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泰元语｜OED 的 Long March：探源“长征”英译

教育 2024-10-25 07:57 北京

（图源：english.cctv.com）

作者简介

曾泰元，上海杉达学院英语系教授兼外语学院院长、语料应用与研究中心学科带头人、国家语委汉语辞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商务印书馆《英语世界》杂志编委。

【作者按：本文原载2016年10月26日上海《文汇报》之文学副刊“笔会”（微信版10月20日推送），此“英语世界”版是在原稿基础上修订、增补、重新编排而成。】

《牛津英语词典》的“长征”

今年是红军长征开始的90周年。自2021年秋季起，我专职任教于上海杉达学院，因缘际会，这3年看了一些长征题材的影视作品，读了一些相关的媒体报道，让我对这件历史大事有了全新的认识。

我生在台湾，长在台湾。关于90年前的长征，我在台湾虽有耳闻，但国民党统治台湾多年，历史对此着墨甚少，知道的非常片面、有限。

我在台大（台湾大学）读书时，有个与我同样毕业自建中（台北建国中学）的好友，他参加了台大校内的学生社团“大陆社”，读了不少关于中国大陆和中国共产党的书籍。有次他和我分享了红军长征的历史，说红军不断地被国民党军队强势“围剿”，以致奄奄一息，末了竟能起死回生，以星火燎原之势将国共的强弱态势迅速翻转，最后国民党节节败退，败走台湾。他讲述的当时，脸上满是对共产党的赞叹，那个表情，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我的那位好友热爱历史，而我却喜欢英文。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长征”的英文不是 Distant Expedition（远征），也不是 Long Trek（长途跋涉），而是 Long March（长途行军）。

我研究英语词汇，特别关注英语里的中国元素。《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简称 OED）是英语词汇的圣经，其地位有如泰山北斗，备受尊崇。其实 OED 早就收录了“长征”的英文 Long March，然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近年来又于两个时间节点对此做了修订。在长征胜利80周年的2016年，OED 对 Long March 做了大幅翻修，增补内容，调高地位。2023年，在长征开始的90周年前夕，OED 又对词条做了些许的改动，但这次幅度较小。

OED 在 Long March 的词源里阐释，说这个英文词语是仿照（modelled on）中文的“长征”翻译而成，“特指1934年到1935年间的事件”（specifically to denote the events of 1934–5），最终的来源则是“万里长征”。OED 对于这个时间段的选择，显然是以中央红军撤离赣南，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为准，并没有考虑一年后在甘肃的另一次会师。OED 把长征认定为1934年到1935年（而不是1936年）的行动，反映的是西方史学的主流观点，我们阅读时必须加以甄别。

在 Long March 的主要定义里，OED 极简地概括了长征的历史，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军队脱离国民党部队的撤退，始于1934年的中国东南，止于1935年的中国西北，途经距离逾6000英里（约9600公里）”。

The retreat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ces from Kuomintang (Nationalist) troops in 1934–5 from south-eastern to north-western China, over a distance of 6000 miles (c. 9600 km).

定义底下还有三行小字，以百科信息的方式进一步说明长征的概况：“1934年10月一开始，有10万人离开了共产党在江西农村的根据地，到了1935年10月，大约有2万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活着抵达了陕西。虽然共产党折损惨重，不过此趟撤退确保了共产党的存活，1949年才有可能终胜国民党。”

At the outset, 100,000 people left the Communist rural base in Jiangxi Province in October 1934; approx. 20,000 survived to reach Shaanxi Province in October 1935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Mao Zedong. Despite these losses, the retreat ensured the survival of the Communists and made possible their ultimate victory over the Kuomintang in 1949.

OED 是一部依历史原则编纂的巨型权威词典，阅读词条就可以了解词汇的演变与发展。除了词源与定义之外，OED 还收录了讲述红军长征的6条书证（quotation，有来源出处的书面证据，又称“引文”），从1937年起至2007年止，时间跨度达70年，以书面的证据来提供更多的相关脉络。

第一条书证出现于1937年，这是 Long March 最早的记录，出自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或译《西行漫记》），因此斯诺应该是把“长征”翻成 Long March 的史上第一人。这条书证说：“这个历史性的长征有6000英里远，他们（红军）跨越了中国的12个省份，最后成功存活了下来，在西北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

The historic Long March of 6,000 miles, in which they crossed twelve provinces of China and triumphantly emerged at last into a powerful new base in the Northwest.

接下来的五条书证，虽然年代、来源各不相同，不过都站在中共的角度，看待当年的这场长征。

第二条书证出自1950年美国的《生活》周刊（LIFE）：“长征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质疑中国共产党真正的领导人是谁了。就是毛（泽东）。”

There was never again a question, after the Long March, about the real leader of Chinese Communism. It was Mao.

第三条书证引自英国作家连•迪顿（Len Deighton）1967年的《昂贵的死亡之所》（An Expensive Place to Die）：“长征意味着国民党杀了250万人。”

The Long March meant the Nationalists killed two and a half million.

第四条书证是1972年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的报道：“长征之前，周（恩来）先生担任过若干要职，周游各地。”

Mr Chou held a number of important posts and travelled widely before the Long march.

第五条书证出自1982年，为英国著名外交官、熟知中国事务的前港督卫奕信（David Wilson）所言，这是他为《一个共产国际的特务在中国（1932-39）》（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39）写的导读：“他长征后的照片像个小老头，牙龈皱缩。”

The photograph of him after the Long March shows a prematurely aged man with shrivelled gums.

最后一条书证来自中国学者李小兵，是他2007年用英文写的《现代中国军队史》（A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Army）：“李（大妈）的么儿死于长征。”

Li lost her young son during the Long March.

综观 OED 对“长征”的定义与书证，或可谓“虽不中，亦不远矣”。长征的艰辛惨烈、共产党的浴火重生、中共领导人的确立，都在此得到了重点的记载。

值得一提的是，斯诺当年作为桥梁的角色，把“长征”的英文翻成 Long March，并以其深入的写作，影响了西方人对早年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让OED 对长征做出如此精简扼要的评价，他的角色至为关键。

OED 还记录了 Long March 的新用法，指的是“艰辛、困难的征途或进展，其程度和红军的长征差可比拟”（a march or progression likened in some way to this, esp. in being arduous or difficult）。词语出现了引申，是其生命力的展现。英语里的汉源词不多，根据我的研究约在500个之谱，出现语义引申的更是屈指可数。Long March 从历史事件蜕变为一般词语，足见“长征”的概念历久弥新，具有跨文化的共性，已经深入英语人士的生活语言，值得我们中华儿女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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