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备孕,成为拯救职场的一步棋

文化   社会   2024-11-08 10:48   北京  

文 |  魏荣欢 

编辑 陶若谷


用魔法打败魔法

冉静称自己为价格敏感型消费者,想租车自驾,但周末总比平时贵,还是算了。生孩子也不例外,性价比要高。
高性价比是能从公司拿到不错的生育津贴,且不会影响晋升。今年初,冉静入职一家头部大厂的武汉分公司做交互设计。在36岁拿到大厂offer,她感到幸运,“(互联网)职业生涯的末端居然让我上车了,必须在里面干一番大事业”。
部门十来个人,包括领导在内四个员工在深圳总部,分公司只有少数几人,远程对接总部,协助他们做一些非核心业务。入职时听说总部刚裁了一波设计岗,她猜自己是来补位的。
远程沟通不顺畅,入职半年,她对领导的了解仅限于——女性。在冉静的讲述中,领导让她整理目录,只提了格式要求,提交后却说完全不行。或许是隔着网线的缘故,她总是听不明白对方的要求,对方也听不懂她的,鸡同鸭讲。
冉静开始盘算要二胎。从北京搬到二线城市,生活成本骤降。房租一个月2000块,此前在珠海投资的房子,房贷2000多,孩子从8000一个月的育儿嫂换成3000块的托班,加上生活费,每月开销不到一万。老公做技术开发,薪水足够维持,就算日后变成全职太太,冉静觉得也还行。
晋升失去动力,下班回家跟儿子相处成了她每天最轻松的时刻。既然事业发展不了,不如趁着福利好,再生个孩子,冉静不避讳讲,这就是战略性备孕。生第一个孩子时,她在一家科技公司,做软件开发。到了晋升天花板,公司业绩下滑,如果跳槽,起码要干满一年再怀孕,才显得靠谱,但这样会超出她35岁前生育的规划,就这样生下了儿子。
头些年在创业公司,冉静总是干到夜里十一二点,遇到项目上线要通宵,“结婚都是抽空结的”。她很快做到管理岗,负责五六个人的产品设计团队。不满足于工作内容,她私下报班,学习高阶课程,但很难用到工作中,总感觉隔了一层。
到了大公司,她以为会有更专业的环境和训练,结果同事都见不到几个。入职半年,她改变计划,再度决定怀孕,但十分不幸,胎儿在第8周停止发育。
在一位资深HR的观察中,所谓「战略性怀孕」一直都有,近两年开始变多。搜索某女性用户为主的社交平台,两万五千多条笔记是关于“战略性怀孕后是否会被裁”。有人贴出“实操指南”,分享自己从怀孕到休产假期间,平安躲过三波大厂裁员,部门从十几个人到只剩自己。
“已婚未育比已婚已育更难找到工作;孕期和产后一年内不能被裁,两年内被裁赔2N,可以再苟两年;哺乳期过后被裁也比已婚未育容易找工作。”这类评论获得主流认同。也有抱怨的声音,部门8个人,3个人怀孕,孕假都集中在同一个月开始休,“活儿干不过来”。
梳理这些帖子不难发现,提前感知到公司经营状况下滑,想以已婚已育身份获得新的工作机会的,是其中重要的一类,“用魔法打败魔法”。
资料图,源自视觉中国。
比起冉静,30岁的马元怡的备孕计划周密许多。今年,是她在游戏产品研发的第五个年头,想在黄金年龄多拼一拼。但管理岗没有空余,她还发觉,公司在细微处压缩了支出,食堂餐巾纸换成了便宜的品牌,取宵夜的时间也延后了一个小时。她决定另做打算,“把羊毛薅完了再走”。
马元怡的规划看起来完美:第二季度怀孕,正好在下半年奖金发放后官宣怀孕;产假刚好贴合国考、省考和统考,孕晚期可以先试试水,生完之后,产假集中复习,参加各种上半年统考;哺乳期结束,赶上招聘季。
她也确实做到了。前三个月有妊娠反应,想吐的时候尽量忍着,会议结束就快步去洗手间。宣布怀孕的时候,她松了口气。另一位同期入职的同事似乎受到启发,每晚下班回去跳绳。马元怡知道,跳绳有利于促进排卵。


备孕避险

除了规划型,另一类“战略性”备孕的职场女性,试图通过这招紧急避险。
去年九月中旬,杜月和丈夫刚结婚两个月,就收到裁员通知。还好有相熟的领导提前通报,小夫妻商量抓紧怀孕,尽可能跟HR拖时间。她在审计事务所工作,社保基数高,生育津贴按照一个月平均工资两万多算,6个月产假能拿到15万左右。杜月当时29岁,比起年龄焦虑,少拿15万让她更焦虑。
按照商量好的谈判思路,她一直拖着不签解聘书,要求转岗。丈夫比她小三岁,并没有做好要孩子的准备,想出去旅行的计划还没实现。但裁员来得突然,两人没来得及细想以后带娃的事,请人还是让家长帮忙,都没琢磨。“车到山前必有路”,他们这么想。接下来的蜜月、婚礼都在焦虑的备孕中度过,和HR的谈判筹码也随着时间拖延一再降低,十月赔偿N+1,十一月底离职无赔偿。
这家金融公司受央企爆雷牵连,合作伙伴解约,业务量锐减。和大部分降本增效的公司一样,开始严查考勤,尤其考核“人员时间利用率”——在没有项目的空闲期,鼓励员工休假。在她的职级档位,休一周无薪假相当于损失6000块。杜月被裁后,公司直接把一些员工的假期余额放到休假系统,“强制把年假给你安排上”。
杜月的备孕计划没能成功,但拖延出来的时间,还是让她找到了一份基金公司的工作。
31岁的夏荣婷在上海一家保险公司做产品经理。去年,她的合同面临到期,赶上集团裁员,她跟老公商量,也把生孩子的计划提前。老公在银行做对公贷款,以前每个月挣四五万,去年下半年开始降薪,夏荣婷担心失去这份收入。
合同到期前两天,公司通知她不再续约,她那时已经怀孕,如她所愿,合同被延期到次年二月哺乳假结束。在这期间,她开始自学视频剪辑和基础设计,参与到亲戚的派对布置生意,每个月能多一两千块收入。
“每个季度部门裁员10%。”今年三月,一家互联网公司的HR赵倩收到指令。信号在去年底就开始释放,最明显的是全员公积金标准从12%下调至5%,赵倩回忆。她原本负责招聘,后来开始帮忙做离职谈话。大逻辑是先裁校招生,司龄短,工作经验也没那么丰富,赵倩介绍,然后是绩效不太好、工作不饱和的。
话术和方案在谈话前几乎是固定好的。比如一个员工的业务情况是“不胜任”,赵倩举例,可以先谈转岗流程,跟对方说要定改进计划,调去试岗,试完之后再回来看。如果对方不接受,再启动离职话术,“我们也不希望耽误你未来的职业生涯,你可以先看一下工作机会,我们会正常赔付”。
遇上拒绝的,也有一套劝退模式。“如果后续公司的情况更坏了,你这笔赔偿金也拿不到,而且人才市场上对于年龄的要求也是很高的”,赵倩介绍,最重要的是流程要合规,谈话过程双方都可能录音,态度要平和。
资料图,源自视觉中国。
赵倩还没有和孕妇谈过离职。在她的印象中,生育通常是个隐秘话题,招聘时,公司和求职者会相互过招,是不能明说的,面试时,会通过询问“未来人生规划”、“家人是否支持”等问题隐晦套出生育信息。裁员时如果遇到孕妇,赵倩说,通常会延长合同到哺乳期结束。
不过在公司大批裁员的时候,即使处于孕期、哺乳期“三期”,也未见得能安全避险。互联网上,孕期被裁的诉讼求助并不鲜见。去年上海一家保险公司裁员40%,一位哺乳期内的女职员也在其中。
从事十多年人力资源战略咨询的康娜印象中,前些年,领导一般不愿意开除孕妇,显得自己小气,也不好笼络人心。但近两三年,尤其是去年开始,一些大厂裁员已经不考虑孕妇了,该裁还是裁,“毕竟人手不多了,孕妇很影响产出,而且别人也觉得不公平,凭什么别人要去干她的活?”
公司也变得不太在意员工仲裁了,康娜介绍,仲裁时间长,员工就算赢了也顶多拿到2N,“经济下行期,劳资关系会非常差,企业觉得员工吸血,员工觉得企业扒皮。”

产假结束后

生育引起的岗位空缺,与企业追求的效能之间的矛盾,是这个现象背后绕不过去的问题。身处其中的职场女性,总是处在具体的权衡之间。近日多地统计局发布的《适龄人口生育意愿调查报告》中,“生育津贴、假期、就业保障落实不到位”和“担心个人事业发展受到影响”仍是重要因素。
夏荣婷哺乳期结束复工3个多月,手上一个项目都没有,只分到一些写写条款之类的琐碎活计。冉静生第一个孩子,休完产假回到职场,手里四五个项目接连因为甲方经费缩减,运营不下去。手头的项目让产品经理接手,直接程序员自己来,不再需要设计岗。
她也有对策。正赶上老公所在公司搬去武汉,冉静让他先过去,自己等裁员赔偿金,“直接辞职很亏,要家庭收入最大化”。
HR康娜为了拼事业,30岁后晋升为管理层,离职创业,之后才敢怀孕。但是对战略性怀孕,康娜持反对态度,她认为会对本就艰难的女性职场境遇造成损伤——入职时说两年内不生育,入职后马上生育,一年啥活干不了,招聘的领导为此背锅,以后更不敢招已婚生育的女员工了。
另一位互联网大厂HRBP在网上发帖,不要为了保住工作而采取战略性怀孕,换来的只是短暂的职业安全感。那些产假归来的女员工,“大概率会长期绩效垫底、无晋升加薪和奖金减半”,她在发帖中列举。
没领上生育津贴的杜月,在新公司干了不到半年,再次遭遇暴雷离职。她开始发展各种副业,有声书主播、兼职审计、婚礼跟拍,最后成功做下来的只有保险和陪诊。
保险业务没她想得容易,一个月下来顶多两三单重疾险,挣六千块。空余时间她去做陪诊,帮外地病人挂号代问诊,半天两三百。丈夫明显察觉她花钱手紧了,买排骨也美团买菜改成去菜市场挑选比价。
马元怡把工作中的卷延续到孕期和哺乳期。生产前两周,她挺着大肚子去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考场门口发宣传资料的阿姨说,“带小朋友来考试,要好好加油”。剖腹产后仅休息了两周,她就恢复了复习,母乳喂养的间隙,躺在床上做数学题。
这样一天顶多复习俩小时,身体实在吃不消,她在孩子足月后慢慢混合喂养,把奶挤出来储存,给自己留出大片时间复习。半年产假,她参加了4次考试。
产假结束前,她开始往其他大厂投简历,预备多一条出路。返岗一个月,她收获了一份offer和职业学校的教师编。前领导劝她去学校,因为对方刚被公司裁员。
资料图,源自视觉中国。
进入职校后,马元怡为了以后晋升,选择当班主任,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上课备课,撰写各种授课计划,组织准备技能竞赛。有天晚上十一点,班上几个女生在宿舍发生冲突,正赶上女儿发烧要去医院。在去往医院的路上,她不断跟学生家长、值班老师、班干部以及当事学生来回沟通,直到给女儿拿完药,电话才安静。
夜里一点躺在床上,她打开手机,一条一条给家长们发信息再次安抚沟通。“没有一份工作是最好的,都是围城。”马元怡感慨。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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