对立的两极来看待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始终坚持将推进现代化所要实现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紧密地结合起来,将人的价值与物的价值紧密地结合起来,将人的代内价值与人的代际价值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国别的价值、区域的价值和民族的价值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的承载力紧密地结合起来,将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富裕与生态环境优美紧密地结合起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在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认识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中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新型现代化和新型文明形态。这种始终坚持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视角考量现代化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的做法,有效避免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征服与报复、敌对与折腾现象,有效保障了经济社会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中达到稳定发展。一方面,有效地规避了在现代化建设中见物不见人的错误,即有效地规避了在现代化中只是注重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注重人是在多种需要如物质需要、精神文化需要、生态产品需要中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错误。另一方面,也有效地规避了在现代化建设中的见人而不见自然的错误,即有效规避了在现代化中只是注重人的需要、人的价值、人的享受而不注重自然的需要、自然的价值和自然的承载力的错误。为走出现代化的误区,冲破现代化的迷雾,避免现代化的陷阱,开辟了一条有别于西式现代化的更加崭新的发展道路,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崭新成果。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追求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合目的性之善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既是一种合乎规律性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存和发展关系,也是一种合乎目的性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存和发展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就是要在现代化进程中构建人与自然的友好善良关系,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一种亲密的伙伴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突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呵护的道德关系而达到伦理之善境界的重大价值。
渴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友好善良关系是由人与自然之间的尖锐矛盾以及由此引发出一系列风险所决定的。按照风险社会以及风险世界的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以及其他思想家如吉登斯、道格拉斯、拉什、齐格蒙特·鲍曼等人的看法,现代化必然会派生出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紧张的各类风险,容易导致生态风险与社会风险交织叠加发生的系统性风险,将全人类带入影响生存和发展的灾难深重之中。防范和化解风险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大价值指向和重要价值目标。一方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就是双向伦理关切而达到一种自然和人类都能保全健康与安全这一目的的状态。如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遭到了破坏,那么,人与自然都会陷入巨大的危机和灾难之中。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命题,其深刻的内涵还在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推动人类走向一种安全发展的至善境界目的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就是人与自然都能得到在健康与安全状态中发展的现代化,是实现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以及生态健康和生态安全一体化的现代化。
处于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系统中的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以及人类,其健康和安全都绝不可能孤立地获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表明,人与自然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实质上也是人与自然双向安全形成的一个安全共同体。这一安全共同体是人与自然之间在双向建构和双向生成中形成的。人的健康和安全是在生态环境的健康和安全中获得的,而生态健康和生态安全也是在人的健康和人的安全中实现的。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群体的人和全人类的人,都是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生存着和发展着的。人只能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脑一起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也是人类社会以及所有社会成员的生命体生存和发展须臾不可脱离的母体,为人类生命存活和劳动创造提供着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消费物品以及生产资料。人类生命的肉体活动、精神生活和生产活动都要依靠自然界。人也只有通过与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有的人都是自然人和社会人的有机统一,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环境,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以及生态健康和生态安全又是在社会环境中获得并得到有效保障的。人的存在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类”的存在方式。单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都要受到“类”健康和“类”安全的制约和影响。个体健康和安全与作为人类整体的“类”的健康和安全都处于一体化的关系之中。在各种自然灾害和病毒等面前,已经越来越显示出“你不健康,我也不会健康;你不安全,我也不会安全”的人类整体性健康和整体性安全的深刻哲理。同时,还必须看到,在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与生态健康、生态安全紧密关联的情况下,这种人际关系的“你不健康,我也不会健康;你不安全,我也不会安全”的整体性健康和整体性安全的格局,也成为“生态不健康,人类也不会健康;生态不安全,人类也不会安全”的必然态势。由此反映出体现人际关系的伦理学与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学这两种伦理学之间存在着的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关系,反映出作为人际关系的伦理学之善与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伦理学之善的共同价值指向。
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看作是人的生命健康与生态健康达到一体化健康程度以及人的生命安全与生态安全达到一体化安全程度的健康安全的现代化,是由克服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生态风险和生命风险的客观事实所决定的。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生态风险,是由于人类任意破坏生态环境而造成生态系统不可逆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以及危及人类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人的生命风险,主要指那些导致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损害的风险,如人受到伤残,死亡,因健康受损丧失劳动能力以及增加额外费用支出的风险。人的身体健康程度下降和死亡,虽然是人的生命中的必然发生的事,但是,由于受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与否以及受人与社会关系和谐与否的影响,如生态灾难、病毒流行等,会大大地干预人的正常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进程。人类开启的现代化实践已经表明,一部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地激起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紧张的历史,也是一部人类生活于生态不安全和生命不安全状态下的历史。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现代化时期,因现代化而导致的人与自然都不健康和都不安全的情况,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危害直接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的。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都是因现代化学、冶炼、汽车等工业的兴起和发展,造成工业的“三废”排放量不断增加而引起的。那时,环境污染和破坏事件频频发生,给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以及生态健康以及生态安全造成了严重影响。这种现象,至今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相反却愈演愈烈,并扩大到全世界范围。一些触目惊心的统计数据深刻地表明了人类生存环境之恶劣,人类面临的危机之深重。联合国早前发布的《千年生态环境评估报告》指出:过去几十年生态环境恶化呈现加速度状态,全球性的水资源、煤炭资源、森林资源等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1945年以来开垦的农田比18、19两个世纪的总和还要多,由于过度农耕造成了土壤贫瘠。海洋污染的结果出现了“无生命区”。地球气候出现了惊人的异常变化。现在,人类面临的风险是交织叠加的,表现为生态风险和生命风险相互交织,紧紧地缠绕在一起,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和巨大危机。其中生态风险因其隐蔽性和持续累积性更不易被人们察觉和重视。美国长期研究生态安全问题的专家诺曼·迈尔斯说:“如果环境问题像心脏病突发那样危害我们,我们就会高度重视生态系统并努力使之恢复。相反,环境问题像癌症那样静悄悄地暗地里侵害我们的肌体,不易察觉,也没有抵制,直到它们深层的损害非常明显地才最终爆发出来。”随着人与自然关系越来越紧张,生态危机会更加频繁发生,生态风险也会由隐蔽状态开始不断呈现出清晰明显性的特征,如同贝克所说的那样:“风险威胁的潜在阶段已经接近尾声了。不可见的危险正在变得可见。对自然的危害和破坏越来越清晰地冲击着我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
在人与自然所构成的生命共同体中,生态风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的生命风险,与此相对应,人的生命风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生态风险。生态风险会严重影响到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直接影响到人类可持续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如果人类以病态的身躯和不安全的生存方式出现在大自然面前,人类与自然就无法达到一种和谐共生状态。而如今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局部性战争、气候异常变化等交织在一起的巨大危机,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如同奥斯本在其著作《被洗劫殆空的星球》中所说的一场悄无声息的也是世界性的最致命的战争,即人类与环境的战争已经来临,这场战争已成为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战争——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生命危机并存频发的危机已经来临。“人类好像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大量危机: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原料危机……这种全球性危机之深、克服之难,对迄今为止指引人类社会进步的若干基本观念提出了挑战”。以全球气候变化为例,在世界万物相互依存、人类共处一个地球的时代,这一变化将产生其他安全威胁,如将会增加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的暴力冲突,影响交通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等的安全,进而逐步威胁到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对人类子孙后代发展都会带来直接或间接的重大影响。此外,传统现代化带来的日新月异的科技发明创造、生物工程等对生命、生态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异化现象,使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与大自然的生态健康和生态安全具有更加直接的关联性,影响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构建。2020年初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拉响了人与自然之间因不和谐而导致的生命和生态一体化不健康、不安全而将人类带入“至暗时刻”的警报。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实践平台,形成构建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新型的人与社会关系,会致力于推动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体贴、相互呵护的善良友爱的目的,确保这样的现代化是真正能够通向人的生命健康与生态健康达到一体化健康目的以及人的生命安全与生态安全达到一体化安全目的的现代化,这充分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目的性,就是追求人与自然在和谐共生关系中不断向上向善的根本目的。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追求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辩证统一之美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既是一种合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以及合乎人类实践活动的目的性的关系,又是一种充分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之辩证统一的美好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就是人类与自然在友好相处中协同进步的美好状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一种既合乎事物客观规律性又合乎现代化发展目的性的遵循美的原则发展进步的现代化。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提出了“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反映了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人类开启现代化进程,从主观愿望和本意上来说,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文化昌盛而走向更加美好生活的时代。现代化本应是与美丽紧密联姻的美好事业、美好创造和美好生活。人与自然敌对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种异化,必将驱动现代化背离正确前进方向而制造出一系列假恶丑的现象,必将表明这样的现代化必然是此路不通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其清洁美丽的容颜而与客观真实的现代化、友好善良的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让绿水青山永驻人间,使人们能在诗意般工作和栖居中以及在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比肩而立中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视野里,告别传统现代化导致人与自然疏远、分离、敌对而与现代化的理想目标相背离的现实困境,而另辟蹊径地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道路,就是要以绿色发展引领人们全面地迈向以美丽经济、美丽科技、美丽人文、美丽城乡、美丽山河为标志的绿色经济社会即全面地迈向生态文明社会,建设一种全新的与传统现代化破坏生态、污染环境并污染人的心灵根本不同的而以人民生活美好为目的的清洁美丽舒适宜居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就是一种美丽状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出人与自然之间在相互感应和相互欣赏中的一种优美状态。尽管关于“美丽”的概念,从古至今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和谐共生即是美丽的理念,从古希腊思想家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等人提出来以后,至今仍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关于美丽的价值共识。自然界的和谐之美是通过山水湖草之间的和谐之美、日月星辰之间的和谐之美、风云雷雨之间的和谐之美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之美则是通过人与自然的相互友好、相互关切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又会引起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模塑出社会生活的人文之美。古人一直希冀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理想,就生动地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带来的自然之美和社会之美。现代社会,无论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还是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都需要追求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达到的和美境界。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的环境民生观、青山美丽观和蓝天幸福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人们一旦背离了敬畏自然、敬畏生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发展理念,必然会加大人类对于自然界征服的力度,必然会超出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从而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带来诸多难以避免的风险,造成经济社会因与对自然不友好而带来的不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危难。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科学定位,其价值目标是以美丽经济、美丽科技、美丽人文、美丽城乡、美丽山河、美丽永续为标志的美丽中国的全面性、整体性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其中特别强调了要使“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在此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即是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科学定位,要求现代化必须彰显美丽的价值诉求和价值目标。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中,要紧紧围绕“美丽中国”这个总目标,将美丽自觉地融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中,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始终。要通过加快建设美而强的美丽经济和美丽科技,加快建设美而文的美丽人文,加快建设美而舒的美丽生活,加快建设美而久的美丽永续,全面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要通过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物质文明建设,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政治文明建设,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文明建设,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文明建设,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在现代化进程中突出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的有机统一,突出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的有机统一,在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社会权益和生态权益的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又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环境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价值理念引领下,实现全面迈向绿色经济社会即生态文明社会的美好理想目标。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就是要在通过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做到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那样:“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从以美所反映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辩证统一关系出发,从达到建设美丽中国这一历史任务来看,必须将建设美而强的美丽经济、美而文的美丽人文、美而舒的美好生活、美而久的美丽永续紧密地结合起来,促进这“四美”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整体性联动中发挥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促进美而强的美丽经济建设,就是要构建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在协调平衡中达到和谐共生之美的新型关系,在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推动资源环境承载力得到不断增强的前提和基础上促进经济强、科技强。为此,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优化、美化生态环境既当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坚实基础和可靠保障,也当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强有力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加快培植那些科技含量高、创新要素多、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绿色产业和绿色经济,让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优化在协调并进中展示和谐之美。要针对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加大等带来的一系列重大困难和挑战,以“双碳”为倒逼机制,大力构建绿色发展技术创新体系,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大力度拓展创新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着力完善促进产业创新发展的绿色体制机制,把绿色产业打造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坚定不移地走出一条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以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促进美而强的美丽经济高质量发展。以美丽为导向,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也是一场深层次的推动全民爱美、塑美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程度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起着重大作用。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心灵和行为都美丽的人,才能创造出美丽的物质产品和美丽的生态产品,才能推动美丽自然与美丽社会实现优美交融。为此,要加快构建美而文的美丽人文,要以厚植文化根基和模塑人文素养来凸显美丽人文。通过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传统伦理的注重人伦之理的道德自觉地拓展到环境伦理上,促进人们将爱自然与爱社会、爱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人的友好与环境友好的完美统一。要通过加强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人口优质均衡型社会建设、生态健康安全保障型社会建设,达到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提升人的人文素养紧密地结合起来的目标。要通过全面谋划部署生态文化工作,将生态文化建设作为提升公民素质的重要内容,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深入人心,发挥出指导和推动全民参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作用。要通过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深入挖掘生态人文资源,达到厚植生态文化根基和极大地提升公民人文素养的目的。要以生态文化与人文素养的交融之美,促进美而文的美丽人文整体性高质量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和题中应有之义,为此,要将建设美而舒的优美生活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将促进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作为目标导向,城乡生态文明一体化统筹协调和一体化同步发展,努力消弭城乡生态之间的人为鸿沟,避免生态空间非正义、生态产品非公平等现象。美而舒的优美生活是一种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都能朝着绿色生活方式和绿色消费方式发展的高品质生活,本质上是一种超越于传统现代化倡导的基于高消费和高浪费之上的一味注重物质享受的“后物质主义”的绿色生活,这种绿色生活有助于倒逼企业绿色转型,倒逼绿色生产方式的形成,从而推动人们更加正确地认识自然,主动地顺应自然,也促使自然亦能顺应人,使人与自然在更高层次上达到浑然一体、相亲相爱的真正“天人合一”的美丽状态,步入人与自然双向顺应的美好境界。因此,美而舒的美好生活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互利互惠,协调发展的最高和最理想的生活境界,是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般栖居”的美好生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一种追求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永续发展的现代化,是一种美而久的美丽永续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美丽永续,意味着要通过深入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人类利用自然资源体系中的各种基本关系,以自然资源能够为人类世代发展永续利用和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基础,将推动经济社会永续发展作为基本前提,并以谋求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为价值目标,在协调好同一世代中的代内价值关系和代内公平关系的同时,还要放眼未来,为子孙后代以及生态资源永续利用着想,努力追求世代间的代际价值和代际公平以确保人与自然永续和谐共生。习近平总书记早在浙江工作时就提出了要着眼于长远,实现永续发展问题,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努力追求“实现长远永续发展的治本之策”。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更反复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定是一种美而久的美丽永续的现代化。追求美而久的美丽永续的现代化,就要在生态环境质量上下功夫,以美而久的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以确保代际生态公正和实现永续发展的目的。马克思指出:“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 马克思在这里将代内关系与代际关系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强调上代人只有精心呵护好土地,把经过改良了的土地传给后代人,才能有效地保护好土地和促进世世代代人拥有越来越好的土地资源,体现了将代内与代际联系起来的强烈的美而久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也为我们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而久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作者简介:
方世南(1954—),男,江苏苏州人,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教授,苏州大学东吴智库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绿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中国政治和生态文明研究。
来源:云南理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