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住进养老院,2千一月包吃住

文化   时事   2024-09-03 11:10   北京  

图、文、视频 | 吕萌 王婧

剪辑 杨凡羽

编辑 陶若谷


凌晨两点,咣咣咣
我住的房间在养老院走廊尽头,20平米左右,一个月2000块钱,包吃住。房间简单布置了一下,铺了地毯,在屋子一角贴上了壁纸,摆了我喜欢看的书。窗台上,我放了一些花,对面就是大山。没想到这间养老院的小屋,成了我临时的家。
养老院一共有5栋楼,住着500多位老人,分护理区和健康区。我住在健康区,这个区的老人有活动能力,出入自由。刚住进来没几天,对门就来了一个80多岁大爷。
夜里两点多,我被咣咣咣的声音吵醒,推门去看,大爷拿着个不锈钢餐盘站在门口,电视声音开到了最大。隔壁大叔正在跟他理论:“你干啥玩意儿,大半夜不睡觉在这儿刷盘子,弄得丁咣直响?再说你这电视我都说多少次了,能不能小点声,我心脏不好,咚咚跳得睡不着。”大爷挺委屈说,没多大声儿啊,动静挺小了。他以前是体育老师,后来脑梗记不住事了,拄着拐杖,耳聋严重,身体也不受控制了。
我这层楼的老人,很多早晨4点多就醒了,在楼道里说话。我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七点去食堂吃早饭,回来后收拾房间、看看书。中午十一点半吃午饭,午饭后休息。下午有时去活动室和老人一起写书法,或者听他们唱歌。五点吃晚饭,饭后大家一起做操。
通常情况下,九点就躺下休息了。睡不着就刷刷视频,看看书,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主要是不熬夜了,作息终于回到正常状态,过去十一年里从没有过的。

暮色降临,老人们回屋准备休息。

开始和老人相处也让我感到困扰,有时发生误会。我们楼层的仲阿姨70多岁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电梯里,她瞪大眼睛盯着我,问我去几楼。我说5楼,她就一直盯着我,凶神恶煞的,我觉得她不好惹,就绕着走。后来我晾衣服,她借给我夹子,我忍不住问她:阿姨,你(那天)为什么那样看我?她说她一个眼睛是假的,另一个散光,不瞪大眼睛看不清我。
有一天她要去市里,我让她带上我。结果吃饭后公交车都来了,我找不着她了。后来别人说她打麻将去了,我就很生气,去活动室找她,她还反问我:“我说要去市里了吗?”她叫我不要生气,说自己出过车祸,撞到了头,总忘事。
这种事儿在养老院很常见。同楼层的张阿姨以前是老师,有一次外面下雨,我们一起坐电梯下楼,我去三楼,她去一楼。我提醒她去一楼多穿点衣服,别感冒了,她以为我不让她去一楼,说“我去一楼又不影响你去三楼。”我当时很郁闷,心想真是沟通不了。但第二天,她像没事儿人一样和我打招呼,还邀请我去看她弹钢琴。

邻居阿姨邀请杨扬听她弹琴。

健康区的老人从山上采的花。
相处久了我慢慢知道,老人一。个是健忘,明明约定了一件事,到点儿人就找不到了,你跟她说,她还显得无辜。再就是耳背,我寻思不就问个路嘛,至于这么大声吗?后来知道了,他们跟谁说话都像吵架,自己聋了,怕声音小了你听不见。他们也会自嘲:“耳聋好啊,啥也听不见,可清净了!”
老人都喜欢跟我聊两句,总是问:这么年轻就住在这里?是不是工作人员?我就开玩笑说,我是来养老的,慢慢大家接受了我的存在。
在护理区,有一位80多岁的朱姨,脑血栓的关系,一直坐在轮椅上。她特别喜欢管闲事,哪个老人下楼了,谁不听话不爱吃饭了,都会注意到。她没事儿就坐在窗户下,看大家的动向,然后跟护理员汇报。有些老人不喜欢洗澡,会跟护理员说已经洗过了,朱姨立马去报告,“她还没洗呢!”大家都叫她楼长。
朱姨以前是农民,没有退休金,养老院的费用是女儿交的。女儿经常来看她。同楼层的一个老头还追求她,她坚决不同意,说不想再搞对象了。
东北人自带喜感,特别会提供情绪价值。阿姨们一见到我就说:“你二十岁了吧?身材真好!你看你脸长得圆润,一看就有福。”不管是真是假,听起来都让人开心,这些老人也把我当成孩子,一有不舒服就给我拿药,有种被长辈呵护的感觉。

杨扬帮老人调电视。


11年,600万字,一场大病

我老家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一个村子,父母都是农民,但我爸喜欢看书,文学、地理、历史都看。他对我影响很大,当时条件差,但他坚持鼓励我上学。我们村没有学校,只能去县里上。从学校到家骑自行车40分钟,冬天放学天就黑了,我自己骑回家。
路上一大片杨树林,远处村子漆黑一片,穿过杨树林要上一个大坝,坡度高,雪又厚,我经常推着车滑倒好几次才上去。前面就是火车道,我穿着棉裤棉袄,戴着帽子,全身是雪。远方有一束光,我知道火车要来了,就站在大桥下,等它过去。现在还能回想起来,车窗里有一个男的穿绿色毛衣,喝着饮料,吃着面包。那一刻我在想,以后我也一定要坐上火车离开这里,去很远的地方。

养老院走廊里老人晾晒的衣服。

2012年我去了北京。刚开始在一家化妆品公司做店长,吃住不花钱,下班就写一些文字,发在博客上。一个导演朋友偶然看到了,觉得还行,让我尝试写剧本。我觉得这样的机会,不是每次都有的,就辞了工作,进入编剧行业。我上中学时就偷偷写作,寄两三千字的小说给杂志社,收到证书老激动了,快要哭了。
但我理科太差,高考一般,大学读的是服装设计。转行做编剧,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学。修仙类小说我一点都不喜欢,但那时公司在做相关剧本,我每天要读十几万字,就硬着头皮读,不管是上厕所还是吃饭,都在读。那时候我特别努力,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杨扬在养老院的露台上,看远处的云。

做编剧头几年几乎不赚钱,这一行大多项目完成拍摄后才会发工资,但又有很多因素导致剧本无法拍摄。我那时候1500的房租,和一个女孩合租。早晨便利店买包子豆浆,中午在公司吃饭,晚上随便对付一下,不是在出租屋就是在公司。
我爸问我过得怎么样,我总是报喜不报忧,说挺好的。生活上那些事儿,我觉得不重要。通宵赶稿是常有的事儿,赶上长假别人都回家了,我就留下来,多写一集就多赚一集的钱。

晚上在房间里画画。

这种紧绷的状态持续了七八年。总觉得自己写得不好,领导批评我写了这么多年还犯低级错误,我难过但不敢表露,就在回家的公交车上偷偷哭,回到出租屋和舍友互相安慰。无论如何,第二天都要激情满满地上班。
每天大脑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梦里也想着剧本。为了不遗漏灵感,手机是24小时开机的——我们有一个小群,大家会在有灵感的时候随时交流。这种24小时待命的状态其实让我感到巨大的压力,喘不过气。
但那时候意识不到。能直观感受到的,就是一个月感冒两次,每次都发烧,打一次吊瓶要200块,至少要打三天,差不多要花大几百块。为了省钱,我很多时候就吃药挺着。领导知道了,让我休息,但我不想停下来。
后来体重开始下降,吃不下饭,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了很多药,刚好一点,又差点晕倒,我就感觉事情不妙。去年8月去医院检查,诊断出药物性急性肝衰竭。抽血化验,扎了好几个地方,总是差两管抽不出来。医生让我马上住院。我首先想到:我会死吗?医生说先观察一周。
生病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些年都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有没有真正享受一下生活,好像都没有。做编剧11年,我写了600多万字,每天都在低头码字,低头码字,都没有为自己好好做一顿饭吃,每天都在糊弄。

在房间里看书。

父母也在我工作最忙的那两年去世了。2014年,我母亲心脏病导致器官衰竭去世。料理完后事,我在家里陪我爸呆了一个月。老房子就剩他一个人,他说让我回去工作,家里还有我姐和我弟。我回去之后,还是抽出时间,带他去了上海、绍兴。我爸在三味书屋买了茴香豆,他特别开心说,“我二女儿好,你看看咱村里头有谁能带着自己的爸爸去坐飞机。”
我平时跟我爸聊得很多,大事小情都跟他说,买了很贵的糖葫芦也会告诉他。他身体其实不错,没什么大病。2016年一天夜里,我弟打电话说,爸出车祸了,没和他见最后一面,就走了。我就突然心里一下子空了。
那时候感觉灯塔灭了。父亲去世后,我把他的手机带在身边,有时候翻出我俩的聊天记录看看。我总做梦,梦见下学骑自行车回家,他俩在院子里摘菜等我,醒来才意识到那个家已经没了。
生病住院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人生其实挺失败,没有好好去爱我自己,爱周围的人。我那会儿37岁,没有结婚,父母也不在了,老家只有空着的老房子。当时就想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待着,想回到黑土地,离家更近一点。

东北养老院,杨扬在活动室和老人打台球。

活动室里的老年夫妻。


李阿姨

在养老院,李阿姨是我第一个认识的老人。我被安排和她坐在一桌吃饭,她在这儿住了8年。有一天,我看她心情挺不好,没吃几口,也不说话。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去看了儿子,儿子不认识她了。
李阿姨的儿子是精神病患者,已经20多年了。她老伴瘫痪了十几年,住在护理区。阿姨一生坎坷,第一个女儿夭折,二儿子得了精神病,她自己做过一次特别大的手术。一般会以为坏事情过去之后就会好转,她的人生并非如此,一件比一件更糟糕。

坐在房间里的李阿姨。

李阿姨说自己的记忆不太好,但想把之前的事情记录下来。我当时就想,帮她写回忆录。每天下午李阿姨就来我屋子里聊天,经常给我带吃的。回忆录现在已经写了5万多字。
“1976年的1月8日,是我第一个孩子夭折不久的日子。那天零下38度,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从家到工厂要经过松花江,江两边早已上冻,但中间还流着湍急的水。我来到江边,停了下来,看着滔滔江水向远方奔去。不知为什么,我的脚竟不受大脑控制,放下自行车,一步一步向江里走去,就像前方有什么东西在召唤我一样。
大脑一片空白,我只管向前走。突然,我一脚踩空,掉进了江里,江水穿透了我的骨髓,我的身体急速下沉。这时我才清醒过来,我为什么会在这儿?
人一旦清醒过来,就没了死的念头。我吓坏了,赶紧向岸上游。但棉衣棉裤被江水浸泡如同灌了铅,我的身体马上要被拽到江心,任由水流冲到下游。我想起我的家人,无力挣扎时,在一个拐弯处,一块儿厚重的冰把我拦下来。我带着挂满冰瘤子的身体爬上岸,整个人像松花江上的一座冰雕。我坐在岸边,心里想的是活着。”
这是阿姨记得很清晰的一次经历,她跟我说,眼泪早已经哭干了。现在只要她活着,这个家就在,她是儿子和丈夫的希望。
回到东北后,我也有一段时间处在抑郁期。这么多年累积的那个小成就,全部瓦解了。很多人说我挺可怜,年纪轻轻就生了一场病,父母又不在了,没有一个安稳的住处。李阿姨开导我,她平时参加养老院的活动,该跳舞跳舞,该唱歌唱歌,“自己过好了,才能给别人带去快乐。”

杨扬和李阿姨在大棚里摘西红柿。

李阿姨天天来我屋子,也是想找我说说话。她在养老院没什么朋友,有些老人觉得她不正常。她很爱买东西,鱼缸就买了三个,平时傍晚,就坐在小广场荡秋千。她住在我楼下,是走廊尽头的一间房,也可以说是养老院塞得最满的一间房。
鱼缸、电视、电子琴、老式挂钟,还有各种箱子,中间只留出一条小路。床上也摆东西,一个可以对话的智能屏,一个红色台灯。窗户被东西盖上了,屋里挺暗的。李阿姨和老伴住进养老院后,就把房子卖了,屋子里是她全部的家当。我坐在她的床上,看着周围的东西,觉得可能有这么多东西才能让李阿姨安心。
我去那天正好赶上停电。她很着急,担心她的鱼没有氧气了,也不顾我在,就摆弄自己的鱼缸。下午来电了,鱼缸灯亮了,她才放松下来。整个屋子里,鱼缸是最亮的,在这里陪她的只有鱼,和那个可以对话的屏幕。
有一天,李阿姨说不想聊了,她说“孩子,你是不是挺累的?要不就别写了。”她知道我身体不好。我后来也和别的老人聊。我问他们是否感到孤独,他们说,在家更孤独——孩子们都上班,岁数大的,儿女也是老年人了,身体不好,没法照顾他们。但老人是不会聊未来的。

在李阿姨房间,两人看外面唱歌的老人。


不想再做规划了

我来养老院生活已经三个多月了,从一线城市回到东北郊区,一下子闲下来其实也很无聊。晚上该干嘛呢?我没事做,也不看电视。我一直问自己:真的能在这里待下去吗?甚至想过可能住几天就走了。
有时候就听养老院护工和院长聊天。聊到常来看父母的子女,还是挺多的,但也有一些不给交养老费。还见过不给看病钱的,直接来抢银行卡,老人当场气病了,只能养老院垫付药费。老人他们对死亡早就看淡了,在养老院住着,是考虑有一天动不了了,有人管他们。
1号楼的马大爷,80多岁,我后来跟着他,记录他往返40分钟推车卖纸壳子的过程。捡了半个月,赚了52块。他没有退休金,住在养老院最便宜的房间,每月1100块,儿子给交的钱。平时他尽量不向孩子要钱,花销就靠卖纸壳子。

准备回寝室的老人停下脚步,看西边的晚霞。

在房间里喝水的90岁老人。

我第一次近距离面对死亡是5月的一天,中午,楼下几个老人在念经,声音很大。几个阿姨趴在窗边看,和我关系好的仲阿姨指着楼下,告诉我老人遗体存放的位置——家属从外地刚赶过来,要等办完手续,再告别遗体。到了晚上我就害怕,阿姨说有什么好怕的,“有一天我也会死的,我肯定死在你前头。”
我生病的时候会想,我应该不会活太久,但是跟这些老人聊天,谈到死并不会觉得沉重。大家想得更多的是:最好让我突然就死了,千万别像在护理区那样受折磨。

养老院的护工和老人跳舞。

8月6日,杨扬和一个阿姨在活动室跳舞。

现在我白天就和老人聊天,听他们讲各自的故事。大概半个月去一次市里,买些水果和生活用品,一个月花销不到3000。
前一阵,有一个00后的小伙子住进来,学法学的,来这里准备考研。他之前考了两次都失败了,父母想让他工作,但他仍在坚持。他住的房间在边上,很安静。刚来的时候说让院里给他一张学习桌就行,柜子里满满的都是备考的书,话不多。他压力应该也很大。
最近还有一对福建双胞胎姐妹来了。我们只有去食堂吃饭的时候会见面,简单打过一次招呼。她们几乎不和别人交流。我想,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年轻人一定有外人不能了解的事。他们不希望被打扰,这里也能给他们一个私人空间。
我闲下来会去后山坐一会儿。有一片林地,老人都喜欢在那里避暑聊天。一个大爷每天拿着蓝牙麦克风唱歌,我从他旁边走过,他就故意抬高调门,还把话筒递给我让我唱。这些老人也会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会不会回北京?其实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做了很多规划,现在只想好好休养,不想再做规划了。

晚饭后,杨扬和老人扭秧歌。

老人从松林里采来蘑菇。

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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