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碧波|横渠四句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知识生产

文摘 2024-12-03 16:05 云南

《学术探索》2024年第10期

作者简介:朱碧波（1981—），男，湖北潜江人，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

摘要：北宋张载提出了后世称之为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不仅是中华民族人文理想的典型写照，而且是中华文化理论旨趣的集中表达。当前我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自主知识体系，理应传承中华传统人文理想，展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知识生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知识生产，就是要发扬中华传统文化道德人格的合理因素，引导人民完成自我心灵秩序的建构，推进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信仰，致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知识生产，还要秉持为往圣继绝学的寻根意识和为万世开太平的全球意识，不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具有当代价值、富有永恒魅力的文化基因，为破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提供中国智慧。

关键词：横渠四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主知识体系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未曾断绝的原生型文明。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与守正创新，催生了极具时代气象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体现了当代中国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相隔数千年的礼敬传承，而且反映了当代中国对人类社会站在历史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真切之思。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大价值，使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知识生产成为当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无法回避的关键内容。那么，当代中国又应该如何展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知识生产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自主的知识生产，最为根本的遵循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之下赓续中华文脉，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而持续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构建。在中华文脉的赓续中，北宋大儒张载的理学思想无疑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学术高峰。张载的学术思想义理精深，但最为脍炙人口的却是后人称之为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横渠四句”，不仅是中华民族人文理想的典型写照，而且是中华文化理论旨趣的集中表达。千载以降，“横渠四句”的人文理想和精神气象，激励一代代中华贤哲的学术创作和知识生产。当前我国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知识体系，并不能抛却中华贤哲的真切之思，而应吸纳先贤之智慧，去粗取精，为我所用，将其转化为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知识体系大厦的材质。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以“横渠四句”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知识生产的人文指针，探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知识生产的学术使命。本文关于“横渠四句”的探讨，重点并不在于以“我注六经”的方式，呈现横渠先生的本意，而试图通过“六经注我”的方式，展开“横渠四句”的时代阐释，探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知识生产的人文追求。

“为天地立心”是“横渠四句”的起始之句，亦是“横渠四句”中最为费解的一句。“为天地立心”之语，言简意丰，堂庑阔大，千载以降，学界展开诸多解读，但众说纷纭，并无定论。

（一）中华传统文化语境中的“为天地立心”

“为天地立心”最为基本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此处“天地之心”指涉的是天地万物阴阳消长的自然法则。天地之心涌动，万物生生不已。天地之心即滋养万物生生不已之心。张载有云：“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地雷见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 朱熹亦有云：“天地所以运行不息者做个甚事？只是生物而已。……如说天地以生物为心，斯可见矣。”不过，与此同时，“天地之心”又有“人心”之说。《礼记》有云：“人者，天地之心也。”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天地之心，乃是缘于“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有云：“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在中华传统文化语境中，人立于天地之间，乃是唯一能知能觉者，故天、地、人得以三足而立，“人”由此成为“天地之心”。

“天地之心”的多义，引发了“为天地立心”的多种解读。冯友兰认为，“为天地立心”里的“心”就是“人的思维能力”，为天地立心就是发展人的思维能力，最大限度地理解天地万物及其规律。张岱年认为：“天地本来无心，而人有心，人的心即是人的自我认知和对于天地的认识；人是天地之间的一部分，人对天地的认识也可说即是天地自我的认识，也就是为天地立心。”方光华和曹振明认为，“为天地立心”就是确立天地宇宙的价值属性与秩序法则，即天德天道的确立和发现。不过，若是将“天地之心”视为“生养万物之心”，那么“天地之心”又体现出浓厚的道德色彩。《吕氏春秋》有云：“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天地生物之心，体现了天地的仁爱之德，故“天地之心”见之于仁德。诚如董仲舒所言：“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举凡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朱熹又有云：“天地生物，自是温暖和煦，这个便是仁。”“为天地立心”就是体悟天地生生不已之心，树立仁民爱物之心。这即清代关学大儒李颙称之为的“天无心，以生物为心，诚遇人遇物慈祥利济，惟恐失所，如是则生机在在流贯，即此便是代天行道，为天地立心”。这种“代天行道”“为天地立心”，就是仰观天文而俯察地理，洞悉天地生物之心的宇宙法则，并将天地生物之心的“仁”，移作社会人间心灵秩序建构的基点，为整个社会建构一套以仁善为核心的道德理念、价值体系和人文秩序。“为天地立心”的认识论和价值论于此就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合流。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语境中的“为天地立心”

“为天地立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文理想，亦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人文旨趣。中华传统文化语境中，为天地立心指向的是人通过对天道的感知和学习，持续展开道德精修，模铸自我的足以与天地参的道德人格。这就是《中庸》称之为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它强调的是生命之自然秩序及道德秩序，既然是同源于天道的创造精神，那么人在创造的潜能上自然应当是足以德配天地的。换言之，既然人之生命精神与天地精神同流，那么人自当敬天法地，学习苍天的至诚无息和大地的厚德载物，不断提升自我的道德修养而至超迈的天地境界，进而实现天地人的三足鼎立。“为天地立心”反映了中华历代知识分子恢宏阔大的文化使命意识和学术担当精神，具有超越时空而历久不衰的人文力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命题的出场，当前我国理应在体悟横渠先生本意之外，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知识生产不断传承、丰富、升华中华历代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的人文理想。

其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承中华传统“为天地立心”的人文理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中华传统文化话语中的“为天地立心”，追求的是湛然合天地之心，秩然配天地之德。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知识生产，理应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为天地立心”的道德抱负，发扬中华传统人文理想的合理因素，致力建构符合时代气象的道德自我和道德人格。进而言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知识生产，理应传承中华民族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的美德。同时，在道德自我的建构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还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统合当代中国的道德规范、道德认同与道德实践，强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的一体建构，引导现代公民的德性养成。

其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丰富中华传统“为天地立心”的人文理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是中华传统修己之学的时代转化，而且是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知识生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成历程，使得“为天地立心”的时代转化成为可能。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域中，“为天地立心”并不仅仅是个体道德进阶的修炼之道，而且还体现为泱泱中华治国理政一以贯之的伦理意蕴。传统社会时期，王朝中国的治国理政强调的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诚如老子所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以百姓心为心”的政治伦理传统，深远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政治伦理底蕴，推动当代中国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伦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知识建构，就是要体悟中华传统文化“仁民爱物”之精髓，秉持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的思想，展开“以百姓心为心”“以人民为中心”的知识生产。事实上，“以百姓心为心”“以人民为中心”，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心学”的关键内容之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政治文明的精髓之所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知识生产的关键之点，就是揭示当代中国治国理政“以百姓心为心”“以人民为中心”，秉持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政治原则，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其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升华中华传统“为天地立心”的人文理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风骨气象，为中华民族“为天地立心”的人文理想注入崭新的时代气象。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域中，不管是现代意义的道德自我和道德秩序的建构，还是“以百姓心为心”“以人民为中心”的话语宣示，其终极指向都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最高境界和人的本质的真正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致力追求的就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域中的“为天地立心”，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既涉及中华传统人文语境中的道德自我的建构，又涉及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富足。这种经济权利与社会权利的富足，乃是至诚尽性而与天地参的关键之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传统人文理想“为天地立心”的关键性区别之所在。

“横渠四句”之“为生民立命”的原始表达是“为生民立道”。“为生民立命”是“为生民立道”流传过程中形成的异文。“为生民立道”与“为生民立命”的表述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两者的意蕴事实上并无多大差别。

（一）中华传统文化语境中的“为生民立命”

“为生民立命”之“命”，是一个难解的语词。汉代贾谊就曾感慨命不可知：“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在中华传统文化语境中，“命者天之令也”，“天令之谓命”，天是命的源泉，是命的最终决定力量。不过，天意从来高难问，命由天定而天不可知，古人由此既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之语，又有“天命靡常”“天乎命乎不可知”之叹。在中华传统文化语境中，天命还有天性之意。中华传统文化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强调“天人合一”，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命与天性由此出现耦合。这就是《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朱熹注之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按照朱熹的解读，人之“天命”就好像是“天道”注入人体转化成的“人之天性”。天之“天命”经由“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转化，成为“人之天命”与“人之天性”。

在中华传统文化语境中，人之天性有声色之娱、口腹之欲。这种本能欲望在何种程度上予以实现，取决于天，取决于命，乃是命中注定。诚如孟子有云：“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孟子“性与命”之说，后世程颢、程颐释之为：“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愿，则是命也。不可谓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这里面的“命”就带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之意。因此，中华传统文化对于人之本能欲望的满足，强调的是顺天知命而安然自得，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不过，天道注入人体，或者说人撷取天地之精华，所形成的并不仅仅是人的本能之欲，而且还有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感知。孟子有云：“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还强调：“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朱熹为之作注之时指出：“穷达寿夭，命禄运数，已然天定”，但世人“虽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仁义礼智信，“一有不至，则不复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处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这就是说，人之命，有生理之命和道德性命。生理之命，理应顺天知命以得正命，而道德性命则应修身养性以安身立命，即“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在偶然世界里建构起主体的精神和人性的尊严”。

张载“为生民立命”之说，传承孟子修身立命之意，它追求的是天定命运的顺天知命和道德性命的进取精修。这就是赵岐称之为的“为仁由己，富贵在天”，张载称之的“养则付命于天，道则责成于己”。如果能够达到此种境界，那么才会形成“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的通透和达观。这就是说，“为生民立命”之“命”，虽然含有穷达寿夭的顺天知命之意，但其表达的重点乃是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性命的养成。诚如马一浮所说：“今人心陷溺，以人为害天赋，不得全其正命者，有甚于桎梏者矣。仁人视此，若疮痏之在身，疾痛之切肤，不可一日安也。故必思所以出水火而登衽席之道，使得全其正命。” “为生民立命”，就是以“为天地立心”的道德价值作为民众安身立命的依据，将仁义礼智信视为人生不可更易的道德法则，修身养性以实现自我身心的安顿。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语境中的“为生民立命”

中华文化传统语境中，无论是“为生民立道”，还是“为生民立命”，都带有确立做人的道德方向和价值目标之意。它致力于实现的是使得民众摆脱寄蜉蝣于天地的无根漂泊之感，而以仁义礼智信为自我灵魂安顿的寓所和奉行终身的信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推陈出新，它传承中华传统德性伦理文化之精华，吸收现代文明之精髓，更进一步赋予“为生民立命”以时代内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域中“为生民立命”，不仅意味着为民众个体提供可以行之终身的道德法则，而且还在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的，“着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知识生产的核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生民立命”展开的知识生产，涉及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双重努力：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和建构核心价值的深度信仰。

首先，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固然具有与生俱来的幽暗意识，但中华传统文化向来认为人性具有向善的本能。中华先哲创制提倡的传统美德，就是要提供一套“为己之学”，激活人的良知良能，逐步约束乃至祛除自我的幽暗意识，引导人从生理性的存在转化成道德性存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为己之学”，潜藏着中华民族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理念，充盈着中华民族厚德载物、至诚不息、抱诚守真、安民济物、与人为善、敬老慈稚、民胞物与的道德精神。这些思想理念和道德精神是传统社会时期的产物，但它体现出来的仁义情怀和向善之心，却具有历经百代而不衰减的重大价值。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依然滋养着中华民族的道德情操和集体人格，依然塑造着中华民族精神生命的高度和道德心灵的广度。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天地立心”，就是要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具有永恒价值的要素，持续展开社会公德和公民美德的建设，使得中华民众成为“大德之人”。这种大德之人，“立身清纯，恰似静水澄明，居心敦厚，恰似汪洋之湛深，行事博爱，又恰似大海之不竭”，“善体大道，使道不失德，常善救人，使人无弃人，常善救物，使物无弃物”。

其次，建构核心价值的深度信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生民立命”，不仅强调借助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德润身”，而且强调以核心价值来“铸魂育人”。这种核心价值，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知识图谱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精髓的集体反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铸魂育人，就是树立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的深度认同。若是从知识生产“顶天立地”的视野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追求的“为生民立命”，就是引导人民养成天地精神和完成自我心灵秩序的建构。天地精神的养成，就是要发扬中华民族善体天德之神与自然之妙的传统，怀抱兼天地，备万物之精神使命，立身行道，与天地精神合流。心灵秩序的建构，就是引导人民深度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将自我实践行动融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洪流之中。

中华文明第一次轴心时代，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华文化之根，深远地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走向。千载以降，中华文化的每一次蝶变，无不回顾中华文明第一次轴心时代，为其智慧的火花所点燃。张载“为往圣继绝学”之语，就是中华文人回顾中华文明第一次轴心时代，自觉传承以孔孟为宗的原始儒学精华的典型体现。

（一）中华传统文化语境中的“为往圣继绝学”

“为往圣继绝学”在张载笔下的原文是“为去圣继绝学”。“往圣”与“去圣”的意思差相仿佛，并无二致。在儒家的体认中，“往圣”通常是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张载“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传承以孔孟为宗的儒家正统之道学。这种儒家道学之精粹，具有历经千载而不衰减的长远价值。这就是儒家学者称之为的：“夫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不过，随着历史的演进尤其是外来佛学的拥趸日众，以孔孟为代表的往圣之学出现了学绝道丧的风险。韩愈有云：“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间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 北宋时期，儒家士大夫亦悲愤儒道不明千五百年，感叹“人伦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乱，异言满耳，上无礼以防其伪，下无学以稽其弊”，“去圣远矣，斯文丧矣，先王之流风善政，泯没而不可见；明师贤弟子传授之学，断绝而不得闻”。面临“孔孟之后，心学不传”的问题，张载提出“为去圣继绝学”的命题，立志在儒学中衰之际，承载起传承和弘扬儒学道统与学统的历史使命，致力以张扬仁义为根本，以正心明性为大要，以弘扬伦常为旨归，推进儒家思想体系的创造性发展。张载传承儒家之道的使命意识和实践努力，影响至为深远，王夫之为此赞誉道：“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语境中的“为往圣继绝学”

“为往圣继绝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寻根意识、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使命意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知识生产，并不能割裂历史而另起炉灶，而理应秉承“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传承意识和使命意识，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那么，在新的文化起点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域中的“为往圣继绝学”又应该怎样加以阐释呢？

首先，“为往圣继绝学”的对象。张载称之为的“去圣”，是以孔孟为宗的儒家代表性人物。这是对中华先哲人物的狭义化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域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指向，不仅仅是以孔孟为宗的儒学一支，而是指向中华无量先哲创造的一切具有超时空意义的智识成果。进而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演化，既有“百家争鸣，混成一体”，又有“三教合流，归于一是”。当代中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强调赓续中华文脉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中华文化的传承，并不限于孔孟一支的发扬光大，而涉及多元文化流派各种优秀成果的薪火相传。它所指涉的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当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域中的文化传承，并不局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还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承转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诸多“心同理同”之处。借用陆九渊“东圣西圣，心同理同”之说：“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这种“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客观现实，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不仅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要传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

其次，“为往圣继绝学”的关键。“为往圣继绝学”之“继”，不仅仅是孔孟之道的兴微继绝，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文化的继往开来。张载传承孔孟之道，亦非原始儒家理论的简单复制，而是继承孔孟之道的精髓，推进儒学理论体系的创造性发展。他建构了独特的气本论和气化论，发展了儒家的心性之学，赢得了“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 的称誉。推而论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往圣继绝学”的关键，亦不在于先贤之说的因循守旧和生搬硬套，而在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潜藏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积累而成的集体智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既要回顾中华先哲创造的知识结晶，从中寻找建设现代文明的历史智慧，又要以现代文明的精髓注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开放性介入和创新性阐释，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推陈出新，厚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根。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理性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不会也不可能为当代中国具体的实践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只有本土化才能落地生根，只有时代化才能充满生机。这客观上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必然要以中国式现代化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最后，“为往圣继绝学”的方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在方法论层面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它强调的是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另一方面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实践真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化建构。马克思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要秉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不断会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相互成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5000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当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不意味着无视或者轻视其他文明体的知识生产和历史智慧。古语有云：“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人类站在历史十字路口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它不但担负着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而且担负着破解全球共同挑战的时代使命。因此，它必须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各种优秀的思想文化资源，并以之增益自我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建构。

“为万世开太平”，既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必然的逻辑结果，又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理想。张载“为万世开太平”之语，既反映了中华民族集体的心理期待，又体现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不过，张载“为万世开太平”之本意，带有“渐复三代之治”的设想，即以仁政和礼治来建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致力追求的“为万世开太平”，并不是复古主义的导向，而是着眼未来而放眼全球，致力寻求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

（一）“为万世开太平”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人民谋幸福”

中华文化语境中，无论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还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万世开太平”的终极指向都是人民的幸福生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人民幸福生活，既包含了生民皆有所养的饱食暖衣之意，又包含了人间有味是清欢的心灵愉悦之感。生民皆有所养，即“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心灵恬淡愉悦，即文人墨客笔下的“黄发垂髫，怡然自乐，清闲无事，坐卧随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域中，“为万世开太平”的关键亦在于实现人民幸福生活。不过，现代人民幸福生活意蕴的深厚宽广却远非传统社会时期可以比拟。首先，幸福生活现代意蕴的深厚性。中华传统文化语境中，人民幸福生活主要体现为民生的保障，体现为脱离贫困、生活温饱的满足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语境中，人民幸福生活除了“民生”的导向，还带有鲜明的“民权”导向。人民幸福生活，不但强调呵护人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权利，而且强调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这就是从人权的高度来确证人民的幸福生活。其次，幸福生活品质的跃升性。中华传统文化语境中，人民幸福生活指向的是生存底线之上的安宁，诚如《诗经》有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但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语境中，物质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基石，共同富裕是人民幸福生活的根基。物质文明发展的程度和共同富裕实现的程度，决定了人民幸福生活的品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要旨，就是不断增进社会财富的总量，确保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共享发展，提升人民的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最后，幸福生活实现手段的现代性。相较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被视为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尤其是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不但颠覆性重构经济增长的动能和经济发展的模式，而且前所未有地影响人民生活的福祉。特别是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能源技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不但以技术的创新性突破支撑着当代中国的高质量发展，而且飞入寻常百姓家，助力人民现代化幸福生活的实现。

（二）“为万世开太平”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民族谋复兴”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域中，“为万世开太平”，不仅意味着人民群众个体的幸福生活，而且意味着中华民族集体的强盛兴旺。个体的幸福生活与民族的强盛兴旺，本质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民族的强盛兴旺，构成了个体幸福生活的基础。为了个体的幸福生活，就必然要实现民族的强盛兴旺。人民对中华民族强盛兴旺的想望，就是中国传统话语指称的太平盛世，即外无敌国相犯，内无兄弟操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目标，就是回应中华民族数千年“河清海晏，国泰民安”的想望，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极为丰富，它涉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国民素质、科技创新、资源环境、国际影响等方方面面的议题。不过，若是着眼传统社会时期人民追求的“外无敌国相犯，内无兄弟操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涉及的两个基础性议题就是国家安全与民族团结。在国家安全建构的理解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强调的是秉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它传承中华民族“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传统理念，致力于跳出冷战思维的窠臼，拒绝零和博弈的陷阱，摒弃丛林法则的侵扰，立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实现世界长久和平。至于民族团结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强调的则是民族团结是致盛之道，民族动乱是取祸之源。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必须铸牢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域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涉及的核心问题就是正确把握四对关系：一是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各民族共同性的增长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大势，各民族差异性的存在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动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中华民族的兴旺强盛是各民族安身立命的根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是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正确理解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四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各民族共享发展与各民族相互认同辩证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推进各民族共享发展与相互认同的交相辉映。

（三）“为万世开太平”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世界谋大同”

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就是一部由原始封闭的民族历史向广阔的世界历史转变的历史。在民族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各民族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升，得以打破地域的限制，展开日益广泛而深度的交流。及至当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全球化浪潮的激荡之下更是因为国家利益的交互性而日益成为利益攸关的命运共同体。不过，虽然人类社会日益成为利益攸关的命运共同体，但是，全球性风险的跨域攻击和严峻威胁导致人类社会依然面临共识断裂的困境和协同行动的难题。全球社会依然深陷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的泥潭而难以自拔。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是与世隔绝的孤岛。人类社会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共同风险，乃是对人类社会普遍安全的共同威胁。这客观上倒逼各国展开人类永久和平安宁的思考，即思考全球意义的“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人类第二个轴心时代任何国家都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诚如杜维明所说的：“第一个轴心时代，各大文明的主要任务是相对独立地解决该文明群体存在的问题。第二个轴心时代，各大文明则必须对全球和平和人类生存有所作为。”进而言之，当今世界正在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风险的滋生和协同治理的困境使得人类社会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发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终极之问。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立足中国而放眼全球的新型文明形态，它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建构就是要回答当代人类提出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对于这个重大问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立足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倡导全球社会顺应历史潮流，锚定增进人类社会的普遍福祉，共同构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基石。它强调的是国际社会在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价值共识之下，展开多元文明的交流和对话，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共同构建一个“命运与共，大道同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蕴含深厚历史积淀的现代性文明，是中华文化生命体历经数千年演化而成的文明结晶。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个关键性内容就是展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知识生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知识生产，要传承和发扬中华仁人志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抱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我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展开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并相继拟制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等诸多义理精微的概念。这些理论概念的提出，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知识生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不过，本文虽然探讨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知识建构的理论抱负，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知识生产何以由理论抱负走向实践生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知识生产如何赢得世界性认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如何提炼，依然是值得进一步予以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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