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君：千秋青史铭“三杰” 渣滓洞中“楼角钉”——记蜀光英烈郭重学
文摘
文化
2024-09-14 06:00
四川
《蜀光人物》 第一集
建校八十周年
暨张伯苓接办蜀光七十周年纪念文集
蜀光中学校 蜀光中学自贡校友会 编
千秋青史铭“三杰” 渣滓洞中“楼角钉”
——记蜀光英烈郭重学
郭重学(又名郭习之)烈士1949年11月牺牲于重庆歌乐山渣滓洞,迄今已35年了。他牺牲时只有26岁,时间在解放前3天。我和重学同志,结社于重庆,熟识于南京。一想起他,一个五官端正,眼睛细长,皮肤黝黑,面带微笑,身着蓝布长衫,脚穿破旧皮鞋的青年，就像站在我的面前。这是当时不愿随波逐流，正在探索人生真谛的成百成千的普通大学生中的一个。他既不会拍案而起,也不会慷慨陈词;他是温和的,也是深沉的;他机灵而不外露，果断而无锋芒;他不能像狮子那样地怒吼,却能像骆驼那样肩负重担,忍饥受渴，步伐稳健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奋然前进。1946年春,国家民族面临危急关头,内战惨祸迫在眉睫。在重庆“一·二五运动”之后的中央大学校园,犹如滚沸的油锅。松林坡下,嘉陵江边,宿舍里,食堂内，墙报前,无处不有热烈的辩论,无处不有个别的串连。敌我双方争夺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徘徊歧路,犹豫不前,对共产党心怀疑虑,对国民党相当不满,幻想读书救国，但又感前途渺茫的中间同学。因此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新青社”,在组织学生自治会竞选团时,非常注意争取中间同学的选票。重学同志当时是政治系三年级的学生,是颇有名气的蜀光中学的学子,最大的四川同乡会的副主席。他为人正直,有爱围心,有正义感,有代表性,而政治面貌又不很红,这样的人对中间同学具有一定吸引力,所以“新青社”就通过他的蜀光的老同学李公天去邀请他参加支持进步学生竞选团。在军统、中统特务、反动党团力量虽已受到打击,但还相当强大的中央大学,参选是一件大事，因为这无异于公开站出来表态，不仅在学习上要受到很大影响,而且在政治上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李公天在邀请重学同志参加学生会工作的时候,本来准备做点说服工作,哪知他带着平常的、温和的笑容,简单地:说“好啰”，问题就算决定了。难道他没有想到竞选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处境吗?不是,他是个心思缜密的人,不是不知,而是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一个好像是偶然的许诺,却存在必然的原因。重学同志于1923年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县双石铺(现自贡市沿滩区仲权公社)一个一年收租二十余担的小地主家里,由于有8个兄弟姐妹,家庭经济入不敷出。重学同志从小在镇上念书,由于勤奋好学,成绩优良,1937年考上富顺县中。此时抗日的烽火已燃遍祖国大地,他受爱国心的驱使,参加过学校进步教师组织的文体宣传活动,但只读了一年多,这个活跃分子便为保守的学校当局所不容,被莫须有的罪名“默退”了。他怀着求知的渴望,又恨处罚之不公,于是发奋图强。勤学苦练,终于在1939年暑期，考上了名校自贡蜀光高中。但是社会对追求上进青年来说,真是荆棘满地,道途坎坷。他在蜀光只念了一年书,因家庭经济困难,被迫停学。这时适逢自贡市盐务管理局招收职员,他便去投考，结果被录取。但是重学同志在那儿只干了一年,就自动退职了,回到蜀光继续读书。家里的人和有些亲友对他这个决定很不理解,给以责备。他说:“在那儿工作，就个人的职业来说,是暂时得到解决,但成千上万的人找不到事做,怎么办?我自己能保险某一天就不被资本家撵走吗?"又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小小日本鬼子就敢欺负我们,这种情况不改变,行吗?我要上大学,上政治系。"这些话表明他在中学时代即有要主大地沉浮的远大理想和以天下为已任的革命抱负。进步学生竞选团取得胜利以后,中央大学成立了第一届由民主选举产生的自治会,重学同志担任副理事长,为三千多同学服务。当时学生自治会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协助学校搞好复员工作(即从重庆搬回南京),他这时十分忙,除上课外,成天为同学们的福利奔走。学校4月份就放暑假了,许多人在万里远游之前,都回家去与亲人团聚,可是重学同志为了解决清寒同学的搬迁费用问题,毅然放弃假期。经他与校方多次交涉,校方最后答应随校到南京的同学由校方分批遣送,并承担旅费和伙食费。重学又忙着组织同学上船,直到6月,他才同最后一批同学离开重庆到南京。到南京后,他在中大附小找了一间房子作为学生自治会的办公室。这一期间找他的人很多,他经常工作到深夜,除了办些公益事务外,还筹备公演话剧,其中有《过客》、《风雪夜归人》等,受到校内外人士的热烈欢迎。1947年1月23日，中央大学会同南京地区各大专院校，举行了两天声势浩大的抗暴行动,抗议美军强奸我国女大学生沈崇。重学同志作为中大学生自治会副理事长,又是政治系四年级学生,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副主席,负责起草文章。在短短的几天里,他夜以继日地干,终于很好地完成了任务。.重学同志在同学中的威信越来越高,披着学生外衣的特务分子对他的行动也就更加注意。由于多次发现盯梢,组织上叫重学同志暂时隐蔽。1947年春天,新自治会成立以后,重学在公开场合便很少出头露面,而把工作重点转入比较细致的“蓓蕾团契”的活动。“蓓蕾团契"是在1946年初,由燕京大学毕业的地下党员刘克林和中大的李公天、侯朝疆等同学发起组织的进步社团。刘、李、侯都是蜀光中学的校友,我和重学同志在蓓蕾刚成立时就参加了。这个社团名为团契,实际上与基督教无关,不过用此较灰色的名字,掩盖进步的内容,以躲避当时那些“猫头鹰"的视听罢了。重学同志在蓓蕾里不声不响地工作着,介绍新的人参加,扩大团结教育面;为蓓蕾出版的油印小报写稿;参加蓓蕾组织的读书会,以及其他一些活动。1947年7月,重学同志在中央大学政治系毕业了。他经周兰同志介绍到绍兴教了半年书,可是到寒假就失业了。往何处去?经过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洗礼的重学同志,决心到久已向往的“山那边的好地方”去!到武装斗争的战场上去!于是他回到了南京,通过李公天同志找到了我。我对重学同志是信任的,分析了他的具体情况之后,认为他的决定很正确,所以立即向上级作了汇报。上级认为他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经过近两年的学生运动的考验,政治上比较坚定,就同意他的要求,让他从上海去四明山解放区。当重学同志的请求得到上级批准后,他是多么高兴啊!就像多年飘泊的游子即将回到母亲身边似的。他临行时再三叮嘱女友陈梓璋:“解放区很艰苦,医药条件很差,医务人员很缺,好好学完医科,以后也到解放区来。”重学同志到上海后,按约好的暗号接上了头,原来接头人就是中央大学新青社的创始人之一、历史系毕业的同学刘宪贞。他当时在地下党领导的全国学联工作,和重学同志在沙坪坝就比较熟悉。他考虑到重学同志任中央大学副理事长时就和重庆沙坪坝的几个大学联系过,人、地都熟,现在那儿很缺干部,最好能派他回去开辟工作。于是和重学同志商量,重学同志虽然非常想到解放区,但仍然服从了革命需要。重学同志在上海停留期间,刘宪贞同志和当时也在全国学联做组织工作的陈荷夫同志,根据他英勇斗争、顽强工作的一贯表现,发展了重学同志为共产党员。入党后没有几天,重学同志于1948年仲春时节肩负着党的重要使命,回到重庆进行新的战斗。他先在江北董家溪的建川中学教了几个月书,暑假后到重庆地下党的据点之一—新桥适存商高当教导主任。重学同志回到重庆不久,就受到敌人的注意。1948年9月7日上午,一辆吉普车,开到新桥适存商高,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一下车就急忙到办公室,声言找郭重学。重学同志镇静地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说:区署要你去一趟!"接着拿出一张什么证件给他看,他迅速地扫了一眼,脸色有些异样。他严肃地说:“我要和弟弟讲一声。"然后坦然地跟着那3个人上了吉普车。从此，我们的重学同志就告别了他的父母、兄弟、爱人、朋友,告别了他出生的故乡和雄伟山城。从此铁窗镣钱,虎凳皮鞭就紧紧跟随着他。关押重学同志的地方,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魔窟一一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洞牢房。据虎口逃生的傅伯雍同志告诉我,重学同志在狱中经受了严酷的考验，是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重学同志人狱后,被关在楼下7室,他负责本室的理论学习,还开专题讲座,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8室的难友在放风时,还向他请教。他能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用非常浅显易懂的例子加以说明。8室的大老粗杨子龙,是个农民游击队员,听重学同志的哲学课也津津有味,还把听到的道理,带回8室去向难友们传达。教学总得有点工具,重学同志把黄泥巴搓成条条,夏天放在烈日下嗮干,或在牢房后壁窗棂间晾干,用来当粉笔使,教难友们学文化或理论。有时把毛主席诗词和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等同志的旧诗写在地板上教难友们诵读;有时又把李白、杜甫、辛弃疾的艺术性高而又较有人民性的诗词,在放风时间背诵与别室的难友听。重学同志除了努力学习、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外,还敢于和善于斗争。他和丁鹏武、楼阅强烈士,是7室的骨干,8室的刘石泉常夸奖“楼角钉”(楼、郭、丁)是7室了不起的“三杰”,看守他们的几个小特务,都晓得“楼角钉”是不好惹的,有畏惧,不敢随便作威作福。可惜重学同志同室的难友都牺牲了,因此不能了解到在狱中的更多情况。1949年11月27日晚上,歌乐山脚下,风瑟瑟,夜沉沉,国民党反动派眼看自己灭亡在即,急速逃离山城,计划已久的大屠杀开始了。他们在血洗白公馆之后,分乘卡车奔往渣滓洞,用机枪疯狂扫射几百革命战士,人民英雄们奋起反抗,向本来已经倒塌,后又补上的围墙缺口猛冲,有的冲出去了,然而绝大多数倒在血泊里。敌人还不甘心,又灭绝人性地在牢房和遗体上浇上汽油,纵火焚烧,一时火光漫天山河泣,鬼神惊,大地都为这幕世上少有的悲剧而震惊了。冲出去的难友在最后一刹那还听见重学同志呼喊口号的声音。35年,弹指一挥间。社会主义的中国在高歌猛进,我们作为重学同志昔日的战友,早已两鬓添霜,但仍然意气风发,宝刀不老,此情此景,或可告慰烈士在天之灵。
编者注:此文转引自蜀光中学60周年校庆由1951级校友主编的纪念专刊《蜀光》英烈传一栏。80周年校庆,当年与郭重学在蜀光高中同班学习、后又同期考入中央大学,1948年3月在上海四川北路附近一个公园里又同期加入中共地下党，同时被派遣回四川参加学运斗争的杨映辉校友,在《情系蜀光,情系公能》的级友祝贺文集上撰文,深切缅怀“死生校友”,沉重追忆烈士生平,动人心魄。这篇文章也成为编者的重要参考资料,特此注明。文章题目由编者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