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法堂‖ 会子,南宋流通最广的纸币

文摘   文化   2024-02-26 13:06   北京  


1127年6月,宋大将宗泽等拥护宋高宗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称帝,南宋建立。不久,南宋将都城迁至临安(今浙江杭州),成为偏安江南一隅的封建王朝。高宗统治时期,最初铸造和使用金属铸币,材质为铜、铁两种,有“建炎通宝”、 “建炎重宝”、“建炎元宝”、“绍兴通宝”、“绍兴元宝”等钱币名称。诚如《宋史·食货志》所记载,建炎四年(1130年),“大抵于先朝常赋外,岁增钱二千六十八万缗”。
绍兴通宝折二铜钱

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进行谈判,达成“绍兴议和”。至此,结束了两国长期战争对峙的状态,百姓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双方都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态环境,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绍兴十二年(1142年),宋高宗赵构采纳左司员外郎(后任两浙转运副使)李椿提出的“经界法”,在全国清查与核实土地占有的实际状况,开始加强农业生产、与民休息,促进了南宋社会整体生产力的提升。
此时,商品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商品种类品多,商业贸易往来频繁。首都杭州人口稠密,经商群体庞大,据说有20余万从事商品经营活动,而且产生了不少富商大户,如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钱塘县人氏杨康,经营羊肉,曾提出向朝廷每年进献720头羊,折合一万缗钱,可见杨康是一名妥妥的超级富豪。吴自牧在所著的笔记《梦粱录》曾描述杭州商业的繁华:“盖因南渡以来,杭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这一时期,航海贸易超越之前,利润丰厚。泉州、广州、明州(宁波)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为管理海外贸易,朝廷特设有市舶司。据史料记载,高宗绍兴末年,朝廷15的%财政收入都来自海外贸易。

商品经济的发达和蒸蒸日上的海外贸易,使得流通领域中的钱币需求越来越大,周转速度越来越快。两宋时期是中国历朝历代铜钱发行量最多的朝代,但因为边境贸易和海外贸易发达,所以,铜钱外流现象在北宋时期就很严重,到了南宋尤其厉害。日本商人以商品交换方式,大量换取南宋铜钱,“以高大深广之船,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此时流通领域中的金属铸币的数量远远无法满足商业发展的需要。有了北宋时期“交子”、“钱引”、“小钞”的印制、发行和管理经验,南宋时期就发明了“会子”,作为金属铸币的代用币参与流通。

会子的名称在北宋就已产生。据神宗时期宰相吕惠卿《日录》记载,熙宁八年(1075年)八月,神宗和王安石、吕惠卿一起商议陕西交子的事情,吕惠卿说:“自可依西川法,令民间自纳钱请交子,即是会子。自家有钱,便得会子”。由此,我们可知当时的会子是取钱、纳钱的一种凭证,并非货币。

北宋时期,一些富商开办了可以寄存钱物的店铺,称为“寄附铺”,寄附铺开具给寄存人的凭证,称为“寄附钱物会子”。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因为京城百姓私下里将寄附钱物会子携带出城,并在城外使用,扰乱了朝廷的“盐钞法”,所以朝廷就下令停止使用寄附钱物会子。由此可知,因为可以在民间使用,所以此时的寄附钱物会子开始具有了汇票的性质。

到了南宋初期,仿照寄附钱物会子,民间开始大量使用“寄付兑便钱会子”,“寄付”即“寄附”,“兑便钱”意为汇兑,寄付兑便钱会子就是一种近似类似支票、汇票的票据,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使用,发挥货币的支付功能,已经演变成纸币。

绍兴五年(1135年),在张俊指挥下,政府终于平叛了历时三年的湖湘内乱,至此,南宋境内社会逐步安定,朝廷立足于江南的统治趋于稳固。九月,朝廷下令禁止兑便钱会子出城,因为此举不得民心,故遭到临安及周围居民的强烈反对,次日便被迫宣布废除。

绍兴三十年(1160年)二月,临安知府钱端礼主持,将由民间富商经营的寄付兑便钱会子收归国有,仿照寄附铺的方式经营,在临安城内外可以与铜钱并行使用。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输左藏库(国库)。七月,钱端礼升任户部侍郎,负责南宋朝的财政管理和预算监督等工作,会子也由户部接手经营。钱端礼出身显贵,是吴越王钱俶的六世孙,荣国公钱忱之子。钱俶归宋后,大多数钱家人都入朝为官,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说:“宋兴以来,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钱氏一家而已”。钱端礼勇于担当,作台州通判时,遇到自然灾荒,大胆决策,发放救济粮,赈济上千人灾民,无一人因饥饿而死,秩序井然。他非常有经济头脑,一手主导了会子的发行,有“会子之父”的美誉。

第二年二月,朝廷接受临安府知府张澄提议,设立“行在会子务”(后改为行在会子库),主要职责是管理会子的印制和发行等事宜。张澄也是一名非常有才干的南宋官员,善于处理繁难事务,曾做户部尚书。会子务还是由钱端礼全权负责管理。会子务隶属于都茶场,一直以来,盐、茶、香、矾等产业都是官府垄断专卖,民间私商不得直接经营,他们只相当于末端的贩卖者,每年都要向朝廷缴纳用于购买上述物品的金属铸币,所以都茶场拥有大量的现钱存款。为维护会子的信用,取信于民,朝廷拨付十万贯给会子务做发行准备金,会子是一张纸,本身没有任何价值,但有了准备金作担保,从而保证了自身流通和支付的能力。百姓用一贯铜钱兑换1贯会子,要收取10文的手续费;用一贯会子兑换一贯铜钱,则要收取20文手续费。印造会子的纸张取自徽州和池州,在成都和临安两地印制。同时规定每天印造会子工作完成后,由监官分押,每一万贯押解到户部盖印,可见会子印造管理非常严格。

绍兴三十二年(1163年)十二月,朝廷制定伪造会子法,规定造假者犯人处斩,告发者赏钱十贯,不愿受者,补进义校尉。若造假庇匿之人有告发者,可以免罪受领赏,愿补官者听。

会子最初的面值为一贯、二贯、三贯,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又先后增加了伍百文、二百文文、三百三种小面值,型制为长方形,采用红、蓝、黑三色同时铜版印刷。不同面值的会子,版式设计和风格似乎略有不同。

我国现存一块“行在会子库”青铜钞版,长17.4厘米,宽11.8厘米,整个布局分为三个部分 。版面正中横书“行在会子库”五个大字。上部左边刻“大壹贯文省”,右边刻“第壹佰拾料”,中间方框内刻有“敕伪造会子犯人处斩,赏钱壹阡贯。如不原支赏,与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窝藏之家能自告首,特与免罪,亦支上件赏钱,或愿补前项名目者听”五十六个字。印版下方为山泉花纹图案。这块钞版是民国钱币收藏家陈仁涛于1927年购得。解放前夕,陈仁涛将这块钞版连同其它珍藏品一起携出境外。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国家拨专款,将这块钞版连同别的历代货币一同收购回国。由于其并非科学考古出土,没有清晰传世来算记载,对这块钞版的性质、真伪问题可以结合历史资料、版式风格、文字特征、行文特点、制作工艺等进一步探究。

行在会子库铜钞版
会子最初在两浙地区使用,后因使用方便快捷,又陆续推广到两淮、湖广、京西各路。因为大面积流通在东南地区,故又称“东南会字”;因由行在会子库发行,也称“行在会子”。朝廷规定,无论公私纳税和交易均可以使用,故会子的用途非常广泛,除了食盐买卖本用铜钱以外,其余各种商品,大都数情况系都可以用会子。与此同时,民间也通行会子,民间典卖田、宅、马、车、舟、牛等,钱会参半行用。所以,会子几乎起到了官方法币的支付职能。
最初的会子不分界,致使流通领域的会子数量越来越多,引起物价贬值。如,隆兴二年(1164年),大米一斗二十五文,乾道初年,一斗最高涨至五六百文。考虑到会子发行量太大,所以,乾道二年(1166年),朝廷用内库及南库一百万白银两回收会子,第二年,又用二百万两内库银收兑会子。乾道四年(1168年)的时候,朝廷实行货币改革措施,正式实行会子“分界”制度,规定三年为一界,每界发行一万贯,随界造新换旧。会子上印“提领措置会子库”印。每贯收破损收兑手续费二十文。制定收兑标准,凡是破旧会子,只要面值和字号、印章完整,就可以兑换。因为清晰地明确了界额及期限,此时的会子已发展成为制度完备的纸币。在会子流通过程中,政府也进行过宏观调控,“若会子稍多,又出钱银收之”。

为防止会子贬值,政府采取“称提之术”的金融措施,即政府及时以金银、铜钱等收兑贬值的纸币,还采取出售茶引、度牒、盐引和官诰等市场流通的有价证券来回笼纸币。此外,还通过限制纸币的发行量,规定纸币使用的界限以及按期调换等方式,以维持纸币的购买力。

南宋自建国之后,遂获得短暂喘息,其他时期大都处于战时状态或准战时状态。战时状态牵动着、制约着南宋社会、尤其是财政金融的诸多方面。古往今来,有道是,国之虽大,好战必亡!战争对一个国家(地区、政权)无论是财力还是人力,消耗都是巨大的。南宋一朝军费开支巨大,朝廷不堪负荷,解决的措施只有一各,那就是无限制地增加纸币投放的数量,毫无科学可言。

宋孝宗淳熙年间虽有铸造淳熙金属铸币,但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淳熙三年(1176年)以后会子的发行不断增加,到淳熙末年已达4000余万贯。当时宋孝宗曾对大臣说过:“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宋宁宗时,渐渐执掌大权的韩侂胄力主抗金,辛弃疾、陆游等著名抗战派纷纷站出来表示支持开禧二年(1206年),韩侂胄调动近百万军民,发动了一场针对金国的大规模北伐,史称“开禧北伐”。这场战争军费开支及战争消耗,使得国库几近空虚,但最终因战前准备不足还是以失败而告终,致使南宋政府的财政负担愈来愈了,别无它法,继续加大纸币发行数量。嘉定二年(1209年),会子的流通额度是一亿i千五六百万贯,已经高达乾道年间的十一倍之多。嘉定十一年(1218年)又增印五百万贯会子作为抗金军费。
淳熙元宝背“同”折二铁钱

到了宋理宗执政时期,财政状况完全是一幅烂摊子,为了挽救财政危机,朝廷只好疯狂地印制会子。绍定年间,会子的发行量高达二亿九千五百万贯。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会子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六亿五千万贯。第二年,朝廷决定不再回收当时在市面上流行的两界会子(第17、18界),即“永远行使”。这表明会子的恶性通货膨胀导致新旧会子已无法按界兑换,也向世人宣布国库已经空虚,政府已经允许会子继续贬值。每贯会子只可兑换铜钱不到200文。这便导致出现货币史上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百姓开始用手中纸币换取铜钱储藏,以备不时之需。后来蒙宋战争爆发,为了筹措军费,会子的数量加大超发。最多之际,发行量超过了标准的33倍,最终会子也沦入了与它前辈交子同样的境地。

宋度宗咸淳三、四年(1267、1268年)一贯会子跌到只值75 文钱,在此情况下,“市井视之,粪土不如,朝廷宝货,自轻太甚”。咸淳十年(1274年),一贯会子已不值一文钱,通货膨胀极其严重,物价疯涨,百姓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终于,历经百年流通的纸币会子,在元军铁骑大举南下政局更迭动荡中彻底泯灭。

与北宋交子相比,南宋会子流通区域、流通数量更多,作为国家纸币的作用和特征更加明显。会子的出现,弥补了南宋王朝金属铸币的不足,大大缓解了货币供应量不足带来的供需矛盾,促进了南宋中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子的使用便利了商业往来,为南宋商业经济的高度繁荣提供了资金周转便利的保证。而且,南宋政府还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纸币发行和管理制度,对金元时期纸币的发行提供了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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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货币文化历史悠久,通过对其研究可以揭示历史上若干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进而掌握社会发展演进的轨迹。深入挖掘历史货币背后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当代钱币学研究的一个崭新领域。对货币文化的广泛深入研究,也是今后钱币学努力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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