赭麓文学|| 梅建林：红色飘带在他们手中传递（上）——根据田林萍提供的资料整理
文摘
文学
2024-07-05 00:00
安徽
红色飘带在他们手中传递（上）
芜湖 梅建林
田登宽，陕西省米脂县人，一九三五年参加陕北工农红军，一九三六年随刘志丹东征，后到延安中央医院工作，一九四四年，在定边警备三旅，任后勤部主任，一九四七年撤离定边，参加了西府（宝鸡）战役，一九四九年参加解放兰州战役，后驻临洮，任四军后勤部主任，一九五二年到上海上炮校任教导队大队长（正团级），一九五四年到江西步兵军官学校，任干部处处长（副师级），一九五五年转业到江西南昌粮食局任书记局长（正师级待遇），一九五六年回米脂在粮食局任书记局长（行政十级）。下面是田登宽之子田玉平对其父亲的回忆录及田玉平少儿时的经历。一九五二年秋，满载着四军*军部的人员和家属的汽车，离开了临洮，前往上海。望不到头的军车，一辆接一辆的行驶在黄土路上，帶起的黄尘在飞扬，经过几天的晓行夜宿，我们到了宁夏的首府一一银川。在银川住了一天就要上火车去上海了，大家都很激动，上海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对这些从穷山僻壤里走出来的“土八路"，吸引力是很大的。在这伙人群中，许多人都没见过火车，坐火车对这些人来说也是很新鲜的事。第二天早晨，我们终於坐上了一列拉煤的火车，大家坐在煤炭上高兴的唱着歌，"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火车鸣了一声长笛，在嘹亮的军歌声中开动了，火车头喷出的黑烟在空中漂散，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车轮声，互相拉歌的声音此起彼伏。拉煤车停了下来，要换车了，车上的我们都下了车，行理也卸了下来，大家一下车，互相一看都笑了起来，人们脸上都塗上了煤灰，像戏中的黑脸包拯。在车站洗了手脸，吃了饭，哨音响了，我们又上了新换的火车，这是一列真正的军列，全是铁闷子车厢，两个火车头，前面一个，后面一个，风驰电掣，除非加煤加水吃饭，火车一路不停，途中的车站一闪而过。很快就要到上海了，车里的人们都很激动，大人们七嘴八舌，说着上海，上海谁也没去过，只听说，楼很高，灯红酒绿，吃的是海参鱿鱼，大米白面，女人们都穿的是旗袍，高跟鞋。军列到了上海天已经黑了，火车停了下来，站台上有几盏不很亮的灯，很冷清，传来指令是："下车时不许喧哗，保持安静！"，四周黑洞洞的，只有远处，能看到一片灯光，火车没有进入上海市客站，好像是停在了货运站。一下火车，只见站台上停着一长串蒙着帆布的汽车，根据指令，人们有序的上了汽车，大家都不说话，静悄悄的，车开动了，一辆接一辆，在黑夜中行进。军车在夜色中行驶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开进了一个闹市，一片灯光，商店的霓虹灯不住的闪烁，因为车在黑夜里行驶，一下到了明亮的地方，大家都很不适应，不自觉的用手遮住了剌眼的灯光。夜已经深了，街上行人很少，军车开进了一座军营，营门口很宽敞，两边站着持枪的哨兵，军营里面很大，楼房林立，都是二层小楼，很规则的排列着，我们住进了属于自己住的楼房，警卫员李树青在灶房打回了饭，李树青甘肃人，话不多，很老实，也勤快，那时也就是个十八、九岁，我的父母对他很好，就像一家人似的，后来中央一位领导，要李树青给他当警卫员，李树青不想去，我父亲把他训斥了一顿，父亲说："你给我当警卫员今后也不会有大的出息，你给中央首长当警卫员那是有前途的！"，最后，李树青哭着离开了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兵学校简称高炮校，坐落在上海市黄兴路，江湾区，五角场。占地面积很大，里面有医院，商店，理发店，浴池，游乐场，修理厂，停车场，都是军人在料理，还有我们的子弟学校，四周围墙很高，上面佈有铁丝网，没有特殊情况，是不允许外出的。上海高炮校，是由四军军部和华东部队一部，合并组建而成，校长和政委均由四军原政委李赤然兼任。在一次吃饭中，原华东部队的一位战士，把碗中的菜挑的丢下一地，司务长说，这是浪费，让他把丢在地上的菜捡起来，这位原华东部队的战士，不但不捡，还骂骂咧咧，司务长火了，解下腰上的皮带就抽，华东部队南方人多，个子矮小，司务长北方人，个大，结实，打的这位南方战士到处跑，为了两个部队的团结，校长把司务长关了三天禁闭。上海虽然解放两年多了，敌情还是很严重的，主要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活动的很厉害，搞投毒，暗杀，绑架…，当时部队规定星期天军人上街，最少三人结伴而行，一律着便装。学校组织我们看了一次特务使用的武器展览馆，展出的有发报机，微型照象机，匕首，麻醉剂，毒气，手套枪，钢笔枪，拐杖枪，雨伞枪，……大都是美制的。子弟学校开学了，原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干部子弟学校，现在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兵学校干部子弟学校，校长是翟平，学校的条件要比在临洮好多了，在临洮我们住的是平房，睡的是土炕，学校伙食也比较单调，经常是肥猪肉炒蒜苔。在上海我们不仅住的是楼房，还睡上了漆着图案，铺着厚棉垫的钢丝床；伙食是：早餐，红枣大米粥，面包，蛋糕。午餐，晚餐都是四菜一汤。每个月还发给我们四元钱的津贴，服装也比在临洮好，夏装，女生们发连衣裙，男生们是白衬衣，揹带裤。每个月子弟学校的教员帶我们去高炮校的医院检查一次身体。一个星期天，学校教员带我们去上海市玩，同学们都非常高兴，到上海己有一个多月了，我们还不知道市中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五角场距市区约有三十华里，我们是乘敞蓬军车去的。一进市区，果然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看的我们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途径国际飯店，我们在车上仰头数饭店的楼层，帽子都掉了，还没有数清飯店是多少层。我们去了中山公园，在中山公园我差一点跑丢了，教员给我们买了气球，不小心，我手中的气球飞了，追气球跑出了公园门，进不了公园我很着急，忽然发现一对中年男女买门票他们好像是夫妻，我就不远不近的跟在他们的身后，检票的以为我是这对夫妇的孩子，没有阻挡我就进了公园，进去后看见教员正在清点人数，发现我不见了，教员急得团团转，归队后，我们又去了上海大世界，在那里见到了哈哈镜，观看了杂技表演。六一儿童节，学校又按排我们到上海少年宫去看演出，少年宫非常漂亮，里面很宽敞，演出大厅，顶部按有吊扇，吊扇在旋转，我们坐在一排排漆着漂亮的图案的木椅上，很舒适，也很凉快，报节目的是个系着红领巾化着淡粧穿着连衣裙漂亮的小姑娘，她声音清脆，用普通话说道："今天的节目是由上海儿童剧团演出的小白兔和老猎人"。帷幕拉开了，舞台上打出了灯光布景，一片郁郁葱葱的大森林，蹦蹦跳跳的出来一群穿着道剧服装的"小白兔"，他们指了指舞台上含苞待放的道剧花，那些花竟然自己慢慢的张开了，我们觉得很新奇，紧接着出来了一位留着大胡子，扛着猎枪的老猎人，他边走边唱："树林是多么美丽，天气是多么好，打猎呀，打猎我最爱好，我不打兔子山羊，专打狐狸和狼，我爱和平，我爱这大树林！"。幕布徐徐的落下，我们还如醉如痴的沉浸在剧情中。父亲的工作有了变动，他被任命为，上海高炮校文化大队，大队长。这个文化大队主要任务是轮训高炮校的营连级干部。母亲笑着说我父亲："你就念了两年冬书，你能当了文化大队长？"，父亲板着脸说："组织还不如你？我当不了上级会任命我当大队长？"，我们都笑了！文化大队的住址在营区外的原来苏联顾问住过的一座别墅，四周是围墙，里面有一个二层小楼，两排平房，有鱼池，假山，烧暖气的锅炉房，面积还是挺大的，大门口设有岗哨，我们住在小楼里，学员们住的是平房，早出操，晚点名，还是很严格的，有一次，有个正营职学员，外出回来的太晚，翻墙进来的，在第二天早晨出操点名时，父亲批评了这个学员，这位营职干部当面顶撞父亲说："我就是翻墙回来的，你还能把我关起来吗？"，按当时的规定，要把一个正营职干部关禁闭是要得到高炮校领导批准的。父亲火了，当时就把这个学员关了禁闭，然后给校领导进行了汇报，校领导答复是，关就关了，下不违例。有一天，文化大队分来了个女教员很年轻，是上海的学生应征入伍的，她给学员们教唱歌还教跳舞。这批新入伍的学生给军营帶来了一股香风，尤其是女学生，她们年轻漂亮，有知识，她们参军后都想找一个军官结为伴侣，並不计较对方的年龄，只考虑职务的高低。这批解放军"土八路"刚进上海，上海的女人都躲着走，她们嫌"土八路"臭，一看见解放军，她们就捂着鼻子，绕道而行，现在只要是军官，她们不考虑对方年龄大小，是否有家舍，而全力追求，尤其是新进来的这批上海女兵，她们年轻，漂亮，有文化，把这些刚从硝烟迷漫战场上下来的解放军老兵迷的晕晕乎乎，他们开始追求时尚，开始嫌弃风雨同舟的老妻，嫌她们土，没文化，小脚，不会打扮，不会撒娇……，他们开始与曾共患难的妻子离婚。原四军参谋长姚知一，后任高炮校的政治部主任，大家还习惯叫他姚参谋长，他的妻子，李兰，共产党员，是子弟学校的保姆，她以前缠过脚，据说，姚参谋长想与李兰离婚，就给妻子在上海市买了旗袍，口红，高跟鞋，並要她烫发，李兰不适应，就同意离婚了，姚参谋长找了个上海姑娘，仅比他的女儿大一两岁。他一次出差顺路去看已经当连长的儿子，儿子只给他倒了一杯水，就离开了，没说一句话。还有一位团级干部，邵xx为与老婆离婚，整天打架，据说有一次他妻子和儿女，一齐动手，把邵团长打的从楼梯上滚了下来。他也找了个上海姑娘，只比他的大女儿大一两岁。这股上海的香风吹的这些"土八路"军官们昏昏欲睡，他们几乎都有与原配离婚的想法，就在此时，毛泽东主席发话了，他说，我们的共产党人，在拿枪的敌人面前没有被征服，有的却倒在糖衣炮弹面前，紧接着，为还那些离婚妻子一个公道，处理了解放军的高级将领王近山，这股歪风终于被党中央刹住了。我们和妈妈都松了一口气。一九五四年的秋天，父亲被调到了江西南昌的步兵军官学校工作，我们全家也随着父亲去了南昌。一九五五年转业到江西南昌粮食局任书记局长，一九五六年回米脂在粮食局任书记局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要说农民的生活不好，干部的生活也不好，我父亲当时是粮食局长，级别是十级，月工资217元，与地委书记杨沛琛是一个级别，在米脂县数我父亲的工资高，但我们也是吃糠窝窝，吃野菜，那时候提出，低标准，瓜菜带，当时粮食局有一位干部，月工资56.5元，当时来说，工资不算底，他要求辞职回去当农民，他说他是两筐山蔓的干部，我父亲硬把他劝说留下，我在米中上灶，和菜飯，能照见人影，还要半天上课，半天出去拔野菜，学校给定任务，同学们走在拔野菜的路上，不能说饿，一说饿，大家都走不动了，乡里学生还有糠炒面，我们街上的学生连糠炒面都没有，看见他们吃，自己爱的流涎水，我还偷的挖学校地里的生山蔓吃，我有一个当粮食局长的父亲，我又能怎样！当时是苦大家都苦，是饿大家都饿，我们怀念过去，並不是怀念那挨饿的岁月，而是怀念那人人平等的岁月，怀念那清明的政治，怀念那没有贪官污吏的毛泽东时代，怀念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代，怀念那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代，怀念那学雷锋的时代，怀念那我为人人的时代，怀念那团结一心，敢于拚搏的时代，怀念那敢于与外敌亮剑的时代。注*：四军前身是陕甘第4纵队，隶属西北野战军建制。1949年1月，4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四军。1949年10月，第四军奉令调往临洮、临夏地区，1952年9月，第四军番号撤销，军部改为中央军委城防高射炮兵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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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2月1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颁发的二等功勋章
梅建林，男，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县人，1959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文化。早年下放农村，曾经从事于民办教师工作数年。喜爱文学与写作，作品以散文见长，亦有少量论文发表。《安徽工人日报》、《芜湖日报》、《大江晚报》、《芜湖工运》、《包装财智》及《赭麓文学》等报刊杂志和网络平台皆有其文章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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