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博士的珠三角农村离婚观察

文化   社会   2024-09-04 10:36   北京  

文 | 解亦鸿

编辑 | 毛翊君


“男性离婚成本低”
极昼:为什么选择S村做调研?在近年里,当地的离婚率具有怎样的样本意义?
齐薇薇:我的博士研究方向是“基层治理”,在读博过程中做过数次村镇模式调研,到S村之前,去过华北地区、中西部地区,大部分都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所以我也想到沿海发达地区看看。S村2019年正在开展产业转型,是愿意接待我们调研团队(由4名博士生和2名老师组成)的村子之一。
当地的离婚问题是我在调研中偶然发现的。相关机构工作人员告诉我,离婚现象越来越突出。我注意到,这里离婚率升高的同时,复婚率也在升高,而且中西部地区男多女少,S村这里的性别比是倒挂的。
当地的离婚率作为样本具有一定特殊性。因为经济发达,这里的村庄实现了就地城镇化,与中西部地区呈现鲜明对比。珠三角地区一直都有大量外来劳动人口涌入,而L镇是全国最大的家具生产基地,外地来打工的女性居多,再加上延续下来的大家庭文化,又让样本具有珠三角地区村庄的共性——它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冲撞之后产生的家庭模式,这种冲撞必然产生不和谐、不稳定,与离婚率的升高有一定的关联。
极昼:你在研究中提到这里是“婚姻高地”,怎么理解它的形成?
齐薇薇:在我们调研的2019-2020年,已经显现出这样的情况——外地女性很愿意嫁到这里,而本地的女性资源也不会外流,她们不愿意找外地男性结婚,这就形成对本地女性的一个“婚姻挤压”——适婚男女性别比失衡,导致其中一种性别的人口找不到配偶的情况。
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本地男性既可以找外地女性结婚,又可以找本地女性,外地人口是本地人口的2倍。所以即便这里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但当地的婚配逻辑跟城市是逐渐接近的。
极昼:为什么本地女性不愿意找外地男性结婚?
齐薇薇:这里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人们都倾向找经济条件更好的人做自己的另一半。对珠三角这里的女性来说,这个地方就是周边最富庶的,她为什么要嫁到别的地方?
与男性相反,当地的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处于劣势。大量外地女性与本地女性共同争夺男性资源,性别比倒挂,女性资源远多于男性,有许多竞争失败的未婚女性青年。
极昼:既然是婚姻高地,为什么反而会导致离婚率增高?
齐薇薇:我们访问了村干部、村民小组长,还有婚姻登记处、婚姻危机干预的工作人员,发现离婚通常由女性提出,许多都是年轻夫妻,30岁左右,认识时间不长,闪婚闪离。在这个地区,男性的离婚成本是很低的。
他们不愁找不到对象,如果离婚了,可以立刻转身,找个更年轻漂亮的。我们在近十年的数据中也发现,当地再婚人数同样不断上涨。男性在婚姻市场中的绝对优势,使他们再婚变得更容易。
中西部农村常见的光棍问题,在这里并没有出现,即使那些家庭条件差、身体有残缺的男性,也能顺利结婚,尽管他们很难找到本地女性,但可以找外地女性解决婚姻问题。我在村里遇到一个69岁的老段,他自己有房产,子女也都成家了,爱人生病去世后,不久就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他很快就与一位30多岁的外地女孩再婚了。
极昼:这样看来,无论外地女性还是当地女性,在这里的婚姻市场都处于劣势?她们为什么还会主动提离婚?
齐薇薇:农村地区女性提离婚,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博弈的手段。她想通过“闹离婚”来改变自己在家庭当中的地位,博弈不动,只能顺从,如果她又不愿意顺从,才会真的选择离婚。
一个80后男性,虽然家庭条件一般,经济没老段那么富裕,而且他前两次婚姻都是因为性格不合,离了。他还是很快找到了第三任妻子,女方是外地人,比他小9岁,还是头婚,在村里做社工的过程中认识了他。两人结婚没多久,妻子觉得他不怎么做家务,再次提出离婚。婚姻干预中心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调解,但他并不打算改变自己,也不怕再次离婚,于是第三任妻子也离开了他。

资料图。源自东方IC

极昼:这跟中西部地区还是挺不一样的。
齐薇薇:对。中西部的农村女性是没得选,农村有许多光棍,但是都不富裕。不过,随着那边性别比例越来越悬殊,结婚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我的老家湖北孝昌,村里的离婚率近几年同样翻倍地增长,我看到民政相关数据,发现离婚率上升的同时,结婚率在直线下降。
婚姻里两人的权力地位也反转了。我在之前的调研中发现,中西部地区的男性很怕老婆跑了。他们提到,“花几十万讨一个老婆,对方不高兴,拍屁股走了,彩礼全损失了,再结婚变得更加困难。”当几十万彩礼的经济权握在女性手里,她们可以用“闹离婚”来博弈,实现家庭当中的主导地位。我们见过一些“小镇贵妇”,在家里不参与任何劳动,对孩子不管不顾,说一不二,又要求男性给她提供很好的生活。
而在珠三角这里,女性没办法用提离婚的方式进行博弈。这里没有彩礼,女多男少的情况下,男性离婚成本低,再婚成本也低,女性想改变家庭当中的权力结构,变得非常困难。即使她想搏一搏,但是男的根本不怕离婚,博弈不动,她也不愿意顺从这种权力结构的话,就直接离了。

宗族秩序下的博弈
极昼:由于外来女性增加,婚配逻辑接近城市,这跟珠三角农村原本维系婚姻的方式产生怎样的矛盾?
齐薇薇:珠三角的村庄经济很发达,人却很传统。我们去调研的地方,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宗祠,家族之间也有很强的联系网络。这里村集体的经济实力支撑他们举办大量集体活动,它强化了村庄的共同体意识。当地几乎每个月都有传统的集体活动,祭祀、迎神,赛龙舟就是其中最隆重的一项。
宗族性较强导致村民的大家庭与家庭责任观念比较重。我们看到了不少大家庭制度的遗留,例如在多个子女结婚之后,家庭内部还没有进行财产上的分割。有一位男性村民,结婚了11年,他弟弟也已结婚6年,妹妹结婚7年,但是这个家仍然没有分。小家庭之间已经独立,但是共同财产和房屋都没有明确的划分。兄弟结婚之后多年仍然与父母同居,这种现象在S村不是少数。
一个外地女性嫁入本地,除了与新三代直系家庭的磨合外,最为重要的是要适应家族内部女性的圈子,特别是适应婆婆的圈子。外地女性在适应本地家族活动中是非常被动的,语言作为第一道生活的关卡,往往就可能会将外地媳妇排斥在家族活动之外。
极昼:所以这种适应成本的增加,是导致外地女性提出离婚的主要原因?
齐薇薇:其实她们与本地女性不同,反而不一定会因此提出离婚。有些外地女性遇到老公出轨,男方提出离婚,女方是不愿意离的。她从外地嫁过来,户口也迁过来了,离了婚之后,不知道户口该怎么办。因为她也不想真的把户口迁回去,两个人最初在一起的时候,女方的父母通常是反对的,她不知道离婚后怎么去面对自己的家人。
但外地女性的流入既增加了本地女性需要面对的婚配压力,又让本地男性拥有更多婚配选择,降低了男性离婚的成本。
极昼:相比之下,本地女性是什么情况?
齐薇薇:她们最多的两个离婚原因,分别是家庭琐事和婆媳矛盾。访谈中我遇到一对本地夫妻,结婚刚半年,还没有小孩,两人都跟男方父母住在一起。婆婆非常强势,家里什么都由她管,但妻子也有自己的主见,婆媳之间经常产生矛盾。丈夫护着自己的妈妈,站在妈妈的立场,说妻子的不是,有时还要求妻子跟妈妈认错,最终导致妻子提出离婚。
还有一对认识两个月后就闪婚的本地夫妻,婚后同样跟男方父母住在一起。小孩出生1个月左右的时候,婆媳开始闹矛盾。有一次孩子生病得了肺炎,妻子想带孩子看西医,但婆婆认为中医更好,两人就发生争吵。丈夫站在婆婆那一边,逼得妻子也只好妥协。后来,妻子想带孩子回娘家住,继续养病,婆婆又不放心,不肯让她把孩子带回去,她只好一个人回娘家,憋了一肚子火,不愿意再回夫家了,想让丈夫来道歉。结果她在娘家住了三个月,丈夫都没有来接她回家,就坚决提了离婚。
极昼:这是她们无法博弈之后的结果?
齐薇薇:当地的宗族祠堂、祭祀活动是以男性为主导的,股东和股民代表以及核心的村庄干部也基本以男性为主导。在诸如赛龙舟这样的社会生活领域里,虽然开始有少部分女性参与龙舟赛事,但是社会生活领域里的规则建立在性别分工秩序之上,仍然是男性主导。
当地男性与社会集体活动的互动非常频繁,因为参与村庄公共活动最多、付出最多的人,会得到村里最高的评价,也最有面子。在珠三角地区,人们的宗族观念很强,面子不像华北地区通过私人之间的互动形成,而是个体与集体互动才能得来的东西。
但以女性为主体的活动领域基本都是家庭活动,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秩序下,女性通常只有在大家庭里,成为“婆婆”的角色,才会真正获得话语权。

资料图。源自东方IC

极昼:面对依然有较大影响力的宗族文化和宗族结构,这几年本地女性发生了什么变化,让她们得以选择离婚?
齐薇薇:现在,当地的年轻人基本都是经济独立的,夫妻双方都有自己的工作,而非一方是家庭主妇。但是结婚后,他们仍然按传统方式,即便不跟男方父母住在一起,也经常会在一起吃饭。家里只有一个儿子的话,儿子一定会跟父母住一起,有兄弟的情况下,父母会选择其中一个儿子一起住,一般是小儿子。房子没那么多的话,父母也很乐意跟两个儿子同居。
在同一个屋檐下,婆婆依然要求儿媳听话。下班后回到家,丈夫什么都不用干,妻子不仅要承担家务活,还要照顾丈夫和小孩。但这些女孩不仅经济独立,同样也有很多是独生子女,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希望跟丈夫保持平等的关系,而不是自己一个人承担家庭的付出。

家庭的“去公共性”
极昼:经济独立,是当地婚姻关系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吗?
齐薇薇:像村里的70后或60后,他们的婚姻关系非常稳固,因为他们是当地创业的一辈,很多人做家具产业,年轻时生活很艰苦,结婚后既要承担父母的养老,又要养育子女,所有事情都是夫妻相互协作才能完成的。他们的经济收入也都集中用于实现家庭的共同目标。女方嫁到男方家里,也会努力融入大家族,因为家族和村庄会规范约束夫妻双方的行为,否则他们都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但80后、90后一辈的年轻夫妻,在经济富裕的环境中长大,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一边享受父辈创造的经济条件,一边又在结婚后继续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依靠父母的支持,这样他们的婚姻也不存在共同的家庭目标,公共性也逐渐消失了。
极昼:当地的经济发达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齐薇薇:在80后90后的成长过程中,这里一直保持着地租经济的发展模式,跟江浙的经济发展还不太一样。
我在S村调研时,农户会告诉我他每年有多少土地租金收入,后来也去他们当地的股份合作社问过股份分红的情况——这里每年集体收入高达上千万,股份分红到每家每户有几万块钱,这还算比较少的,多的话一年一家能分得十几万。
他们有自己的宅基地,自己建别墅,能容纳下几代人。地租经济就够他们生活了,人们可以在本地找一个差不多的就业岗位,不需要跟外地的人去竞争。当地人是低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一旦不用拼命适应现代社会,也就有更多机会保留传统习俗。
极昼:除了地租经济的发展加固传统习俗外,华南宗族文化还受到哪些影响,得以稳定延续?这跟其他地区有什么不同?
齐薇薇:我们调研中发现,中西部农村文化瓦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口外流,当村民们没有集体活动,也没有任何交集,文化就很难延续下来。那边的老人在家庭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微弱,基本上是年轻人在主导家庭关系。
但是在宗族观念很强的珠三角地区的农村,它从70年代就开始发展经济,整个文化又是延续性的,老人掌握着各种资源,也掌握了家庭的主导权力。
极昼: 经济独立的年轻人跟这些保留下来的传统,如何爆发矛盾?是这种矛盾导致你所说的,现代性对当地个体、家庭和村庄的塑造比中西部农村更深、更快?
齐薇薇:尽管现在内部小家庭已经形成独立的财产单位,但是小家庭又共同嵌套于大家庭之中,按传统家庭秩序,股份社分红收入仍然由父母掌握,子女还会上交给父母一些伙食费。
有一个80后本地男性,跟外地女性结婚,他自己挣的钱还是交给父亲。到了老婆生完孩子后,女方在家带孩子、没有工作,手里也没钱了,每次花钱都得向公公要,跟老一辈人常拌嘴。最后,女方无法忍受这种家庭关系,提了离婚。
我记得一位30多岁的本地男性,在村委会工作,工资一个月将近1万块钱,妻子在一家私人公司做会计,一个月收入多少钱他不清楚。他挣的钱一部分自己花,一部分上交给父母,妻子挣的钱也是妻子自己花。他们双方互相不知道银行卡密码,也不知道彼此有多少存款。其实,他作为哥哥,已经分家出去住,只是平时吃饭还会常回大家庭一起。婆媳矛盾偶尔爆发,女方还是提出离婚——她在经济上是独立的,不需要依附于丈夫。

资料图。源自东方IC

极昼:你在研究中提到,夫妻关系必须在情感和公共性的共同作用下,才能保持相对的稳定,而这里的婚姻结构是“去公共性”的,所以更容易离婚,这具体是怎么发生的?
齐薇薇: 在过去的农村家庭里,生育是夫妻的共同目标,两人为了孩子,进行一种家庭再生产。但现在的家庭结构倒过来了,夫妻是基于感情、爱情进行的结合,孩子并不构成我维系婚姻的必要条件,费孝通提到的夫妻、孩子这种基本三角结构消失,稳定性也没了。
家庭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是需要共同目标的,在S村,夫妻双方的经济实力都足够他们过上很好的物质生活。以前农村人会希望孩子到城里上学念书、读大学,希望孩子有一个好的未来,甚至实现阶层跃升。而本地的劳动力市场更青睐于招收本地人,当地父母也更希望把子女留在身边工作,不喜欢他们到外地去,所以孩子已经不再构成家庭的共同目标。仅靠人的情感,又是不确定的。
早年的农村女性是出于物质原因,没有自己的收入,导致她没有办法离婚,还有的人是愿意为了子女不离,家庭的共同目标超越了她的个体价值。我在S村看到,这样的结构已经解体了,现在没有超越个体感受的价值体系来让人维系婚姻了。镇上妇联的工作人员发现,过完年,因为丈夫出轨前来咨询离婚的本地女性非常多,许多是很年轻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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