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作平：糖厂
文摘
文化
2024-09-14 06:00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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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聂作平 选自《富顺词》（中国华侨出版社）
那年我二十六岁。一连热了一个多月的川南，终于在某个初秋的早晨凉下来。我和欧纯定、杨国琼一起去糖厂。从邓关镇--准确地说，是从位于邓关镇尾的欧纯定家所在的水泥厂--去糖厂。糖厂级别很高。20世纪50年代建厂时，富顺尚属宜宾地区--那时的宜宾地区，管辖20几个县，足足占据了四川半壁江山--糖厂的行政级别为县级。后来，富顺由宜宾划到自贡，糖厂因在富顺地盘上，也跟着划到自贡。不过，行政级别未变，仍是正县级。一个县份上，一家正县级的企业总是有存在感的。比如，管千来号工人的厂长，竟然与管上百万人的县长平起平坐。但是，富顺糖厂的存在感似乎并不高。因为，它太偏。它不但不在县城，甚至也不在县里治下的某座镇子上。它位于沱江与釜溪河的交汇处。这样布局的原因，我猜,一是为了利用釜溪河与沱江河的水运,二是为了生产用水,三是沿着沱江带状分布的那些冲积小平原上，每年，都会种植甘蔗。我们一行三人去糖厂。偏远的糖厂，公交车一天大概也只有两三班。我们决定走路去。那时我们年轻，哪怕最年长的欧纯定，也才年富力强的五十来岁，走上二三十里,玩儿似的。我们从水泥厂出发，沿着釜溪河，一路渐渐出了邓关镇，走到了一片三面临水的坝子。那片坝子叫平澜坝。又名沙嘴。一侧是釜溪河，一侧是沱江，还有一侧是釜溪河与沱江的汇合处。坝子上，当季的庄稼收割完毕，只余下一些碧绿的蔬菜，低低地伏在地上，很是谦逊卑微的模样。间或有些房子。有民居。也有航运社的库房--那时，沱江上偶尔还有来往的船只。最意外的是，在两排低矮的民居中间，大路正中，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牌坊。青石制成的牌坊极为精美，表彰的是一位清朝初年的妇女，十八岁嫁到丈夫家，三天之后，丈夫就死了。于是，她活活守了四十多年的活寡，直到孤独地死去。她一生的意义似乎就是为了挣下这块青石牌坊。朝阳升起，牌坊的影子长长地拖在地上，一只忧郁的土狗趴在阴影里，无精打采地望着我们，甚至不愿发出哪怕一声例行公事的叫声。从船上看，原来，糖厂所在的台地，高高凌驾于河床上方，像一艘乘风破浪的巨舰。然而，及至走进厂区，才发现外表看上去很威猛的糖厂其实异常破败。几个车间横卧在田野里，车间的玻璃大多已破碎，铁丝上爬满蛛网，农民的牛就在车间门口,大口啃食着花台里的芍药。年代久远的员工宿舍和办公楼，有的还是那种覆盖着青瓦的简子楼，其年龄，我足以称它一声房子兄。那时好像还没搞减员增效，还没实行下岗制度。但糖厂依然如此破败，这只能说明，它的确是一家竞争力有限发展力更有限的老厂子。想起小时候，母亲有一个朋友的老公，便是糖厂工人。他回家探亲时，脚上蹬着公社下乡的刘书记才穿的凉皮鞋，头发梳得光亮，看上去宛如一个县级大干部。而他们家里，从来就不缺大包小包的白砂糖--抓一把白砂糖放进一碗刚从井里打来的凉水里，那种沁人心脾的凉与甜让人有一种忍不住要窒息的美好。老实说，那时，我的理想就是像这位叔叔那样，长大了，到糖厂当工人。后来，我大学毕业时，这位叔叔在糖厂做了车间副主任。偶然在老家遇见，他竟热情地邀请我分到他们厂去。只是，那时，我对偏远的糖厂已经没了兴趣。我想留在城里。我们一行去寻访一个姓魏的文友。这位文友的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年龄在我和欧纯定之间，应该三十多吧。他的右手或左手只有三根手指，另外两根不翼而飞的手指到底去了哪里。我记得酒桌上似乎问过他，他回答得很含糊，他倒不是忌讳，而是喝了酒，舌头像被扭了几圈，打了结，说话就含糊。魏朋友喝酒很耿直。所以，我们虽然只有一面之交,但临别时，他写下了他的地址，并热情邀请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到糖厂来喝酒。其他没有，酒管够。”他拍着胸脯说。就为了这句话，我们一行三人在那个初秋的早晨走到中午，过河，爬坡，顺着沱江边长满青草和蛇莓的小路走了二十里。中午，我们终于遥遥地看到了魏朋友所说的他开的小餐馆。几个光背的工人正对着瓶子喝啤酒，脚丫子放在长椅上，旁边摆放着安全帽和脏兮兮的工作服，刚下班的样子。那天下午，我们就坐在工人们坐过的长椅上，就着回锅肉和青椒肉丝喝酒。工人来了又走了，走了又来了，我们一直喝到天快黑才结束。我们爬上一辆运输甘蔗后返回的卡车，往邓关方向而去。魏朋友站在路边不断挥手，他的只有三根手指的手在风中晃动。![]()
（图片来源网络）
聂作平，1969年10月出生于四川富顺。曾从事过企业秘书、报刊编辑等职业。现居成都，专业写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著作40余部。主要有长篇小说《自由落体》《长大不成人》《青山夕阳》《化蛹为蝶》; 随笔《1644: 帝国的疼痛》《皇帝不可爱，国家怎么办》《历史的B面》《历史的耻部》《天朝1793-1901》《纸上城堡》《一路钟情》《一路漫行》《大地的细节》《天地沙鸥》; 诗集《灵魂的钥匙》等。主编有《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部分作品译为外文。另有纪录片多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