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子的逆袭：沐英在云南

▲ 曲靖念湖。（视觉中国 / 图）

文｜王在田

责任编辑｜杨嘉敏

大明洪武十四年（1381）12月的一个清晨，元朝在蒙古以外控制的最后一个行省——云南行省曲靖路宣抚司的府城南宁城外，浓雾覆盖了由西向东缓缓流过城北的白石江面。云南行省的蒙古守军主力十余万人集结于白石江南岸，在一片白茫茫的雾气中静静等待远道来犯的汉人军队。虽然听不到对岸传来的人声、马嘶声或者武器的撞击声，只有流水潺潺在周围回荡，但所有人都依稀感觉到大地在微微颤动，仿佛死神正在以隐蔽的步伐缓缓逼近。

忽然，大地的颤动停止了，白石江两岸又恢复了宁静，但相较平日失去了清晨常有的百鸟欢鸣，天地间弥漫着一股难以名状的肃杀之气。一阵劲风吹过，把江上的晨雾撕开了一面缺口。透过消散的雾气，元军主帅达里麻清晰地看到，无边无沿的敌军已经在对岸列好阵势，仿佛随时将要向己方发起冲锋。

立马于白石江北岸的明军统帅傅友德时年五十四岁，他的策略是利用夜幕和晨雾的掩护，指挥部队连夜倍道而行，趁元军不备偷渡白石江，奇袭南宁城。既然元军已经厉兵秣马在对岸迎战，傅友德决定挥军强渡白石江，从正面猛攻这支早已多年未历战阵的蒙古偏师——但就在此时，三十六岁的副手拦住了他。

这个人是洪武皇帝的干儿子，叫沐英。

或许有读者像我一样听着单田芳的评书长大，想必记得单氏的家传作品《明英烈》中有一位说话结巴的双锤小将叫做朱沐英，乃是朱元璋的螟蛉义子——“朱沐英”的历史原型就是沐英。

朱元璋一生中收过二十多个干儿子，皆以“文”字排行，比如朱文忠（即朱元璋的外甥、在明军开国将领中地位仅次于徐达、常遇春的李文忠）、朱文逊、朱文辉、朱文刚等等，沐英也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养子中的第一人。他祖籍濠州定远（今滁州市定远县），与祖籍濠州钟离（今滁州市凤阳县）的朱元璋是同乡，父亲早亡，母亲带着他在逃荒途中贫病而死，留下年仅8岁的孤儿沿街乞讨，所幸被当时刚刚成家但尚未生子的朱元璋夫妇所收养，起名为朱文英。后来这位小沙弥出身的朱元璋从部将到诸侯再一统宇内荣膺皇帝陛下，自己陆陆续续生了26个儿子，便要求养子们全部恢复原姓以绝后患。改到朱文英这里，他早已记不得亲生父母的名姓，只知道自己是朱家的儿子，对抚养他长大成人的朱元璋和马皇后夫妻俩感恩戴德，“沐陛下母后圣恩如天地”。朱元璋颇为感动，遂取“沐”字为姓，将朱文英改名为沐英，彻底去掉了朱氏养子的痕迹。

战乱年代，军阀收一堆干儿子并不鲜见，前朝有五代残唐时期的众多先例，国外则有埃及马穆鲁克王朝收养年轻奴隶培养成军事精英以维系统治的传统。本质上，收养关系通过亲情与权力的结合，强化了军阀与部将之间的互利共生关系，乃是乱世中一种特殊的羁绊手段。

朱元璋与沐英的关系也是如此。沐英在部队中长大，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辗转于淮西、皖南、江左等地，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年轻将领；年仅十八岁时就被任命为帐前都尉，协助主将缪大亨镇守镇江，既是向这位军界前辈学习作战技能，同时也是作为朱元璋的心腹监视这位当过义军也投靠过元军的降将；此后又被派往江西、浙江和福建交界处的广信（今江西上饶）担任指挥使，镇守朱氏政权的东南边界；二十三岁时，沐英率军从广信出发，攻破闽赣交界处的分水关，越过武夷山东进福建，再沿武夷山南下攻略闽西山区——这是沐英在军事舞台上的首次亮相，可谓牛刀小试；此后沐英被调回大都督府任佥事、同知，相当于在国防部担任训练司长和副部长，让他在中枢机关积累工作经验。

洪武九年，在中央经历了七年锻炼的沐英重新回到野战部队，担任邓愈的副手西征吐蕃，沿甘肃、青海一路推进至昆仑山——要知道自盛唐以来还没有汉人军队深入至此，此役可以说极大地拓展了明朝疆域。对沐英更有利的是，主帅邓愈在班师回京时病死于寿春（今安徽寿县），沐英成了这支胜利之师的代理元帅，回到首都南京后被朱元璋封为西平侯。洪武十三年，三十五岁的沐英首次作为部队主官率部从陕西出发，大致沿着霍去病在第二次河西之战的进军路线穿越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突袭北元重镇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全歼意图夺回河西走廊的北元脱火赤部；第二年又作为西路军先锋参加了明太祖的第四次北伐战役，兵锋直抵胪朐河（今中蒙边境克鲁伦河），再次大获全胜。

在东、西、北三个方向都打过大仗并积累了丰富的战场经验之后，沐英已经成长为一名能够独当一面指挥部队的优秀将领。在第四次北伐战役结束后的那年秋天，朱元璋派骁将蓝玉和养子沐英担任宿将傅友德的副手，率军征伐云贵，大明王朝统一全国的最后一战就此打响。

朱元璋早在洪武元年仲秋就已轻松攻克元大都（今北京），终结了蒙元在中原的统治，却延宕至洪武十四年秋季才出兵伐滇。之所以拖了这么久，一来是为了集中兵力追亡逐北，歼灭遁往漠北的元军精锐；二来是为了休养生息，恢复国力，积聚统一全国的实力；三来也是期望以压倒性的战略优势迫使困居一隅的云南行省统治者梁王巴匝刺瓦尔密不战而降，从而避免兵连祸结空耗民力。然而尽管朱元璋多次遣使向云南劝降，却由于种种原因全部归于失败，使臣一个都没有活着回来，意味着和平统一方案已然无望，必须以武力解决割据云南的残寇。

出征前朱元璋在皇宫前检阅部队，并向征南将军傅友德和两位副将军蓝玉、沐英面授用兵方略：“取之之计，（在于）进兵曲靖。曲靖，云南之襟喉，彼必并力于此以扼我师，出奇制胜，实在于此。即下曲靖……破之必矣。云南既克，径趋大理。先声已夺，势将瓦解。”大意是说，攻伐云南，关键是要拿下滇北门户曲靖，敌军一定会集结在那里负隅顽抗，只要我们出奇制胜，攻占曲靖，云南的元军就完蛋了，本土的大理段氏政权也将土崩瓦解。

正如朱元璋所预见，云南战役的大决战确实在曲靖爆发。然而，老将傅友德轻视敌军战斗力，准备指挥手下这支锋芒毕露的百战劲旅，硬碰硬地强渡白石江，从严阵以待的敌军手里抢滩登陆，显然忘记了洪武皇帝“出奇制胜”的叮嘱，因此被皇帝的养子沐英劝阻。

今天的白石江流向与七百多年前相近，它从南北向的南盘江河谷西侧蜿蜒流下西山，先是由西向东穿过南宁北郊，再转而向南流过南宁东郊，最后在曲靖府城东南方汇入潇湘江，一齐注入珠江正源南盘江——“曲靖”这个名字源于唐代在此设立的曲、靖二州，元代设“曲靖路”，其府城叫做“南宁”，并非今天的广西南宁，潇湘江当然也不是湖南的潇湘二水，而是一条全长不超过百里的南盘江支流。我在曲靖市白石江街道附近的公路桥上俯瞰白石江面，由于上游水库蓄水，河水流量很小，河面宽度不到二十米，流速也不快，完全可以泅渡。

尽管七百多年来沧海桑田，相信这条白石江当年也宽不到哪里去，因此傅友德才有底气让士卒们冒着守军的枪林箭雨一鼓作气冲过河去。而副手沐英可能注意到对岸敌军军容整齐，显然是有备而来，以逸待劳。如果元军趁明军半渡而击之，或者在明军渡河后集结时趁乱发动反击，渡河的一方势必居于劣势遭受挫折。根据《明史·沐英列传》记载，沐英对傅友德说：我军连夜兼程远道而来，部队相当疲惫，直接渡河的话恐怕会被敌军据险扼守（“我兵罢，惧为所扼”），还是用计谋智取曲靖，出奇制胜吧……

白石江战役的发展确实如同沐英的部署：明军奇兵迂回到元军背后，在山谷间扬起无数旌旗，而且每个人都带了一把号角，一齐在元军身后吹响，仿佛千军万马在元军背后准备发动冲锋。承平日久缺乏实战经验的元军果然陷入恐慌，以为已被明军合围，部队开始张皇失措。此时白石江北岸明军主力抓住战机，沐英“急麾军渡江”，命令善于游泳的军士率先渡河，泅渡到南岸后用长刀劈砍扫荡军心混乱的零星元军，清理出一大片滩头阵地。随后明军骑兵渡江，冲击开始退却的元军，十多万元军遂全面崩溃，争先恐后地放弃府城逃往昆明，沿途伏尸十余里，指挥官达里麻也被明军活捉。白石江战役以明军出奇制胜，元军全军覆没而告终。

云南行省统治者梁王巴匝刺瓦尔密所倚仗的防御力量，一是其本部元军，二是大理段氏。元军主力已在曲靖被明军全歼，而大理段氏过去曾在元末农民起义中救援过梁王，梁王还将女儿嫁给了大理总管段功以示宠信，但战乱平息后又对段氏横生猜忌，设计杀害了女婿段功（郭沫若曾根据这段历史写成悲剧《孔雀胆》），导致明军进攻云南时，大理段氏作壁上观，再未发兵相救。梁王走投无路，遂将妻妾儿女溺死于滇池后自尽。

消灭元朝的地方政权后，傅友德又派蓝玉和沐英进军大理。当时正值段功的儿子段宝、孙子段明相继逝世，大理段氏在一年之内死了两代领导人，转由段功另一个儿子段世执政，被沐英三路进击，同时攻打上关、下关，并由点苍山居高临下夹击，顺利攻拔大理。至此云南全境均被明军收归版图。

大理崇圣寺三塔。（视觉中国 / 图）

读明史征南事迹，我一直有个疑问：攻伐云南真的是沐英的才智勇略大爆发吗？《明史》对于征南副将军蓝玉在征南战役中的记载只有区区五十四个字，对于征南将军傅友德也不满两百字，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说的是傅友德如何平定贵州。云南，仿佛就是沐英单枪匹马收复的。

可是《明史》中也提道：“滇地悉平。（蓝）玉功为多。”也就是平定云南的战争中，蓝玉功劳最大——问题是它并没有记载蓝玉的功劳究竟是什么。

有没有一种可能，大理战役是蓝玉指挥的，三路夹击是蓝玉制定的战略，而沐英只是三路人马中的一路指挥官？

有没有一种可能，白石江战役中是蓝玉劝阻了傅友德，亲自率奇兵渡河迂回到元军后方，再由沐英从正面挥师渡江？

蓝玉这位继徐达之后的明军最强统帅在聚歼北元主力部队后五年被朱元璋以谋反罪灭族，株连一万五千人丧生，他本人被剥皮揎草传示天下，最后被挂在女儿女婿家的门楼上直到明朝灭亡；而傅友德这位在元末农民战争的腥风血雨中幸存下来的老将也因受到蓝玉案牵连，一年后在皇家宴会上当着朱元璋的面杀死两个儿子后自尽……考虑到这些，不由得让我更加怀疑沐英在云南战役中的战绩含金量——毕竟，历史是由幸存者书写的。

然而，历史也给了沐英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平定云贵的第二年，朱元璋诏令傅友德和蓝玉班师回京，留下沐英镇守云南——下面就得看沐英怎样凭借自己的本事守住这片多民族聚居危机四伏的边塞山地了。

无量山樱花谷。（IC photo  / 图）

果不其然，仅过了两年，滇西的麓川宣慰使司就开始叛乱。

“麓川”这个名字如今早已沉入历史长河，但在十三世纪中叶至十五世纪中叶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它曾是一个庞大傣族政权的中心，其疆域一度从滇西南扩张至今天的云南南部、缅甸北部以及印度阿萨姆邦。根据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实地考证，“麓川”就是“龙川”，这个地名来自于当地河流龙川江。麓川政权败落五百年后，民国政府以龙川江的缅语名字“瑞丽江”作为地名，改称“瑞丽”，那便是我国著名的边陲小城、翡翠之都。

麓川土司乃是“百夷”（又称“摆夷”“白夷”，系我国古代对傣族的称呼，也可泛指滇西各民族。本文从《明史》，以“百夷”指代傣族），元朝于1276年设置麓川路，任命百夷土司芳罕为当地土官，管理今天的滇西德宏地区。元代的云南行省主要分为两大政权，蒙古政权以梁王为首，统治滇中和滇东北的云贵高原地区；而滇西北的横断山区则由被忽必烈击败的大理段氏政权继续统治，相当于云南行省内部的一片自治区域；除此之外便是滇西南、滇南和滇东南的众多土司政权，元朝政府只是给个头衔，任由其自生自灭，结果偏居一隅的麓川土司通过结盟和兼并两大手段逐渐成了气候，将周边的百夷部族络合在了一起。元朝意识到了麓川的尾大不掉，先后四次讨伐，两次招安，但麓川并没有买账，稳步将其势力范围由怒江西岸东扩至澜沧江，再趁着元末政权衰微、天下大乱的机会继续向东蚕食，将地盘拓展到了澜沧江以东，最后终于动到了明朝的蛋糕。

要知道，麓川扩张所至的滇南地区位于横断山脉末梢，依然呈现了横断山区山脉平行、大河并流的地理特征，其中无量山、哀牢山都是云岭支脉，呈人字形向南延伸，分别成为澜沧江、李仙江与元江这并流三江的分水岭。由元江继续向东就脱离了横断山区，进入云贵高原。麓川的战略意图很明显，那就是取代大理，将整个横断山区控制在手中。它首先趁明军围攻大理之际加紧向东扩张，意图在大理段氏倒毙以前尽可能多地从其躯干上撕下几块皮肉，再趁明军立足未稳攻占了永昌城（今云南保山市），利用战场上的胜利给自己换来了“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的名号，成为沐英治下的名义藩属。洪武十八年（1385），麓川土司思伦法借口惩治其附庸部族归附明朝，派兵越过无量山进攻景东（今云南景东县），控制了李仙江流域；又过了三年，思伦法再次借口惩治部属，又派兵翻越山高林密的哀牢山，攻打位于哀牢山东麓的摩沙勒寨（今云南新平县漠沙镇）。

景东也好，摩沙勒也好，都是脱离麓川内附明朝的百夷部族。摩沙勒归附明朝，沐英与思伦法之间就多了哀牢山这道屏障；景东归附明朝，沐英与思伦法之间就又多了无量山这道屏障。这些弱小部族扼据冲要之地，是沐英必须争取的“统战对象”，从而兵不血刃地逐步削弱麓川的割据力量。

麓川攻打景东时，因道路艰远，加之遇到山间浓雾，沐英派出的援军与麓川军作战失利，仅能接应景东残部退至大理；但到了麓川进击摩沙勒寨时，一来此寨接近明军辖地，无需绕过南北绵延千里极为艰险难行的哀牢山区；二来麓川军补给线过长，入侵兵力有限；三来此寨若失，麓川将占据元江流域，也就是横断山区与云贵高原的边界，战线将推进到明朝直辖领地前沿，失去哀牢山屏障的明军已势无可退，故此沐英派出淮西旧部，曾随同傅友德和沐英转战南北的骁将宁正，沿今天的昆明、玉溪一线急行军赶赴摩沙勒寨，击溃了麓川叛军，斩首一千五百余级。

哀牢山原始森林。（视觉中国 / 图）

摩沙勒之战是麓川大肆扩张多年以来首尝败绩，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伤害性不大但污辱性极强：由于需要穿过哀牢山区密林，麓川无法投入其冠绝滇西的“重装甲部队”，而是纠集周边的百夷部族出兵，虽然其自身损失不大，但如果不向明军展开报复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今后再想征发这些部族为自己火中取栗可就困难了。因此，思伦法决定倾尽全力干一票大的，与一向采取守势的汉人军队一决雌雄，将其彻底逐出横断山区。

这回思伦法避开了令人生畏的哀牢雨林。摩沙勒失利两个月后，麓川军主力连同附庸部族兵力合计十余万人，再加上后勤补给民夫，号称大军三十万，向北绕过无量山和哀牢山，浩浩荡荡地涌向大理门户定边（今云南南涧）。在部队前头负责碾压一切障碍的是麓川的王牌部队——战象。

沐英收复云南的重要地点图。

在战争中使用大象古已有之。早在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东征途中就曾在五河之地（今巴基斯坦旁遮普地区）遭遇过战象逆袭；此后孔雀王朝兴起于恒河平原，大量运用战象攻城略地，在阿育王执政时期达到巅峰；与此同时战象这种新式武器也通过希腊人从南亚传至南欧。公元前280年，伊庇鲁斯的皮洛士大王受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邦塔兰托之邀，携带二十头战象渡海奔赴意大利，迎战南下攻击塔兰托的古罗马军队，前两战取得惨胜，西谚“皮洛士式的胜利”即语出于此。五年后罗马人卷土重来，终于击败了皮洛士的残余战象——这可能是战争史上最为驰名的战象战例。当然，后来迦太基的汉尼拔还曾驱策战象翻越阿尔卑斯山进攻罗马本土，但其威慑作用远大于实战意义，况且彼时的罗马军队也已经不怵这些庞然大物了。

罗马人研究出了一套对付战象的战法：首先是避免传统的密集阵形，在步兵方阵之间留出空隙便于避让战象；其次是使用尖刺、火把恐吓战象，利用动物惧火的本能来遏制其冲锋；再次是用弓箭射击战象的膝盖，破坏其行动能力；最关键的是投掷标枪远程攻击战象背上的驾驭者，从而使战象失去指挥陷入混乱，甚至掉头践踏本阵。

英国利兹军械博物馆的莫卧儿王朝战象盔甲。（视觉中国 / 图）

可惜古罗马军团的执政官们未能有机会向沐英面授机宜，况且一千六百多年后的麓川象军较之于印度、希腊和北非的先驱们在战力上又有显著提升：百夷战象在关键部位配备铠甲，可以抵御箭镞甚至长矛；象背上安装敌楼，军官们在配备了盾牌的敌楼上俯瞰敌情指挥部队，视野十分开阔；战象两侧还装有竹筒，内置向前突出的标枪，从而加大战象冲击敌阵时的杀伤力。而且横断山区地势崎岖，平坝较小，步兵难以展开，因此无法像平原地区的罗马步兵方阵那样散开阵形以避让战象冲击。决战前夜，听着对方军营中不时传来的大象嘶鸣，真是难以想象来自中原地区的明军士兵心中是何等的忐忑与恐慌。

然而明军统帅沐英此刻想必胸有成竹。此战乃是他守滇以来的最大战事，对阵的是大理段氏覆亡后云南最强大的割据势力，还有史上最大规模的战象部队——皮洛士扫荡罗马军团靠的是区区二十头大象，而麓川军在定边城外部署的战象多达百余头。在他的后方，明太祖朱元璋同宋太宗赵匡义、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一样都是遥控战场癖好的晚期重症患者，醉心于“决胜千里之外”。朱元璋从南京发来的最高指示是：“葺垒深池，以固营栅，多置火铳为守备。寇来勿轻与战。”可是敌军声势浩大，又有“装甲部队”清道，明军营垒仅能延缓却难以阻遏对方攻势，一味强调防御、避战的话只会丧城失地步步后退，而如果不能在高山深谷的横断山区挡住麓川军，一旦被对方进入地势平坦的高原地区，明军需要防守的战线将大大延长，从而进一步凸显明军兵力薄弱的弱点。

综上，沐英没有采取节节设防逐步消耗敌军攻击势能的战术，而是从驻滇明军中选拔了三万精兵驰援定边——定边城位于无量山和哀牢山北端的一座河谷中，向南是景东，向东是摩沙勒，向北是巍山和弥渡两个平坝，通往大理，一旦被由西而来的敌军占领这一交通枢纽，明军就会陷入极大被动，因此沐英决定在此与麓川军殊死一战。

既然沐英在以寡敌众的不利形势下选择与对方决战，我相信他的内心是有必胜信念的。

《明史》中的《沐英列传》和《云南土司列传》对定边之战的记载不尽相同，综合来看，这场战役至少打了两天三轮。开战的第一天，麓川军未出全力，试探性地以战象开道，冲击明军阵地；明军则部署了弩箭阵列，抵挡麓川军的首轮攻势。

哀牢山深处，阳光透过密林。 （视觉中国  / 图）

第二天，麓川军集结所有战象，加装铠甲防护之后再次发动突击，意图运用“象海战术”攻破明军的弩箭防线。沐英则将部队一分为三，以正面防御辅以左右侧翼，配备朱元璋特别叮嘱的火铳，并开创出了一种划时代的全新射击战术——三段击。

十四世纪明军所使用的“火铳”又叫手炮，它的工作原理与火绳枪相近，从前膛——也就是枪口——填入火药，装入弹丸，用通条捣实后引爆枪膛底部的火药，推射弹丸出膛射向目标。根据现代还原分析，火铳的整个装填过程大约需要一分钟。而对方骑兵只要依靠人多势众，顶过一轮齐射就可以继续冲锋，利用这一分钟的间隔突入敌阵，屠杀或驱散缺乏自卫能力的火枪手，火枪防线也就土崩瓦解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普遍的思路是尽可能多的装备火铳，尽可能多的杀伤敌军骑兵有生力量——但沐英则不然，他独创了火枪手的流水线作业法：将火枪手分为三组，第一组负责瞄准射击，第二组负责点燃火药，第三组负责装填火药与弹丸，将装填完毕的火铳交给第一组，再装填第一组交付的空膛火铳……如此周而复始，可以将射击间隔缩短到十秒左右，这种火铳战法就叫做“三段击”。

后来火铳改进为火绳枪，使用扳机击发，不再需要专人点燃火药，三段击战法也演变为三排火枪手轮换位置，第一排射击完毕后退回到第三排自行装填弹药，与流水线作业法的设计思路相同——但日本、西欧运用该射击战术比沐英至少晚了两个世纪。

当时朱元璋已向云南前线输送了大批火铳，本意是用于城防，但沐英别出心裁，另辟蹊径，将使用火铳所涉及的装填、点火、射击等复杂工序拆分为三个兵种，三人一组，迅速训练部队形成了战斗力，在定边之战的第二轮攻防中大放异彩。根据《明史》记载：“英率将士，益置火枪、神机箭，更番射……象皆反走。”也就是麓川战象在明军三段击的战术下饱受杀伤和惊吓，纷纷掉头跑回本阵；战死的大象倒毙后其背上的敌楼坍塌，上面的麓川指挥官们遭到明军攒射，“各被百余矢，伏象背以死”。

明代铜火铳。（视觉中国 / 图）

见杀手锏失利，思伦法只得回归到使用常规武器，派大将昔剌亦带着一支突击队向明军发起第三轮攻势——百夷将战士称为“昔剌”，因此“昔剌亦”很可能是百夫长或者五好战士之类的意思。麓川军并不以格斗和弓箭出名，他们的神技是投掷标枪进行超距打击，可以想象猛将昔剌亦如夜叉般咆哮而出，率领麓川突击队一边向明军左翼阵地冲锋，一边如雨点般掷出标枪，将明军弓箭手、盾牌手们纷纷刺穿倒地。明军左翼军心浮动，不禁向后退却。正在制高点俯瞰战事的沐英大怒，解下佩刀命令亲随立斩左翼指挥官，以儆军心。

左翼指挥官是谁呢，就是两个月前率军驰援摩沙勒寨、击退麓川叛军的大将宁正。说起来这位宁正同沐英一样也是养子出身，早在红巾军时代就跟着干爹韦德成投靠了朱元璋，后来韦德成战死，宁正子承父业当了部队的指挥官。据说朱元璋与韦德成的孀妻有染，还诞下一子，后来考虑到影响不好，为了笼络宁正及其部曲，这才让韦妻改嫁他人。

就是这位红巾军二代宁正，看见山顶的主帅沐英把佩刀交给了旁人，然后那人居然下山朝着自己的方向疾驰而来，他顿时意识到脖子上的六阳魁首根基不牢，恐怕顷刻之间就要身首两分，因为沐英在战前下过命令：“今日之事，有进无退。”情急之下，他掉转马头迎着昔剌亦冲了上去，一边飞奔，一边大声呼喝。正处于混乱中的左军士卒见主将亲自出马杀敌，也都振奋精神跟着玩命冲锋，结果反而打退了可能已经耗尽标枪的昔剌亦突击队。此时沐英指挥明军全面反攻，将麓川军主力歼灭于定边城外的南涧河谷之中。

哀牢山云海中的山寨。（视觉中国 / 图）

定边之战挡住了麓川东扩，为明朝在云南的统治带来了半个世纪的安宁。沐英一方面收复了三年前沦陷的景东，部署部队在此屯田，巩固哀牢山以西防线，另一方面向失败的麓川政权索取高额战争赔款：三万头牛、一万五千匹马、五百头大象和三百名象奴，相当于对麓川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釜底抽薪。在定边一脚踢到铁板的思伦法为了弥补亏空，转而向南攻打缅甸去了，一直要到五十年后的1438年，思伦法的儿子思任法才卷土重来攻击澜沧江流域，那已是明英宗时期的事了。

定边大捷之后，沐英还京述职，朱元璋拍着他的背说：“使我高枕无南顾忧者，汝英也！”又过了三年，沐英因儿时玩伴太子朱标英年早逝以及养母马皇后病死两大沉重打击而过度悲伤成疾，不久也呕血而死，年仅四十八岁。死后，西平侯沐英被追封为黔宁王，子孙被加封为黔国公，世袭罔替，直至末代黔国公沐天波陪同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流亡缅甸，最终为保护末代皇帝而战死在异国他乡。

上世纪七十年代，南京的沐氏墓地中曾出土一块金牌，史家鉴定为沐英对子孙后代的家训，试录于此：“凡我子孙，务要尽忠报国，事上必勤慎小心，处同僚谦和为本，特谕，慎之戒之。”

朱元璋一生中认过二十多个干儿子并委以重任，但在所有这些养子中，他仅对沐英刮目相看，让他世世代代镇守国家边陲重地。归根结底，这是因为“惟英在西南勋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