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法堂‖ 圣旨回易交钞铜版：半块也珍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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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03 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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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春夏之交，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发现了一块名为“圣旨回易交钞”钞版，面值银壹两，铜质，可惜已不完整，只剩上半部，是一块残版。但，因为这是目前为止唯一一块以银两为面值的金朝交钞铜版，故文物、历史、学术研究价值很高。当地钱币学会迅速将此消息告知中国钱币博物馆，博物馆第一时间派出两名专家赶赴鄂尔多斯，经仔细鉴定，确认其为金朝之钞版，将该物征集入馆。钞版是古代印制纸币的模版，文献记载大部分为青铜质地。制作方法系铸造，即先雕刻一套模具，再多次翻铸多套铜钞版。“圣旨回易交钞”钞版制造技术亦应如此，版面设计风格、具体特征如下：钞版残体呈矩形状，残高143毫米，残宽161.5毫米，残重2356.5克。上方有一横额，宽105毫米，宽22毫米，周边由单线围成边框，横额位置与钞面配置和谐，互相映衬。横额内有手写体书写“圣旨回易交钞”六字，左读（印制后为右读）。因为是交钞名称，为便于宣传和识别，所以字形很大，字体刚劲、有力。虽为手写体，但均衡平稳，舒展有力，秀美匀称，字里行间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书法艺术之美。横额下面是半残版面主体部分，版面上、左、右三边是由外粗内细的双线作界栏，界栏内侧25毫米宽度花阑内是由繁缛的花草装饰图案作装饰。这种纹饰一方面起到装饰美化纸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花草图案过于繁杂，需要高超的雕工技艺，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防伪作用。上阑正中位置有一空心银铤图案，型制为弧头束腰，具备典型的金朝银铤外观，特征鲜明。银铤图案中部有“宝货壹两”四个小字，银铤两端各有一大圆点，型制符合金章宗时期铸造流通的“承安宝货”银铤的特点。版面主体按照表现内容可分为三部分：中间部分上端有双线勾勒出来的云朵纹饰，呈“八字纹”式样，下楷书“银壹两”三个大字，竖读，表示交钞的面值，也证明其为银钞。两侧各有“字料”、“字号”小字，亦为竖读。“字料”上方，“壹”字左侧有一正方形浅槽，应该是印制时放置活字的地方。“银壹两”左、右两部分皆为九叠篆文字，部分已锈蚀漫漶，版面左侧释读为“伪造者斩”，右为“赏银伍铤”，意思是如若以身试法，伪造印钞，按律例当斩；如有主动揭发伪造银钞者，赏赐伍铤。为维护“圣旨回易交钞”信誉，保持币值稳定，可谓是赏罚分明。版面外端左侧还有一竖行文字，锈蚀非常严重，据考证，疑为“纳银换□每两例□墨半钱……”。这里似乎应该是理解为印制银钞的成本费。钞版下半部仅右上角残存一“宣”字。![]()
钞版背面平素无文，左上角有一方形支腿，右上角留有支腿残断的痕迹。从现存的金元明三朝铜钞版来分析，为了印制需要，这块钞版背面上下左右四角应该各有一支腿，印制时起到支撑作用，保证钞版不易断裂。![]()
截至目前，有明确出土和征集地点的金朝钞版主要有，内蒙古宁城县出土的“北京路壹伯贯交钞版”、陕西西安出土的“陕西东路壹拾贯交钞版”、内蒙古博物馆征集的“陕西东路壹拾贯交钞版”、山西新绛县出土的“贞祐宝券伍拾贯两合版”。 上述这几块交钞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面值均以铜钱为准，以“贯”为单位。以银为准的，史书记载有“天兴宝会”，单位为“钱”，同见（即现）银流转，但是没有实物和钞版留存。《金史》等史料中也没有见到以“两”为单位的交钞的记载。 因为“圣旨回易交钞”钞版上部有名为“承安宝货”的银铤图案，面值为“银壹两”，所以，确定其为印制银钞的钞版。此钞版印造出来的银钞以“承安宝货”银铤为钞本。在这里，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承安宝货”银铤的铸造背景。金代社会最初实行交钞和铜钱并行的货币制度，交钞流通范围广泛，从河南到整个北方地区，早期流通状况尚好。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政府全面废除了纸币流通期限的限制，规定交钞可无限期流通，导致交钞的严重超发和通货膨胀，日益贬值，开始走向崩溃地步。而此时，政府的军事开支却逐年增大。章宗统治时期，军事上面临南北夹击的局面：北方，蒙古铁木真部族势力开始崛起，经常骚扰北部边境；南方，南宋朝臣倡议兴兵北伐，不断出兵攻扰南部边境。金朝虽依靠兵强马壮，南北作战均获胜，但由此造成的军费开支也逐年很大，据记载，战争使朝廷消耗掉七十万两白银，五万匹绢帛，壹百万贯铜钱。当时给官兵的军饷和军需是白银、交钞并用，但银铤重五十两，体积大、面值大，百姓经常砍凿窃取，外加交钞贬值，为保证军饷供应和军需供给，解决财政危机，朝廷决定铸造小面值的“承安宝货”银铤。据《金史·食货志三》记载，（承安二年）“十二月尚书省议，谓时所给官兵俸及边戍军需，皆以银钞相兼。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壹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今所见“承安宝货”银铤型制类似马鞍形，上下宽，两端圆弧。四周铸有三道水波纹。面文、押记亦相同。表面中部均錾刻“承安宝货”、“壹两半”、“库□”、“部□”及金人特有的押记符号。金章宗承安二年（1117年）铸造“承安宝货”银铤的目的显而易见，一是便于流通，二是满足军饷发放和军需供给，即直接用于军事。银铤重量自壹两至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钱二贯，但很遗憾，迄今为止，仅发现有壹两、壹两半两种，其他三种面值尚未被发现。“承安宝货”银铤在使用初期，得到朝廷大力支持，使用顺畅。但不久之后，民间私铸泛滥，为降低成本多加杂铜锡，造成银铤的成色降低，致使商民拒用，京师商肆倒闭。面对这种困境，朝廷束手无策，被迫于承安五年（1200年）停铸。由此可知，“承安宝货”银铤从始铸到停铸，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承安宝货”银铤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白银货币，并与铜钱、宝券保持兑换关系，是金代政府的法定货币。“承安宝货”银铤是取代旧例银的白银货币，其使用范围比旧例银更为广泛，除了赋税、军费、俸禄之外，还用于商业流通，史书记载金章宗时期曾用白银作为奖励南粮北运等。“承安宝货”银铤流通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其在中国货币史上却有着重要的作用，它的铸造和流通是对白银货币的第一次改革。自这块“圣旨回易交钞”钞版面世二十年来，人们对其使用流通时间及性质开展了深入探讨。但因版面残缺缘故，且史料记载匮乏，看法很多，各执一词。钞版下半部仅右上角残存一“宣”字。有学者认为“宣”字代表宣抚司，进而判断该钞是宣抚司负责印制发行，认为“圣旨回易交钞”可能是金晚期迁至汴京城以后才印制发行，虽然那时“承安宝货”银铤早已不再铸造和流通，但仍以其为钞本，目的是回收交钞，也有可能直接用于流通。 通过翻阅历史资料，可知宣抚司是地方机构，且不是常设机构，是临时机构，主要的职责是节制兵马，征讨叛逆，绥服边疆，同时也安抚离散流民。最早设于泰和五年（1205年）。《金史·百官志》记载，在全国“十处置司”。如版面“宣”字代表为宣抚司，那么推测“圣旨回易交钞”使用时间不会早于1205年。 这块钞版的性质似乎应该是地方机构临时发行，主要目的是兑换百姓手中的“承安宝货”银锭和其他银锭。但是它的印制也是得到了朝廷的同意，故采用“圣旨”二字。交钞名称有“圣旨”二字，是代表了皇帝的旨意，所以具有法理上的最高权威，具有特殊的信用度和重要性。“回易”即“回易务”，是官署名称。“回易”是交换、买卖之意，最早出现在隋唐典籍中。两宋时期，因为各地军费用度不足，朝廷遂允许军队可从事商品买卖活动，有时候还发给一定的经营本钱，军队以此开展一些商贸活动，如开办客栈、长途贩运商品、倒卖钞券，甚至发放高利贷，走私盐茶等，以此牟利冲抵军费不足。金朝曾两度设立有回易务，其主要职能是从事经营活动，以及用绵绢绸缎、盐引来兑换银钞等。金章宗承安三年(1198年)十月，在燕京（北京）、汴京（开封）的行台尚书省各设置回易务，“以绵绢物缎易银钞，亦许本务纳银钞”。这句记载，充分说明回易务是掌管钱物的官办机构。因为当时市面白银广泛流通，不仅是使用量大增，而且兑换业务也随之增长，不法商人铸造银铤时掺入铜锡，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回易务成立目的就是为了回笼银铤。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迁都汴京后，回易务被废止。《金史·食货志》记载贞佑四年三月，因交钞愈发贬值，朝廷又恢复设立回易务，以“银钞粟麦缣帛之类权其低昂而出纳之”，从而恢复了纸币与银的兑换。无独有偶，1986年5月，在内蒙古兴和县南郊大同窑陶卜窑村出土了三枚金代银铤，其中2号银铤，重2101克，正面右上侧錾刻“回易伍拾两”字样。此银铤应该是回易务将从民间兑换的银铤重新铸造而成，与鄂尔多斯市发现的“圣旨回易交钞”铜版互为佐证了回易务这个金朝财政刮管理机构。今所见出土钞版实物，均为以铜钱为单位，以银两为单位只此“圣旨回易交钞”铜版一块。而且，此版是目前为止，唯一一块来源清晰，出土地点和时间明确的宋金时期铜钞版，虽然残缺一部分，但它的券名、面值却完整地保存下来,为后人研究金代的银钞提供了重要依据，故极其珍罕，有“钞版中的大熊猫”之美誉。讲述这半块钞版背后的故事，可以让大众更深入地了解它的历史价值及其蕴含的历史背景，并从文物视角出发，探究中国纸币文化所呈现的强大永续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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