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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龄，江西进贤五里乡枕头岭张村人（今属民和镇常湖村委会）。其父张父臣（字万迪）功名在身，母亲陶氏为清末直隶州知府、翰林陶昭烈先生长女（开国少将陶汉章姑姑），张景龄在兄弟中排行第三，长兄张景贵（字代贵，号逊吾）次兄张景骞（字代骞，号耀寒）。![]()
陶汉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1917年1月14日生于江西进贤县。曾考入冯玉祥开办的汾阳军官学校，后到吉鸿昌部当参谋。1933年参加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保卫井冈山、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教员、支队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军教科科长、训练部副部长，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参谋长、平西军分区参谋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2旅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中军区副参谋长、冀中野战军参谋长、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参谋长。参加了正太、大同、张家口、正定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训练总监部科学条令部副部长和广州军区参谋长外，并在军事院校做理论研究工作。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著有《游击战术纲要》、《参谋工作》、《亚热带山岳丛林战斗要则》、《孙子兵法概论》等，2010年因病逝世。
1926年，张景龄在进贤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同年十一月，在友人徐镕（徐梗生）、方正（革命烈士）、赵明喆的介绍下，在进贤县临时党部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年十七岁。1927年十二月至1928年五月在江西党务学校第一期第二队毕业，时年十九岁。后历任历任中学教员、县委常委、执委、监委、宣传部长、第一区长、国民党进贤党支部书记长、县临时参议会参议长、省党部干事，省代表。![]()
1940年下半年任同人中学教务主任，校长为朱仙舫弟弟朱升平先生，学校设在临川辖地垄里朱村，只待一个学期，遂辞职，后与朱仙舫、饶澍等人筹备建立一所县立中学（进贤一中前身），时年三十一岁。后创办一所完全学校，名曰兴华小学，校址设在大场陶村，继迁湖边熊村（今青岚湖畔后村熊家）。![]()
1944年进贤县成立县临时参议会，胡毅任临时参议会参议长，张景龄任副参议长兼代参议长。当时的进贤有陶、胡、张三大封建派系，陶派以陶汉、陶淑、陶舜斌、陶舜友为首，胡派以九县联立洪都中学校长胡毅（省参议员、候补国大代表)为首，张派以张景龄、张景骞（南昌市警察局主任秘书、军统局少将）为首，各占一方，划分统治范围。由于陶派势力过大，省里有陶汉（章贡中学校长、省参议员）县里有陶舜斌（县自卫队副大队长）陶舜友（巨绅）实力较大，于是胡张两派合为一派，统称胡派，共同抵制陶派。1949年二月，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三大战役的胜利，标志着国民党军队的彻底崩溃。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基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这时的张景龄已经预示到了国民党的垮台，他积极向我党靠拢。1949年4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想要解放进贤，于是派县立中学教员余子渊与张景龄商议进贤解放事宜，张景龄则表示无条件支持进贤解放事业，中共党的地下支部多次在张景龄家中开会与就餐，因为张景龄是进贤党部书记长，所以在他家开会是最安全的。之后，张景龄更是以自己的特殊身份控制了进贤的武装力量，并动员自己的多个门生参与进贤解放事业，为1949年5月进贤和平解放作出了突出贡献。以下资料来自网络（节选）：5月14日上午，余子渊同志由刘孙远带领来到池溪罗傅村，和我会面后，交谈了近一个月来两人各自在温圳特支书记晏致保的直接领导下，在进贤开展策反工作的情况，研究了驻东乡解放军的指示和当前工作计划。随后，我和余子渊又找傅英坤、舒武烈、徐毅生在一起商议，一致认为，既然伪县长林锡光和原来的胡、张、陶三派在进贤的头领都已完全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都已参加起义，都在准备迎接解放军解放进贤，就可以立即发动、组织全县起义，实现和平解放、和平接管。
因此决定：立即去进贤县城，由舒文烈、余子渊召集赣中民主联军代表、起义投诚人员代表和工商、教育各界代表协商会议，讨论全县起义迎接解放军进城和平解放和平接管问题。同时，决定由傅英坤、徐荣春代表赣中民主联军四、五支队参加开会。于是，我和余子渊立即去县城分头找林锡光、陶舜斌等商议召开协商会议问题。
1949年5月14日下午，我和史军到了进贤县城。林锡光说，他已策动黎国模（县政府秘书主任）、胡贞龄（田粮处副处长）、周景斌（县粮库主任）、涂金龙（乡长）参加起义，迎接解放。县警察局督察长邱达平说，他已策动警察局长刘季立，司法科长吴运鹄率领全部警察参加起义，他们一直坚持维持社会秩序，等候解放。进贤县政府的科长、科员和办事人员，绝大部分都仍留在县政府等候迎接解放。陶舜斌说，他已策动了吴淞（县参议会副议长兼“勘乱”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县商会副理事长）、赵以华（县商会理事长）、姜华盛（姜源米厂老板、鄱湖馁靖区司令部情报所长）、陈师蕃（县商会副会长）、王统明（县政府教育科督学）参加起义。他们要求让吴松代表他们参加即将召开的迎接和平解放协商会议。还建议邀请进贤县中校长周寿铭（物理学家、民主人士）代表知识界参加协商会议。
当天，我和余子渊商量后，同意林锡光和陶舜斌提出的要求和意见，决定了参加全县起义迎接和平解放协商会议的代表名单，即:舒文烈、余子渊、傅英坤、徐荣春、林锡光、张景龄、陶舜斌、吴凇和周寿铭。同时，为了稳住起义、投诚人员的思想，除陶舜斌外，舒文烈、余子渊接受了他们自愿先后填写的申请入党誓词，作为参加了起义、投诚和参加了迎接和平解放革命活动的根据(解放前后均未批准他们入党)。因此，在解放前两个月内先后共有32人秘密参加了起义、投诚，我们准备与驻东乡的解放军首长协商是否共同接受他们参加全县起义投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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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历史又跟张景龄开了一个玩笑，本以为自己在光明即将到来时选择与新生的政权荣辱与共时，参加进贤和平起义的张景龄在1950年南昌城工部案中受到牵连，被划为地主恶霸而在1951年被镇反，其家属与后代在此后二十多年的运动当中遭到不公正待遇。1987年南昌城工部案在中央相关部门的复查下得以真相大白，诸多遭遇到被打倒与不公正待遇的人员都洗脱冤情。在当时南昌市委下令进行最终的调查平反之后，进贤县一大批党员受此连累的人都恢复党籍和名誉和离休资格，同时也肯定赣中民主联军是我党地下组织，起义人员一律按优待政策优待。然，张景龄案因日久年深，亲历者大多离世，而之前他曾经是国民党党员与旧政权的参议长，并且担任旧政府的相应职务而没能被平反恢复名誉，其后代尽管全力争取，但此事最终也是就不了了之。1994年9月和2019年11月，参加进贤和平解放的两大功臣李克明和舒文烈二位先生先后去世，这两位能够直接证明张景龄身份的证明人也将这遗憾带走。延伸阅读（资料来自新浪微博，作者田丁所书《南昌城工部地下斗争胜利50周年述怀》：1947到1948年间，闽浙赣区党委误将区党委城工部部长认定为内奸敌特，并殃及区党委城工部人员，有一百多人被处决。此案也牵连到南昌城工部，不但被切断了和区党委的联系，而且有两名同志在去湘赣边特委送支援物资时遇害。1949年7月，江西省委宣布不承认南昌城工部，其成员被解除党的关系。1956年，根据中组部的调查报告，中央指示福建省委为原闽浙赣区党委城工部系统的同志平反，遇难者予以昭雪。随后，江西省委据此作出相应决定，承认南昌城工部为我党地下组织，其成员提出申请后经审查批准的，可以恢复党籍。其他不少同志也先后恢复了这段组织关系，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同志直到1986年南昌市委召开关于南昌城工部问题的专题座谈会之后，才相继获得承认。
